郭婧

孔飞力代表作《叫魂——1768年中国妖术大恐慌》，以公元1768年发生在浙江与江苏民间的几起“剪辫案”为切入点，自下而上，交代了案子的社会背景；又根据事态的扩大以及最终不了了之的结果，由事件而及结构，深入探讨了清代中期的政治结构、统治者心态和官僚运行体制，是前清史研究领域一部比较经典的社会史著作。陈兼等人的《叫魂和乾隆的合法性焦虑》对于孔著中一个核心的观念“帝王合法性焦虑”进行了比较精准的阐述，是对本书的一个宏观注解。王振忠《乾隆叫魂案》，从全书大处着眼，认为作者的切入点、论据都有其文化隔膜的一面，但没有具体的辩驳。我恰恰以为，此书有个别问题，需要做更加细致的讨论。

而此书最值得探讨的一个问题，乃是胡中藻文字狱。孔飞力在总结这个案子时说：“这个警告或许对当时的朋党活动有一定的抑制作用，因为满汉官员之间的诗文应酬是文人结为朋党的主要途径之一。可是我们也不能忽视这里所包含的一个具有实质性意义的信息，那就是，它同谋反与汉化是有关联的。”我认为这个结论并不准确，他的史料解读是有问题的。一个案子的本质，究竟是政治功利斗争，还是纯粹文化冲突，或者能不能两者兼有，以及这两者之间是否真有关联，需要深入的考证和探索。

白新良、赵秉忠所写的《乾隆前期统治集团内部斗争》对这个问题的前因后果做过比较透彻的分析，他们认为，胡中藻案是统治阶级内部斗争的结果，胡中藻与鄂昌以文字故突然被查处，一个被杀，一个赐死，随后西林觉罗的鄂尔泰一门，门生与子侄辈皆因皇帝打压而渐次凋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