时红秀

近期，两则消息使得市场化债转股再度成为舆论热点。一个是2018年6月24日下午，央行宣布从2018年7月5日起，下调国有大型商业银行、股份制商业银行、邮政储蓄银行、城市商业银行、非县域农村商业银行、外资银行人民币存款准备金率0.5个百分点；另一个是6月29日傍晚，银保监会发布《金融资产投资公司管理办法（试行）》（以下简称《办法》）。前者明确了因降低存款准备金率而释放的流动性，其目的是让银行专用于债转股的实施，故称之为“定向降准”；后者从内容表述看，若说是为债转股“量身订做”也不为过。本人曾在债转股甚嚣尘上的2016年中写了一篇文章《政府推动债转股：为什么？应该怎么做？》（《银行家》2016年第8期），讨论过这一问题。两年过去了，实践和政策层面都有一些新进展，看来有必要再讨论一下。

债转股政策再度加力

距2016年10月国务院发布《关于市场化银行债权转股权指导意见》（以下简称《指导意见》）宣布中国正式启动新一轮债转股，已近两年时间。与1999年的那次大规模债转股相比，此次债转股一开始即明确要求坚持市场化、法治化原则，对象企业的选择、债权转股权的定价、实施资金的筹集、实施机构的认定以及所转股权的退出，都依照市场化、法治化原则进行，不搞行政审批和“拉郎配”。政策推出后，各方观望，此后一年之内，五大行相继成立金融资产投资子公司，地方资产管理公司也纷纷涌现。从决策部门看，《指导意见》发布后，2016年12月，国家发展改革委办公厅印发了《市场化银行债权转股权专项债券发行指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