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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修辞学发凡》理论思想综述

2018-08-24李爱菊

语文教学与研究(教研天地) 2018年1期
关键词:辞格陈望道喻体

李爱菊

陈望道先生的《修辞学发凡》1932年出版,此书集修辞学之大成,创造了比较完备的修辞学理论体系,在学术界被称为“现代修辞学的奠基石”和“现代修辞学史上重要的里程碑”。《修辞学发凡》的影响,在修辞学史上也是空前的。它不仅建国前被各大学用作教材,建国后也被多所学校采用,它的修辞学体系和研究方法影响后世数十年,被许多学人仿效和学习,孕育出了一批批修辞学研究人才,如著名学者郑子瑜、张志公、倪宝元、吴士文等都声称是读了《发凡》,才走上修辞学研究道路的。陈望道先生的《修辞学发凡》和中国修辞学的传承关系于此可见。通过读完这本书,我才清楚地了解修辞学到底是研究什么的学科以及在我们语言表达中的重要性。我将此书的主要理论思想总结如下,并运用其中的理论知识对语言现象做一下自己的解释。

一、《修辞学发凡》的结构框架

全书共分十二篇。第一篇概括地述说修辞现象和修辞学的全貌。第二篇述说修辞可利用的语言文字的可能性。第三篇讲了消极和积极两大修辞分野的互相区别和互相联系。第四篇述说消极修辞的一般情况。第五篇到第八篇述说积极修辞中的辞格。第九篇述说积极辞格中的辞趣。第十篇述说修辞现象随种种不同情况而变化,以及它的统一的线索。第十一篇讲了语文的种种体式,特别详述了体性方面的体式。第十二篇是结语,简述了修辞学的变迁、发展,并指出研究修辞学应有的努力。可见,《修辞学发凡》结构非常的清晰,重点很突出。

二、《修辞学发凡》的理论贡献

本书是把存在汉语语文中的种种修辞方法、方式,以及运用这些方法的原理原则,加以系统的阐释,并且指明它的发展方向。《修辞学发凡》被称为“现代修辞学史上的奠基之作”必然较以往修辞学理论有一些创新。其中最主要的理论分别为:基本修辞观、三个境界、题旨情境说、两分野。

(一)《修辞学发凡》基本修辞观

在本书的第一篇陈望道先生称:“修辞就是调整或适用语辞。”陈先生首先提出了两个问题:1.修辞是文辞还是语辞?2.修辞是修饰还是调整?对这两个问题作者先回答了以往的观点,进而提出自己的观点,并进行解释。

首先,以往的观点认为修辞是文辞,对此,陈先生说:“文辞上流行的修辞方式,常常是受口头语辞上流行的修辞方式影响。”《发凡》认为,把“辞”当作文辞,这是“礼拜文言时期的一种偏见”。因为“在礼拜文言时期,人们往往轻蔑语体、压抑语体,贬称它为‘俚语和‘俗语。可见,“修饰文辞说”往往只承认文辞、即书面语、文言文可以修辞,而认为语体文即白话文、口头语不能修辞。《发凡》指出:“所谓辞实际上包括了所有的语辞,而非单指写在纸头上的文辞”。(p.2)也就是说,语辞既包括文言文和白话文,也包括书面语和口头语。《发凡》关于修辞现象存在于一切语言活动之中的观点,一方面批判了当时礼拜文言、轻蔑白话文的不良风气,一方面廓清了人们对于修辞含义的模糊认识。

第二,是修饰还是调整?《发凡》认为把“修”当作修饰,“这也只是偏重文辞,而且偏重文辞的某一局部现象的一种偏见。修辞原是达意传情的一种手段,主要是为意和情,修辞不过是调整语辞使达意传情能够适切的一种努力。既不一定是修饰,更不一定是离开了意和情的修饰。”(p.2-3)这段话表达了三层意思。首先,修辞是为了表达内容,即是“达意传情”的一种手段;其次,修辞不是修饰文辞,而是调整语辞,以“修辞”为修饰文辞,就会专着眼在文辞,甚至专着眼于华巧的文辞;最后,即使是斟酌修改,实际也还是针对情意调整适用语辞,而不仅仅是文字的修饰。总之,修辞“与其说是语辞的修饰,毋宁是语辞的调整和适用”。(p.3)调整语辞、适用语辞,使语辞能最大限度地传情达意,这就是《发凡》最基本的修辞观。

“调整语辞”是陈望道对修辞的集中概括,这比“修饰文辞说”有其明显的科学性和进步性。其意義主要在于:第一,扩大了修辞研究的视野,把修辞活动从仅限于书面语的“文辞”,扩展为包括口头语的“语辞”。第二,提高了修辞研究的价值,由单纯研究文字技巧的修饰,提高到使表情达意能够适切的调整,这就使得修辞研究既注重语言形式,也联系思想内容,并且强调内容决定形式,形式必须服从内容的需要,纠正了为修辞而修辞的形式主义偏向。

(二)三个境界

陈望道先生在《修辞学发凡》中提出了“修辞和语辞使用的三境界”。这三个境界为:(甲)记述的境界——以记述事物的条例为目的,在书面如一切法令的文字,科学的记载,在口头如一切实务的说明谈商,便是这一境界的典型;(乙)表现的境界——以表现生活的体验为目的,在书面如诗歌,在口头如歌谣,便是这一境界的典型。(丙)糅合的境界——这是以上两界糅合所成的一种语辞,在书面如一切的杂文,在口头如一切的闲谈,便是这一境界的常例。(p.3)“三个境界”将修辞的具体使用进行了较为细致的分类,对于行文的每一种类型进行了整体的概括。并且,指出这“三个境界“是划分“两分野”的前提条件。

(三)题旨情境说

在《发凡》中陈望道先生提出“修辞以适应题旨情境为第一要义”的原则。所谓“情境”,《发凡》认为是“写说者或听读者的自然环境社会环境,即双方共同的经验。”“写说者的心境和写说者同听读者的亲疏关系、立场关系、经验关系,以及其他种种关系。”(p.10)它包括两个方面,一是指语言本身的环境,如词语之间的搭配,句子之间的调整,段落之间的安排等;二是指语言的背景,包括时代、社会、民族、地区以及写说的具体情境,比如写说的时间、地点、场合、对象、写说者与听读者的关系等等。所谓“适应”,就是说话作文必须根据写说的内容、目的、对象、时间、地点、上下文等因素来恰当地选择修辞方法,运用修辞技巧,以取得理想的表达效果。《发凡》中还指出“凡是切实自然的修辞,必定是直接或间接的社会生活的表现。凡是成功的修辞,必定能够适合内容复杂的题旨。”这段话揭示了修辞的基本规律,阐明了适应题旨情境对于修辞活动的重要性。(p.11)

(四)两分野

这本书最大的贡献就是“两分野”的观点。“两分野”是指将修辞分为:消极和积极两种。它是两种不同的修辞现象,也是两种不同的修辞手法。《发凡》重点的就是讲这两种“分野”,讲这两种修辞手法的不同特征。

1.消极修辞。消极修辞是抽象的,概念的。必须处处同事理符合。事实必须合乎事情的实际,理论必须合乎理论的联系。(p.47)具体地说,必须具备“意义明确、伦次通顺、语句平匀、安排稳密”四个条件,目的是使人“理会”。因此,对于因时代、地域、团体而生的差异,要设法减除它。对于古怪新奇,及其他一切不寻常的说法,设法减少它。总之,是立求意义明白,而且容易明白。

2.积极修辞。积极地修辞是具体的,体验的。其目的是使人“感受”。积极地修辞是利用语辞的本身,对于语辞的声音、形体本身有强烈的爱好。有时甚至为了声音的统一或变化,形体的整齐或调匀,破坏了文法的完整,也带累了意义的明晰。(p.50)积极修辞要求把意思表达得生动形象,这主要包括“辞格”和“辞趣”两个方面,跟内容比较贴近、魅力比较浓厚的,称为辞格,也叫辞藻;跟内容比较疏远,魅力比较浅淡的,称为辞趣。辞趣就是语言文字本身的情趣和风味,它包括辞的意味,辞的音调、辞的形貌三项。此外,《发凡》把积极地辞格分为材料上、意境上、词语上、章句上等四类38种辞格。这38种辞格比以往的修辞学说理论更全面更透彻,充分展示了修辞理论的“丰富多彩”,他还批评了过去把积极修辞看作是修辞现象全部的片面看法,指出“华巧不是修辞现象的全领域”,“修辞以适应题旨情境为第一义,不应仅仅是语辞的修饰,更不应该是离开情境的修饰。即使偶然形成华巧,也当是这样适应的结果”。这种见解现在已为大多数人所普遍接受,但在当时想必一定是非同凡响的。这种完备的修辞学系统的阐述,为后来学者的研究奠定了坚实的基础。修辞学在此基础上也不断发展而更加完善。

三、比喻修辞格

《修辞学发凡》归纳了38种辞格,并对这些辞格进行定义、举例、分析。本文主要对比喻辞格进行分析。

《发凡》中指出“思想的对象同另外的事物有了类似点,说话和写文章是就用那另外的事物来比拟这思想的对象的,名叫譬喻。现在一般称为比喻。”“辞格的成立,实际上要有思想的对象、另外的事物和类似点等三个要素,因此文章上也就有正文、譬喻、譬喻语词等三个成分。(p.72)陈望道先生这里所讲的“思想的对象”和“正文”就是我们现在所说的比喻的本体,“另外的事物”和“成分”中的“譬喻”就是我们说的比喻的喻体。如:

(1)这几天的天气真是太冷,寒风吹在脸上好像刀割一样。

(2)一艘银灰色的气垫船,像一匹纯种烈马,在金波粼粼的海面上飞掠而过。

(3)火红的枫叶像火花一样纷纷地飘落下来。

第一句的意思是由于寒风吹在脸上疼的感觉就如到割一样。本体是“冷风”,喻体是“刀割”。相似点是两者都会使人感觉“疼”。第二句是把气垫船比作一匹烈马。本体是“气垫船”,喻体是“烈马”,相似点是两个事物的速度都“非常快”。第三句是将红色的枫叶比作火花。本体是“红色的枫叶”,喻体是“火花”,相似点是两个事物的颜色都是“红”色的。

1.比喻句的类型。针对本体、喻体、相似点三个成分的异同及隐现,《发凡》将比喻句分为三种:明喻、隐喻、借喻。

明喻是指分别用另外事物来比拟文中的比喻。在正文和比喻之间的成分之间常常有“好像”“仿佛”“一样”或“犹”“若”“如”“似”之类的比喻词。例如:

(4)孤山东边的白堤和西南的苏堤,就像两条绿色的绸带,轻柔地飘浮在碧水之上。

把白堤和苏堤的树叶呈现的绿色比喻成绿色的绸带,表现出了树叶绿的柔和、清脆,既贴切又不落窠臼。

隐喻是比明喻更进一层的比喻。其形式为“甲就是乙”在形式上是相合的关系。是“话里有话”的意思。例如:

(5)遥望洞庭山水翠,白银盘里一青螺。

这两句诗是刘禹锡写洞庭湖的山水风光的美妙。这一隐喻的本体是“洞庭山水翠”, “白银盘里一青螺”是喻体。“洞庭山水翠”“与“白银盘里一青螺”两者之间有类似点:洞庭湖的水是白的,洞庭湖的山是青翠的,山水是青白相映;白银盘是白的,青螺是青的,盘与螺也是青白相映。作者的在这一修辞中运用了联想心理,将洞庭山水与盘中青螺相联系,使作者所描写的洞庭风光大大增强了其生动性、形象性、新颖性和拓延性。无生命的山水由于有生命的青螺而活了起来,作者笔下的洞庭山水风光的审美空间进一步拓延了,画面的新颖性也大大加强了。

隐喻中的“比喻词”全都被隐去了,因为即是隐喻,本体必然就不出现了。如一些歇后语:“肉包子打狗”“黄鼠狼给鸡拜年”等等。

借喻是比隐喻更進一层的。如:

(6)人走茶凉。

(7)一根丝织不成网,一篇网盖不成楼。

使用借喻是要注意两点:一是应该避免混用几个借喻在一起。二是应该避去容易引起误解的借喻。(p.79)

以上三级比喻,都是由本体、喻体、相似点构成,但是一个比一个的本体与喻体更进一步,联系的越来越紧密。

2.比喻的心理机制。人们运用比喻主要是用一个事物去比喻了另一个事物,也就是说由这个事物联想到那个事物。而这两个事物必然是相似或相近的,并反应两个事物之间的相近的关系。因此,比喻的心理基础主要是相似联想。例如:

(8)平静的湖面,犹如一面巨大的镜子。

为什们会将“湖面”比作“一面巨大的镜子”呢?当我们看到湖面如此的平静,而且湖水一定很清晰,当人们站在湖边时可以看到自己的影子。这样,在人们的头脑中自然会联想起可以照人的镜子。从一个事物联想到另一事物是要有相似点的,而“湖面”和“镜子”的相似点就是可以通过它们看到自己。再如:

(9)真诚的友谊就像和煦的春风。

我们初一想时,怎么也不能把“友谊”与“春风”联想到一起。但是如果深层的想一下“真诚的友谊”可以使人们感觉到朋友之间的美好,可以给人传递一丝丝的温暖。而春风的特征就是使人感到温和、温柔、温暖的。所以从两个事物所要传达的信息来看,两者有相似点。而用“友谊”比作“春风”很是贴切,也很直观。

3.比喻的文化、民族特色。语言是文化的载体,文化制约着语言,这也是语言文化界大致公认的理论。语言本身是一种文化,它是人类区别于其他一切动物的根本性特征,语言受到文化的制约,这是不容置疑的。拿比喻来说,两个事物之间有相似关系,可以构成比喻的本体和喻体。而世间万事万物之间都具有既同且异的关系,那么,从理论上来说,任意两个事物之间都是具有比喻关系的。但事实上,我们所选择的喻体都具有一定的规律性。所以,作为语言中的比喻句当然也就具有文化的特征。例如:

(10)老骥伏枥,志在千里。烈士暮年,壮心不已。

这里的“老骥”是“老马”的意思,这句话里曹操自比“老马”,想象着自己像“老马”一样有很高的志向。然而,有那么多动物,为什们作者要自比“老马”呢?这就与中国的文化有关,因为人们认为马的特点是勤劳、智慧、坚持并且跑的速度比较快。如“千里马”,“马”这些特点正符合作者的心理。

此外,比喻句还具有民族性的特点。比喻句的有些喻体只是在中国才有的,只有中国人才明白的。如:用“三顾茅庐”来比喻对人诚心诚意。因为这是古代中国的典故,是中国流传下来的文化,大部分的中国人都会懂,所以这个比喻才能成为一种固定的比喻流传下来。又如,英国人把幸运儿称为“A lunky dog”,而狗这在中国一般是骂人的话。如:狼心狗肺、狗仗人势等。可见,比喻句的喻体也是如同语言一样具有民族的特色。

四、总结

陈望道先生的《修辞学发凡》是中国修辞学史上里程碑似地巨作,原因是提出了“题旨情境说”、创建了“两大分野”理论体系,第一次科学地、系统地揭示了修辞学的内核,找到了修辞学的本质,并且影响了一代代的学者致力于修辞学的研究。但是,事物是在不断发展的,语言也是不断发展变化的。一种修辞学的理论也不是一成不变的,而是在不断向前推进,不断地继承和创新中前进的。如:王希杰的《汉语修辞学》中提出的创新的观点:“三一理论”、“零度和偏离”及“修辞学的“潜性、显性”理论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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