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珍

我跟韩寒是同龄人，可惜读书太早，所以1999年第一届新概念作文大赛的时候，早已自行考上了大学。但当时作为金融系本科生，已经开始注意到一个很难不注意的出版现象——身体写作。就在同年，卫慧、棉棉等以引人瞩目的姿态高调进入公众视野。许多年后再回溯，这就是一个典型的文学、媒体与商业出版同谋的案例，是“青春文学”和“80后写作”被更成规模更有计划推出的前奏。从90年代后期北京召开世界妇女大会开始，妇女解放问题开始广受热议——但只限于以身体挑战世俗的自然性别层面而非社会性别层面——出版市场趁势推出一系列女作家丛书，我印象中很深的，有个系列就叫“红罂粟丛书”，推出的都是25岁上下的女作家，封面就用照片，里面也有一堆生活照艺术照图文并茂。远在上海宝贝炒作成百万畅销书之前，其实早有端倪。

这可能和我国一直有少年崇拜的传统有关，张爱玲的“出名要趁早”，乃至于梁启超的“少年强则中国强”，对于写作主体本身的标签过于关注，势必产生类似青少年崇拜、天才崇拜、才女崇拜等等看似抬举实则略带玩赏性质或者利用的消费心理，那些制造出这些标签的推手们自然清楚地看到了背后的这种集体无意识。某种写作一旦被当成潮流，退潮后沙滩留下的东西其实非常少。继“身体写作”之后，被图书市场看中的就是新概念，这就是“青春写作”概念的滥觞。在大学读金融的四年，正是一批同龄人渐渐成为畅销书作者的四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