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 要】 在中国对外开放与区域协调发展战略的实施背景下，FDI的区域选择出现了由东部发达地区向中西部地区转移的趋势。外资带来的技术溢出需要相应的人力资本来匹配。在对FDI存量与人力资本的匹配性进行理论分析后，本文使用2002-2016年中国30个省市自治区的面板数据，进行三大经济地带的实证分析。结果显示：中西部地区FDI存量与人力资本存在正向匹配关系，东部为负向匹配关系。本文的政策意义在于通过对扩大外开放引入更多FDI，促进FDI的地区合理分配，提高各地区的人力资本水平。

【关键词】 FDI存量 人力资本 匹配

1.引论

在1994年中国进行了分税制改革，当年FDI高达337.67亿美元并且成为发展中国家中最大的FDI吸收国，2014年超过1196亿美元成为了世界上最大的FDI吸收国。联合国贸易和发展组织的世界投资前景年度调查报告中说到中国是对FDI最具吸引力的世界经济体。2016年，中国外资流入1390亿美元，排名全球第3，连续25年位列发展中国家首位。

2017年10月18日，习近平同志在十九大报告中指出，实施区域协调发展战略，应强化举措推进西部大开发形成新格局，深化改革加快东北等老工业基地振兴，发挥优势推动中部地区崛起，创新引领率先实现东部地区优化发展。在中国区域协调发展战略的实施背景下，FDI的区域选择出现了由东部发达地区向中西部地区转移的趋势。

自改革开放以来，我国教育在普及和公平方面的进展显著，财政教育投入比重、义务教育巩固率、高中阶段毛入学率等指标均明显提高。国外发明在中国的专利授权从2002年的5686项增加到2016年的302136项，但期间也有回落的趋势。跨国企业在中国投资的同时也带来了技术溢出，但并不是稳步增加的，技术进步需要国内更多的人力资本来匹配。FDI是扩大城镇就业规模、提升地区人力资本水平的重要动力，本文关于匹配性的考察在于FDI存量是否能正向带来更多的人力资本，这一问题具有十分重要的理论和现实意义。

2.文献综述

西方学者对于FDI与发展中国家人力资本匹配的问题持有正反两类观点。一种观点认为来自发达国家的FDI具有培训效应和示范效应，有助于发展中国家的人力资本提升（Javorcik，2004）。另一种观点认为发展中国家吸收的FDI通常属于劳动密集型行业，技术水平低，吸收了大量低素质的廉价劳动力，不利于人力资本匹配（Ritchie，2002）。

国内这一领域的研究大多关注FDI对就业的影响， FDI与人力资本匹配的相关研究兴起较晚。代谦和别朝霞（2006）指出FDI 给发展中国家带来技术进步依赖于发展中国家的人力资本积累速度。罗良文（2011）认为FDI促进了人力资本提升，但这一促进作用是有限的。外资作为一种资本要素，其区域变化也必然带来地区人力资本的变化，为我国不同地区的经济发展带来新的机遇。

以往的研究已经取得了许多实质性的成果，但仍存在一些不足。第一，在国内外的研究中，鲜有文献关注FDI存量与人力资本的匹配性，本文讨论了中国地区层面的这一匹配性，并进行实证分析。第二，在中国实行区域协调发展战略的背景下，各地区人力资本及FDI存量的变化未能充分反映，本文使用了2002～2016年30个省的数据，划分了东、中、西三大经济地带，在讨论FDI存量与人力资本的核算方法后将现实情况与实证结果结合分析。

3.FDI存量与人力资本的核算

本文借鉴了张军等（2004）以2000年价格表示的中国各省份固定资本存量估计结果，并利用其提供的社会固定资本折旧率（σ=9.6%），计算中国各省2002年～2016年以固定资产投资价格指数折算为2002年价格的全社会固定资本。计算资本存量的永续盘存法表示如下：

其中，Iit为当年的全社会固定资产投资，σ为折旧率，Kit与Kit-1分别表示当年以及上年的全社会固定资本。

对于FDI存量的核算方法，本文借鉴了周启良等（2009）把各省市最早年份的FDI流入量作为该地区基年存量，再利用式（3）估算出2002～2016年的各省市FDI存量，以GDP平减指数核算以2002年价格表示的实际FDI存量。全社会固定资本减去FDI存量，即为各地区的国内资本，可简单表示为：

其中，K表示固定资本，Kd为国内资本，Kf为FDI存量。

此外，本文借鉴彭国华（2005）计算中国人力资本的方法1计算了2002～2016年中国各省的人力资本。具体的计算方法如下：

其中，YE为平均受教育年限，NP表示小学人数，NJ表示初中人数，NS表示高中人数，NC表示大专及以上人数，N表示各省份被调查的6岁及以上总人数，数据来自《中国统计年鉴》。ф（YE）是教育回報率，指多接受一年教育使劳动者生产效率提高的比率，L为年末从业人口。

4.理论与实证分析

4.1 理论分析

在参考R.Lucas（1988）及Romer（1994）内生增长模型的基础上，假设基准情景是一个完全自由竞争的市场，构建一个简单的道格拉斯生产函数：

其中，Y是厂商的总产出，A为技术水平。将资本存量K分解为两个部分，Kd是国内资本， Kf表示FDI 存量。H为人力资本，（5）式以H代替L。α、β、γ是介于0到1之间的参数，分别表示国内资本要素、国外资本要素、国内人力资本要素的产出弹性。此时成本函数为：

4.2 实证分析

对应的指标变量引入理论模型（13）后得到实证模型如下：

其中，HC为人力资本，FDIS为实际FDI存量，DC为实际国内资本，W为经过实际平均工资指数平减后的职工平均工资。样本为我国2002～2016年30个省的面板数据，分东、中、西三大经济地带讨论，2所有的数据来自于《中国统计年鉴》、《新中国60年统计资料汇编》以及各省的统计年鉴。

Hausman检验表明，所有模型均在5%水平上显著，因而采用固定效应模型进行回归。估计方法采用 PCSE（面板校正标准误差），这一方法可以应对复杂面板数据中存在的异方差等问题。为了在PCSE估计中反映固定效应，模型中引入了各省的个体虚拟变量，回归结果如表1所示。

根据表1可以发现所有回归的拟合优度R2 均高于99%，证明FDI存量与人力资本匹配性的模型有效。全国FDI存量与人力资本的匹配并不显著，而中部在5%的显著性水平上呈正相关，FDI存量每上升1%，人力资本上升0.038%；西部在1%的显著性水平上呈正相关，FDI存量每上升1%，人力资本上升0.089%。然而，东部FDI存量与人力资本在1%的显著性水平上呈负相关，FDI存量每上升1%，人力资本下降0.06%。在人力资本与外资相对饱和的东部地区，FDI将带来更多的普通劳动力，因而降低了人力资本。反之，中西部地区正处在崛起与开发阶段，普通劳动力缺乏，外资的流入会提高当地的平均受教育年限。

不论是在全国层面还是地区层面，国内资本与人力资本之间都表现为显著的正向匹配关系，全国国内资本每上升1%，人力资本上升0.1%，三大经济地带的上升幅度分别为：地区国内资本每上升1%，东部上升0.07%，中部上升0.13%，西部上升0.26%。中部工资水平与人力资本间的关系不显著，而全国及东部的工资水平与人力资本有显著的正向匹配关系，平均职工工资每上升1%，全国人力资本上升0.21%，东部则为0.41%的涨幅。然而西部平均职工工资每上升1%，人力资本下降0.23%。西部大开发战略为吸引与留住人才已保留了多年的高工资水平，不能构成为西部匹配更多人力资本的主要原因。

5.政策与建议

基于上述研究结论，结合我国当前的实际情况，为了充分地利用FDI增加地区的人力资本，本文从以下几个方面提出政策建议：

1、建立全球范围的FDI中心。中国内地和香港每年的FDI流入和流出都位居世界前列，已具有全球FDI中心的雏形。建立全球范围的FDI中心有助于扩大中国的对外开放，更大规模地吸收FDI并通过在全国范围内的合理分配积累更多的人力资本。

2、促进东、中、西FDI均衡协调发展。协调并且加强东、中、西三大地区的联动，缓解地区间FDI的非均衡发展。东部地区应继续发挥沿海城市和经济特区的先导作用，中西部地区在吸引外资集聚的过程中，可以与东部地区建立省级合作平台，为外商提供更多优惠的引资政策。

3、依据地区产业发展水平引进配套外资。东部地区应以税收等优惠政策吸引高新技术跨国公司进入，鼓励更多研发设计等价值链高端的投资进入。中西部地区要利用自身的资源与环境优势，通过产业转移对接，引进与自身资源禀赋关联度大及产业链长的投资项目，尽快跨过经济发展水平门槛。

4、加大国内固定资产的投入。地区各级政府应做好人才的引进和培养工作，对高素质人才提供公正的待遇，完善人才激励和服务保障体系，从医疗、环境、优惠、待遇等方面入手。配合中部崛起和西部大开发战略，政府应重点布局基于“一带一路”沿线的基础设施建设，加强与亚太、中东、非洲地区的合作，提高區域间的知识溢出能力。

5、完善城镇职工工资的法律和制度。东部地区经济生产效率较高，而工资水平未能同步发展，政府和企业共同制定提高工资水平的规划将有利于东部人力资本的增加。国家仍需对平均职工工资进行宏观调控，改革与完善《劳动法》中的相关内容，地区各级政府应根据本地的经济发展水平完善相应的最低工资标准。

【参考文献】

[1] 代谦，别朝霞. FDI、人力资本积累与经济增长[J].经济研究， 2006（4）：15-27.

[2] Fu X， Balasubramanyam V N. Exports， Foreign Direct Investment and Employment： The Case of China[J]. World Economy， 2005， 28（4）：607–625.

[3] Javorcik B S. Does Foreign Direct Investment Increase the Productivity of Domestic Firms？ In Search of Spillovers through Backward Linkages[J]. American Economic Review， 2004， 94（3）：605-627.

[4] Jr R E L. On the mechanics of economic development [J]. Journal of Monetary Economics， 1988， 22（1）：3-42.

[5] 罗良文.对外贸易和外商直接投资对中国人力资本存量影响的实证研究——基于岭回归分析法[J].世界经济研究， 2011（4）：31-35.

[6] 彭国华.中国地区收入差距、全要素生产率及其收敛分析[J].经济研究， 2005（9）：19-29.

[7] Ritchie B K. Foreign Direct Investment and Intellectual Capital Formation in Southeast Asia[J]. Oecd Development Centre Working Papers， 2002.

[8] Romer P M. The Origins of Endogenous Growth[J]. Journal of Economic Perspectives， 1994， 8（1）：3-22.

[9] 张军，吴桂英，张吉鹏.中国省际物质资本存量估算：1952—2000[J].经济研究， 2004（10）：35-44.

[10] 周启良，湛柏明.FDI对中国三大经济地带就业效应的实证分析[J].经济与管理，2009，23（3）：73-78.

注释：

1.被广泛引用的Psacharopoulos et al（2004）所提供的数据表明 ，中国的教育回报率在小学阶段为 0.18， 中学阶段为 0.134，高等教育阶段为 0.151，这一比率与亚洲国家的平均水平比较接近。

2.全国分为三大经济地带。东部11省：北京、上海、天津、河北、辽宁、山东、江苏、浙江、广东、福建、海南；中部8省：吉林、黑龙江、河南、山西、安徽、湖北、湖南、江西；西部11省：内蒙古、新疆、甘肃、陕西、四川、云南、广西、重庆、贵州、青海、宁夏，西藏自治区由于大部分数据不可得而未列入划分中。具体划分方法来源于中国统计局网址：http：//www.stats.gov.cn/tjsj/zxfb/201701/t20170120_1455967.html。

作者简介：余寒（1994—），男，汉族，湖南益阳人，硕士研究生，单位：中南财经政法大学人口、资源与环境经济学专业，研究方向：人口经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