四月下旬，繁花尚未落尽。夜晚，漫步在无锡老街，不时碰见卖唱的人。

这里是民谣的舞台，十之七八唱的是李志：《春末的南方城市》《天空之城》《梵高先生》……一把木吉他，一段忧伤迷颓的旋律，一篇诗意浓浓的歌词，再添上几位驻足聆听的游人，倒也可以模拟出一种远方的幻境。然而这种幻境，亦活跃于中国大多数旅游景区，活跃于旅行网站上文笔有限的菜乌游记，对经验丰富的旅行者来说，却未必能调动起他们的陌生化审美情绪。只是今夜灯火如梦，在一部分人眼里，所谓的远方，似乎真的来到古运河边，与民谣和诗打了个照面。

近年来，将民谣与诗歌捆绑在一起的销售法，已越出文艺的势力范围，伸向更广阔的商用领域。在一拨拨既不了解民谣也不了解诗歌的三流推销者鼓动下，三流的鉴赏者自以为抓住了文艺的真谛，他們还天真地认为，这种真谛就是前瞻性的，而自己正是这种前瞻的源头性票友。殊不知，真正的源头性具有真正的难度，要想成为源头，何其容易！放眼已逝的百年，真正成为源头性的并且仍在鲜活着的事物，又有几多？

在经济的伤害下与民谣一同被捆绑销售的汉语新诗，正是百年间寥寥可数的源头性事物之一。在人类有限的生命中，“百年”毫无悬念，能坐上最具诱惑性的词之交椅，它既亲密又疏离：亲密的是它带给人类幻想与渴望，并且彬彬有礼地抖露自己的时间限度，所以站在这个段位内窥视历史时，我们自以为能把握住无数的细节乃至温度;疏离的是，“百年”又始终按照时间的逻辑在文明的舞台上演戏，身穿纱绢制成的戏服，呈现小部分的同时，向我们遮蔽了大部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