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和平与安全:抗战初期国民政府的外交话语主题

2018-09-03方广龙

西部论丛 2018年8期
关键词:抗日战争

摘 要:中国对东亚和平与远东安全,尤其是列强在华利益具有重大的意义。抗战初期中国政府就是利用列强的在华关切,借助于人类安全与正义、民主与和平话语积极开展对欧美的外交,争取西方国家的支持。

关键词:抗日战争 安全正义 民主和平 民族解放

1937年7月7日,抗战全面爆发,中国在战争一开始就意识到了抗战对东亚和平与远东安全尤其是列前在华利益的意义,可以利用它争取国际社会对中国这个弱国的支持的。

1937年8月14日,国民政府发表《自卫抗战声明书》,宣布:“中国为日本无止境之侵略所逼迫,兹不得不实行自卫,抵抗暴力。”同时声明:“中国之领土主权,已横受日本之侵略;国际盟约,九国公约,非战公约,已为日本所破坏无余。此等条约,其最大目的,在维持正义与和平。中国以责任所在,自应尽其能力,以维护其领土主权及维护上述各种条约尊严。中国决不放弃领土之任何部分,遇有侵略,唯有实行天赋之自卫权以应之。”日本人违背人类道义,危害我民族生存权利,自应受到全世界人民的一道抵抗,正所谓“唯有实行天赋之自卫权以应之”。中国是弱国,日本是强国,“国际盟约,九国公约,非战公约,已为日本所破坏无余。此等条约,其最大目的,在维持正义与和平”正是对这一现实的承认,也是以中国承担的国际责任去争取国际社会尤其是英美对中国的支援。也就是说,中国政府很清楚抗战是为争取我民族的生存权利,同样也是为了人类正义与国际和平。虽然战争一开始中国便成了国际民主社会的弃儿,但中国政府一直未曾放弃争取国际民主力量的支持。1938年初,蒋介石分析形势:“虽然与它(即日本)冲突得最厉害的英、美、法、俄各国,目前都还没有参加战争,与我们共同一致来打日本,但这不是国际不动,而是时机不到。”且不论这是不是蒋在自我安慰,但是他看到了欧美各国与日本人的矛盾,或者说中日冲突反映欧美与日本的矛盾,这也让他一直坚持在外交上争取欧美国家支持。他还对欧美各国可能的参战时机做了预测,认为中国的抵抗会让日本“时刻陷在危机的深渊。一有失利,或一旦他的弱点暴露出来,各国就会毫不迟疑地加以打击。”

1938年4月,国民党召开的临时全国代表大会,通过了《抗战救国纲领》。规定了国民政府的五项外交原则;一、本独立自主之精神,联合世界上同情我国家之国家和民族,为世界之和平与正义共同奋斗;二、对于国际和平机构,及保障国际和平之公约,尽力维护,并充实其权威;三、联合一切反对日本帝国主义侵略之势力,制止日本侵略,树立并保障东亚之永久和平;四、对于世界各国现存之友谊,当益求增进,以扩大对我之同情;五、否认及取消日本在中国领土内以武力造成之一切的政治组织,及其对内对外之行为。因为我是弱国,其他各大国尚未参战,为争取国际我们不得不承担一些不相称的国际责任,这就是被国民政府列为第二条的“保障国际和平之公约,尽力维护,并充实其权威”。但被国民政府列为第一原则的是“独立自主之精神”与“为世界之和平与正义共同奋斗”,也就是说中国政府是将国家的独立自主与世界的和平与正义联系起来看的,都是为了突出我国家抵抗日本之重要意义,争取国际以实现我国家民族的独立自主。这也就是为什么“中国竭力向国际社会宣传和平不可分割,局部侵略将危机整个人类的思想”。

中国政府极力将中国抗战与国际社会对接,与人类正义与和平对接,就是为了解决中国的国家独立和民族生存权利问题。这一点不仅中国政府在抗战之初已经认识到,国际社会中一些人也认识到了这一点。

在1937年底,美国驻华大使詹森认为,日本人就是要消除“西方在中国人中间的一切影响”,“如果我们要得到尊重,我们就必须战斗”,詹氏认识到了美日之间矛盾的不可调和性。1938年6月在写给美国国务院的报告中詹氏说:“民主世界正呼唤着一位领袖,他要能在法律和程序的进程中清楚地以领袖的身份去思考,以领袖的语言去讲话,那就让他屹立在美国吧,如果他注定要在那里出现。”詹氏在这里要美国以民主世界的领袖的身份去支援中国的抵抗,那么反过来说就是中国抵抗是民主世界的屏障。中国政府始终把中国的抵抗与人类正义、世界和平联系起来,詹氏作为驻华大使对于这一点应该是清楚的。

1938年10月17日,美国财政部长摩根索在写给总统罗斯福的信中批评“主张不做任何可能遭致侵略国家反对的事情的僵硬外交政策”,他问道:“有甚么样的和平力量能比出现一个统一的中国更伟大呢?”在这里,摩根索是把中国作为一个伟大的和平力量看待的,这与后来罗斯福总统把中国作为“四强”之一是一致的。且不论美国的全球政策,至少他们已经意识到一个为民主世界作出了巨大贡献的中国是不可能甘愿任人宰割的。

本来,日本的全面侵华对中国来说是生死存亡的危急时刻,是对我国家独立和民族生存的极大挑战,而中国政府却通过外交努力将危及转化为机遇,来了一次华丽的转身。在日本全面侵华之初,国民政府即利用中国作为半殖民地大国与国际列强的重大利益纠葛和在远东的战略地位,将中国国家独立自主与民族生存权利问题之解决与人类正义、世界和平、东亚安全联系起来,则是这种独立自主意识的最高明的體现,也是我们为恢复历史荣耀的努力。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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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荣孟源主编:《中国国民党历次全国代表大会及中央全会资料》下册,光明日报出版社1985年版,第468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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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 唐纳德·施威编:《罗斯福与外交事务》第2辑第11卷,纽约1969年版,第390-392页。

[8] M.N.麦德里考特、道格拉斯·达金编:《英国外交文件》第2辑第21卷,伦敦1984年版,第762-763页。

作者简介:方广龙(1991一),男,汉,河南南阳人,河南大学历史文化学院硕士生,研究方向为近现代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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