写下这个题目，时光一下倒流到十年前，我的书包里揣着厚厚的一沓打印好的小说稿，辗转地奔走在北京几家文学刊物之间的情景，我把一篇篇小说怀揣希望地放在编辑部，而后被例行公事地打发出门，之后就是漫长的等待和内心深处衍生出的绝望与悲凉：我写的小说还行吗？我还会写小说吗？难道这些小说真的就不能发表出来吗？投出的稿子十个有九个等不到一丝一毫的消息，偶尔有消息，也是委婉的拒绝和退稿——后来，再投稿时，我几乎是本能地远离了北京的刊物，我后来发表了几十个中短篇，除了《青年文学》的两篇外，剩下的几乎全在外省。我对外省的文学刊物有一种出于本能的信任，他们在我遍投无门时接纳了我，让我不但心生温暖，也心生感激。

刚写小说时是非常迷茫的，八十年代带给我巨大震撼的先锋小说作家大都已偃旗息鼓，而我的内心还残存着那些先锋微弱的光芒，我完全不知道自己写出的小说是什么样子的，只是依了压抑很久之后的感情的真诚去写那些半是真实半是虚构的文字。期间，还因为爱用“我”这个第一人称叙述，受到朋友“自恋”的批评，而生硬地用第三人称作为叙述主体，这更说明我当时的状态：彷徨、恍惚，充满了自我怀疑和不自信。

小说发不出来，有朋友指点，让我把小说贴到网上去，我就随便拿出几个贴到当时正热闹着的“左岸”。那时，很多人经由“左岸”推介，已经开始登堂入室发表作品了，（比如，我后来的鲁院同学娜或，她的第一篇作品就是在左岸经徐则臣推荐发表在《人民文学》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