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晨 张伟

【摘 要】 我国全面二孩生育政策放开，暴露出生育意愿不高、生育实践不达预期的一些问题。利用子女成本-效用理论，本文发现现阶段生养子女直接成本高企和机会成本骤升是二孩意愿不得释放的根本原因，于是提出由国家财政适当补贴工薪阶级及完善生育保险制度等措施以推进全面二孩政策的实施。

【关键词】 全面二孩 生育意愿 子女成本-效用理论 生育保险 二孩补贴

一、引言

1973年，我国在全国范围内展开“晚、稀、少”的计划生育政策，1980年，实行独生子女政策，1989年，政府更加重视计划生育工作，将“一票否决制”推广到全国，我国总和生育率从1970年的5.81迅速跌至1991年的1.80，到2000年降至1.22。2.1的总和生育率是世代更替的增长率，1.5的总和生育率则是“低生育陷阱”的关键点，而我国的总和生育率在进入二十一世纪后就再没突破过1.5。具体如图1所示。

2013年11月15日，各省陆续开始实行单独二孩政策，全国符合政策条件的夫妇有1100多万对，截至2015年8月底，提出生育二孩申请的只有169万对，占比为15.4%。2016年元旦全面二孩政策放开，全年只出生1200多万人，远低于国家统计局、国家卫计委所分别预测的1786万人、1846万人，《中国人口和就业统计年鉴2017》公布2016年总和生育率为1.24，低于国家卫计委预测的1.63。2017年是全面二孩的补偿性出生高峰年，但2017年并没有如预期那样比上年多出生343万人，国家卫计委、国家统计局数据显示，分别较上年少出生了86万人、63万人，2017年总和生育率只有1.22左右（出生1100多万），远低于预期的1.97。

计划生育三十余年，放开二孩已经近三年，我国人口出生率没有出现井喷，仍处于“低生育陷阱”。没有了政策的约束，家庭内生生育意愿的低下被真真切切地反映在生育率的持续低迷上。是什么牵动着家庭生育意愿？或者说，是什么使全面二孩政策效应远低于预期？弄清楚这个问题，或许就能解释我国人口出生率的持续低迷，或许能从根源上找出提振人口的政策方法。

二、文献回顾

Barro and Becker（1989）认为父母将子女视为生命的延续，家庭生育决策类似于耐用消费品的购买决策，价格等同于父母养育子女付出的抚养、教育成本与照顾时间。Lucas（2003）认为主体一生的效用取决于消费、子女数量和每个子女终生效用，通过“量质权衡”做出最优生育决策。在这种模式分析框架下，通常把子女看作消费品，生育并培养后代的动机来自于父代的利他属性，其消费的代价体现为父母投入的教育资源和照顾时间，因此父母必须在有限的资源约束下进行消费和生育决策的权衡以使自身效用最大化。在利他的假设下，由于子女教育投资取决于由子女平分的父母的馈赠，子女数目越多，人均所能接受到教育或人力资本积累就越低。但对于利他的父代而言，后代的质量和数量是可以互相替代的，因此，后代的数量和质量权衡就取决于人力资本投资与物质资本收益的比较，在人力资本回报低于物质资本回报的情况下，家庭将倾向于减少对人力资本的投资，增加后代的数量，反之，如果人力资本回報高于物质资本回报，那么家庭就选择低生育数量，高教育投入。

同样在家庭效用最大化框架下，莱宾斯坦认为子女的成本包括直接成本和间接成本，直接成本为子女的生活、教育和娱乐等费用，间接成本为父母抚养子女导致的受教育机会和工作收入的减少等机会成本。而子女的效用主要分为享乐效用、经济效用、保险效用等。莱宾斯坦提出的“边际子女理性选择模型”，即通过对第n个子女的成本和带来的效用进行比较和权衡，一对理性夫妇抉择是否需要生育这个边际子女。当某个家庭生育第n个子女的预期效用大于预期成本时，则父母将倾向于生育第n个子女；当生育第n个子女的预期效用小于预期成本时，则父母可能倾向于放弃边际子女的生育，生n-1个子女是父母的最优选择。

在生育决策的时点，年轻的父母或许未能准确量化未来子女带给自己的效用，但却可以对目前养育子女的成本做出大致的估计，基于这个事实，本文采用成本-效用理论，主要在成本端探讨家庭的生育意愿。

三、二孩生育意愿不高原因分析

二孩带来的边际效用，如多子多福、人丁兴旺、降低失独风险，当今中国，医疗教育相对稳健，这降低了子女夭折风险及子女质量未达预期风险；另外，重男轻女也是一些未育男孩家庭想要生养二孩的原因，而陆方文（2017）实证研究发现，当今中国生养女孩的家庭幸福感要高于生养男孩家庭。较之一孩带来生命延续、生命意义的改变，二孩带来的边际效用要低很多。但在成本端分析二孩与一孩区别，可以发现，养育二孩成本并未比一孩低。

（一）生育二孩的直接成本高企

子女的直接成本指子女的生活、教育和娱乐等费用。随着物价和子女教育成本的不断上升，人们对高质量生活水平的追求以及对子女教育的重视都导致子女抚养成本和教育成本急剧上升。

表1是当今中国一个普通家庭抚养一个子女成人的费用核算，基础费用总计约32万，若在一孩未成年之际生育二孩，那么家庭养育子女年均基础花费峰值便可达3.5万元。家庭还会为子女准备成年后买房首付等，仅仅是子女的基础费用便能占普通家庭支出的很大一部分，若父母有意帮一孩争取更多资源，在学区房、课外培训等方面再加投资，那么仅一孩的花销便占了工薪家庭总收入的大部分，无力抚养二孩。

表2是九大城市抚养一个子女的成本核算，在北上广深，抚养子女的成本都超过了两百万，而根据国家统计局2016年全国城镇就业人员平均工资数据，城镇非私营单位就业人员年平均工资为67569元，城镇私营单位就业人员年平均工资为42833元。假设夫妻双方一个在国企一个在私企，那么他们的年收入就是11万元，子女出生到大学毕业共22年，夫妻总收入242万元，即使总收入全部用来养育子女，在北京或上海也养不起一个子女。

（二）生育二孩的间接成本上升

子女的间接成本指父母抚养子女导致的工作收入减少等机会成本。孕期产期哺乳期的时间刚需，使母亲失去该时段的工作机会，每多生一个子女造成的母亲工作时间断层及家庭事务愈加繁重也拖累了母亲的事业发展。

当今社会，妇女挣钱能力的提高是已婚妇女劳动参与率大大增加和生育率大幅度下降的一个主要原因。已婚妇女时间价值的变化深刻地影响着子女的相对成本，母亲的时间成本是生儿育女总成本中的一个主要部分（在美国，占总成本的2/3左右），而父亲花在子女身上的时间微不足道，其挣钱能力的提高对子女成本并没有明显的影响作用。子女的数量与母亲的工资率或母亲时间价值的其他度量之间有强负相关关系，而与父亲的工资率或收入往往有更强的正相关而不是负相关关系。也就是说，在父亲收入能力固定的情况下，母亲越脱离职场，家庭合意子女数量越多，母亲挣钱能力越强，家庭合意子女数量越少。

全国职场调查中，已生育两个或以上子女的职场妈妈仅占7%，育有一个子女的职场妈妈为43.3%。已育有一孩的职场妈妈中也有62.7%不想生育二孩，仅两成表示希望生育二孩。为何职场女性的二孩生育意愿不高？调查显示，担心生育后职场待遇上升空间变小、岗位有所下降是主因之一。仅有5.7%的职场女性认为生育后薪酬会有所上升，38.7%认为薪酬水平会下降。同时，有5.2%的女性认为生育后岗位有所上升，但四成的职场女性认为岗位会因之下降。放眼全国，认为生育对女性的职业发展有很大影响的职场女性比例高达63.4%。其中正处在职场上升期和适育年龄的80后认为，生育对女性的职业发展有很大影响的比例最高，“生育很有可能让职业女性失去晋升或接受新挑战的机会”。

此外，“三期”（孕期产期哺乳期）应有的权益难以保障也是职场女性畏惧生育的原因。我国相关的城镇职工生育保险办法规定，企业生育保险费一般由女职工所在企业承担，职工不出资，而机关事业单位则有财政拨款。二孩政策的实施加之政策的后续影响，用人單位承担的成本随之成倍增加，女职工在社保基金领取生育津贴，单位须额外补足其差额部分。另外，女职工生养子女照顾家庭往往导致工作分心，企业聘请女职工的性价比不及男职工。双向损失，企业用人成本高企。一直以来，社会上都存在着就业性别歧视，近年来我国虽陆续出台了反就业歧视法及生育保险办法，但此种制度违法成本太低，许多企业明里暗里实施育前辞退，侵犯了职场女性的三期权益。

四、推进全面二孩实施的对策

（一）推行二孩补贴与降低教育成本

养育子女的直接成本占家庭支出比例过高，是许多普通家庭对二孩望而兴叹的主要原因。要解决这一问题，可以从二孩补贴和降低子女经济成本两方面着手。

基于当今中国人口基数仍然大的国情，财政无法做到对新生子女的补贴能贯穿所有子女的成长期。另外，给靠救济的子女的母亲提供补贴的计划降低了子女的成本，随着子女人数的增加，补贴也会增多，这些计划还将导致母亲劳动参与率下降。财政的过度补贴会导致许多职场妈妈重回家庭，从而短期内迅速减少劳动力人口，加速了我国人口红利的消失，与新常态稳增长、调结构中二孩政策意图带来劳动力资源供给的目标背道而驰。另外，有统计表明两类人群更愿意生育二孩，高收入人群和低收入人群。高收入人群认为多个子女一同成长，能培养出更好的性格；低收入人群则认为多子多福。于是高收入人群不需补贴，低收入人群不必补贴，所以补贴的目标是在财政允许的范围内为工薪家庭提供一定的补贴。本文建议，在职场妈妈二孩怀孕后期、产期以及哺乳前期，由国家给予其原本工资六成以上的补贴，超过一定工资，如月薪5000元以上，按照最高不超过3000元发放补贴，另外，国家可对职场妈妈所工作的企业进行一定程度的补贴，以减小性别歧视，维护妇女职位。工资水平一定程度上反映了劳动力的素质，而许多回归分析表明，子女教育和母亲教育之间有一种正相关关系，上述举措不仅对症下药，激发了工薪家庭的二孩意愿，增加了人口数量，也同时提高了人口质量、更好地调节了劳动力结构。

降低子女的经济成本，并非限制父母在子女身上的投资，而是通过政策改革及法律约束，去掉一些虚高成本以缓解父母压力。首先，缩短学制，现阶段小学初中甚至高中学业冗长，学两年复习一年的情状不在少数，既耽误子女的时间精力，也浪费父母的金钱和精力，若能压缩学制至20岁读完大学，一来每对父母的压力少了两年可以更放心地生二孩，二来也可以使年轻劳动力提前进入市场，与延迟退休一起，扩大劳动力年龄段，延缓人口红利的消失。其次，立法严厉打击市场上培训乱象，如在职教师硬性要求班里学生参加他的补习班，再如市场上天价掺水的培训机构巧立名目乱收费。内外兼收地控制教育成本，能为控制子女的经济成本做出不菲的贡献。

（二）完善生育保险制度

生育保险是在怀孕和分娩的女性劳动者暂时中断劳动时，由国家和社会提供医疗服务、生育津贴和产假的社会保险制度。完善生育保险制度，保护职场妈妈生育的权益，能缩减生育所得与工作机会成本之间的差距，妇女便更愿意生养二孩。

（1）英国的生育保险制度

一是法定生产给付：妇女在合格周（预产期前第15周）的前8周按平均周薪的 90% 给付。而剩余的周数，采取定额给付的方式。

二是生产津贴： 符合资格者可领取为期26周的生产津贴，周薪高于106英镑的妇女每周106 英镑，低于则可领取其平均周薪的90%。

同时英国还有孕婴假、父亲假和临时照顾假等人性化的生育假期。

（2） 德国的生育保险制度

一是子女津贴： 居住在德国有未成年儿女的人，联邦财政通过雇主连同工作报酬一起每月向负主要抚养责任的父母一方支付。

二是育儿假： 作为雇员的父亲或母亲享有3年育儿假，期间雇主不能解雇雇员，雇员还享有免交养老保险费和失业保险费等优惠。

这两国的反歧视法和生育津贴很好地解决了怀孕歧视与育婴的问题，可操作性强，覆盖范围广，并且每个企业都要向符合资格的雇员支付生育补助，这样男女均可享受生育福利。我国可取其精华，借鉴这些发达国家的相关生育保险制度，国家适当补给以补贴孩子花费，缩减生育所得与工作机会成本之间的差距；倾向补给工薪阶级以提高人口数量和质量；父母同权休假以平衡男女职员，促进职场妈妈回流，壮大劳动力人口。

五、结论

生育意愿低迷，生育实践不甚理想，根本原因在于生养子女的直接成本高企和间接成本上升。要更好的推进全面二孩，须从降低直接成本和补贴间接成本两方面出发。首先，在财政允许的范围内为工薪家庭提供一定的补贴，这样不仅能激励原本犹疑的工薪家庭释放生育意愿，也为下一代人口素质的提升奠定了基础。其次，学习西方国家先进的生育保险制度，虽鼓励职场妈妈生育二孩，却也鼓励职场追求以唤回女性劳动力，做到不只为了未来劳动力的增长而忽略现在劳动力的短缺，为劳动力结构转型助力，为全面二孩的推进助力，为男女工作的平等助力。最后，配合使用缩短学制以释放年轻劳动力，延迟退休以挽留成熟劳动力，加强职业教育以缓解结构性失业，开发人工智能以填充行将消失的人口红利，激励创新与人才培养留用以完成从中国制造到中国创造，人口大国到人口强国的转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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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简介：王晨（1994-），女，汉族，湖北襄阳人，湖北大学西方经济学硕士研究生.张伟 （1971-），女，汉族，湖北老河口人，經济学博士，湖北大学商学院副教授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