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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修，饰也”，“辞，讼也”，修辞就是“修饰文辞”，是为适应特定的题旨语境，运用恰当的语言手段，以追求理想的表达效果为目的的一门语言艺术。

关键词：修辞；辞格；制约；起源

早在先秦时期，各类文献中就已经出现了不少关于提高语言表达效果的论述。东汉《说文解字·彡部》中这样解释“修”：“修，饰也。”《说文解字·辛部》解释“辞”：“辞，讼也。”《说文》道出了修辞最基本的意思，就是“修饰文辞”。诚然，修辞正是和语言表达密切相关的内容，它是一门研究语言运用效果的科学。“是为适应特定的题旨语境，运用恰当的语言手段，以追求理想的表达效果为目的的一门语言艺术。”

修辞一词最早见于《周易·乾·文言》：“修辞立其诚，所以居业也。”意思就是告诉人们言辞是需要修炼的。这一修炼过程与言语交际活动相伴而生，直接影响到说话人的品德修养，因此如何修辞更显得极为重要。孔子认为“修辞立其诚”，“立言”先“立德”，修辞的基本点便是要讲究言语诚信。从修辞萌芽直至今日，这一准则一直是我们立言修辞的重要原则。《左传》中有“言以出信”、“信而有征”，《孟子》中有“大人者，言不必信，行不必果，唯义所在。”也旨在强调“义”对“信”的制约作用。

先秦两汉是中国修辞学研究的自然发生时期，此时出现了“修辞”的说法，讲到了修辞现象，出现了赋、比、兴的修辞手法。到了两汉时期，出现了大量探讨修辞手法的文章，如董仲舒的《春秋繁露》就是对《春秋》的用辞技巧作具体论述的文章，然而因为并没有专门谈修辞的文章出现，这一时期只能被看做是修辞研究的自发时期，带有很强的随意性。进入魏晋南北朝以后，中国修辞学开始了自觉地探索，也形成了比较明确的修辞意识或修辞观。首先是刘勰在《文心雕龙》中设专篇谈修辞学，指出修辞应为情理服务，当以表达情理为主，打破了没有专篇谈论修辞学的局面。然而，尽管出现了谈论修辞学的专门文章，但是这些主要还是作为文学的附庸出现的，几乎所有关于修辞的阐述都是夹杂在文论、曲论等研究中，其目的也往往是为了文章学服务，这很大程度上阻碍了修辞学自身的发展。代表作有曹丕的《典论·论文》，其中提出了“风格”说；陆机的《文赋》，谈到声律，讲到文辞的音律配合。这一时期对辞格的研究也更为深入，出现了很多篇专论辞格的文章，如《文心雕龙》中的《比兴》专论比喻；《夸饰》专论夸张；《物色》专论摹状；《丽辞》专论对偶等。另一方面，对词句篇章的修辞研究开始兴起，修辞学研究的范围基本涉及到了。南北朝以后直到1905年中国现代修辞学建立，这长长的几千年一般都被认为是我国修辞学的初步创立时期。在这一时期，之前曾出现过的关于修辞的研究都得到了更深一步的探索，之前并未涉及的修辞学领域被开发并得到专研，各方面百花齐放，从理论到现象的研究都有了很大进展，其中有正确的也有偏离修辞学轨道的。值得一提的是南宋陈骙的《文则》，此书是专书谈论修辞，其中讲到了消极修辞、修辞格以及风格。《文则》的出现使得修辞学开始成为一门学问被人们重视。

现代修辞学的起点是1905年，其标志性事件是汤振常的《修辞学教科书》以及龙伯纯的《文字发凡·修辞》的出版。这两本书虽然都是模仿日本修辞学著作写成的，很多观点不切中肯，但它们是最早吸取外国先进修辞理论的著作，其意义和影响并不一般。《文字发凡》是以文章作法为中心，讲解文字、语法、修辞和写作原理的综合性著作，其“修辞”部分，虽然字数不多却也显示出了现代修辞学的特点，主要反映在“句法”和“修辞现象”两节中。《修辞学教科书》认为修辞学是“教人能用适当之言语，以表白思想感情之学科”，是一门属于应用性技巧的著作，而不是一门理论科学。真正为中国现代修辞学奠基的是陈望道发表于1932的著作《修辞学发凡》。在这本书中，陈望道建立了现代修辞学史上第一个科学而系统的修辞学体系。首先，作者认为“修辞学的任务是告诉我们修辞现象的条理，修辞观念的系统。”他以“修辞的两大分野”和“语辞的三境界”为骨干构建了一个完整而科学的修辞学体系。其“修辞的两大分野”是指消极修辞和积极修辞，“语辞的三境界”是指记述的境界，糅合的境界以及表现的境界。除构建了科学的修辞学体系外，本书在研究手段和方面上也有很大贡献。作者认为“修辞以适应题旨为第一义”，反对静止地分析修辞，而把“题旨”看做是修辞的标准和依据。他提出“修辞是利用语言文字的一切可能性”，确定了“以语言为本位”，划清了修辞学的经界，将其与作文法、文章学等区分开来。在《修辞学发凡》之后，张弓的《现代汉语修辞学》将我国的现代修辞学推到了另一个高度。在该书中，作者提出了结合现实语境，注重交际效果的原则，他的语境学说比陈望道的更为具体，包括了社会情境，自然环境以及上下文语境，另外还深入探讨了“寻常词语艺术化”的问题，他认为寻常词语艺术化是与辞式（辞格）联系紧密而又有所区别的一种修辞现象，是汉语修辞的一种传统的重要手段。此外，作者在书中确定了修辞学的学科属性，开了同义手段选择说的先河并把语体研究引入了修辞学，使得我国现代修辞学的研究范围更加丰富。

从20世纪70年代末开始，修辞学研究进入了一个新的时代，也即我们通常所说的当代修辞学。当代修辞学的研究范围不断拓展，几乎涵盖了语言运用的方方面面，与语言表达效果有关的问题，几乎都成了修辞学研究的对象。这种研究的繁荣景象，不仅体现在大量著作的涌现上，同时也体现在大量学者的积极参与上。从1980年至今，仅修辞学单篇论文就在一万篇以上，修辞学著作有上千部。学者在吸收其它学科知识的基础上不断提高自身的文化素养，对修辞研究的视角和方法都提出了新的观点，其盛行于当代修辞学界的两种基本的修辞观是：其一是把修辞学看成是润饰文字的学问，因此着力于研究辞格的分类和功用；其二是把修辞学看成是对语言手段作艺术选择的学问，因此着力研究语言手段与思想、语言手段与语境、词句和文体的关系。第二种研究观兴起于二十世纪初叶，六七年代以来在中国得到了长足发展。在这样的大背景下，一系列的交叉学科应运而生，修辞哲学、修辞语法学、接受修辞学、模糊修辞学、文艺修辞学、修辞语法学、公共关系修辞学等正是其中的代表。在这一批涌现出来的新著作中，有试图从理论和体系上重新建构修辞学的，如王希杰的《修辞学新论》；也有更加注重实用修辞学研究的，如李裕德的《新编实用修辞》、姚殿芳和潘兆明的《实用修辞学》以及贺诚璋的《实用修辞新编》；还有偏重于修辞学史研究的，如宗廷虎的《中国现代修辞学史》、周振甫的《中国修辞学史》以及袁晖、宗廷虎合编的《汉语修辞学史》。基于各家所持观点的异同，当代修辞学研究基本上形成了三大流派，其一是继承了黎锦熙等人的修辞学学术传统的湘派修辞学，代表人物有李运富、秦旭卿等；其二是继承和发扬了陈望道《修辞学发凡》的研究理论和传统并以此为特色的“复旦派”或称“发凡派”，代表人物有袁晖、宗廷虎、邓明以等；最后是由南京大学的王希杰领军的“三一修辞学派”，或称“三一语言学派”。

纵观我国修辞研究历史，传统的修辞学研究多起于对基本修辞现象的解释，因而积累了大量的修辞语料，这为我们的修辞研究打下了坚实基础。前人时贤的研究成果，有的注重辞格的划分和使用，有的注重内容与形式关系的探讨，有的注重谋篇布局，有的注重风格体裁……相较之下，从交际目的、交际主体、背景条件等语言行为要素来观察修辞现象的研究成果，要少很多。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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