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孟子“义”“利”概念简析

在孟子的义利观中，“义”主要是“合乎道或者理”，也可以引申为合理而当为的道德和行为。而“利”则主要是指人们所需求的“物质利益”和“功利”。

在我们对孟子的“义利观”重新进行诠释时，我们就要对“义”“利”进行更为深入分析理解。

对于孟子的“义”，我们能够通过以下三个方面来理解。

孟子之“义”的第一个方面是它的“正当性”。而“义”本身就代表了这种正当性，它的本体论依据来自“天道”“天理”。这种正当性其中包含着“动机的正当性”与“手段的正当性”。孟子说；“非其义也，非其道也，一介不以与人，一介不以取诸人”（《孟子·万章上》）。只要不符合道义，一点也不给予别人，一点也不从别人那里获取。“非其有而取之，非义也。”（《孟子·尽心上》）这些皆表现了孟子对于行为的正当性的关注，要求人的行为符合正当性。

孟子之“义”的第二个方面是“利他性”，这种利他性主要是针对着统治者而言的，他要求统治者去关注百姓的利益，故而说“王亦曰仁义而已矣，何必曰利？”（《孟子·梁惠王上》）从而使百姓有“恒产”而后有“恒心”。

孟子之“义”的第三方面是“规范性”，孟子之“义”具有着外在规范、准则的含义。即“仁，人之安宅也；义，人之正路也。”（《孟子·离娄上》）同时，“义”也可作为判断人之行为的规范准则，“人皆有所不为，达之于其所为，义也。”（《孟子·尽心下》）

正如北宋程颐所言：“利，合义者善也”（《遗书》卷十九）。对于孟子之“利”我们可以从两个个方面来进行理解。

孟子之“利”可以分为“合义之利”与“非义之利”。其中，“合义之利”指的是符合孟子之“义”的利，这种利在孟子思想中，可以是百姓所追求的“养生丧死而无憾”，也可以是人生而具有的对物利的正当需求“口之于味也，目之于色也，耳之于声也，鼻之于臭也，四肢之于安佚也”（《孟子·尽心下》）。而“非义之利”则是指不符合孟子之“义”的利，即“上下交征利”的私利、功利。

二、孟子“义”与“利”的关系分析

一）孟子义利觀总论—— “重义轻利”

孟子的观点基本上继承了儒家学派贵义的观点，在价值等级和价值取向上，孟子始终坚持“义”贵于“利”，“义”高于“利”，“义”先于“利”，所以就“义”与“利”在总体的关系与地位上，必然是“重义轻利”的。

在《孟子》开篇第一章在与梁惠王的对话中，就率先提出了义利关系的问题。当梁惠王问道：“叟！不远千里而来，亦将有利于吾国乎？”孟子则答到：“王何必曰利？亦有仁义而已矣”（《孟子·梁惠王上》）。在此处，梁惠王所提及的利是一种“非义之利”，是一种“功利”，“私利”，它的目的是指富国强兵、称霸天下。但当其时诸侯王实现这种利益的手段则是战争，孟子亦言“梁惠王以土地之故，糜烂其民而战之”（《孟子·尽心下》），这正是对于孟子之“义”中，“手段的正当性”的否定。且在当时梁惠王所面对的情况是“及寡人之身，东败于齐，长子死焉；西丧地于秦七百里；南辱于楚”（《孟子·梁惠王上》），在这种情况下，梁惠王所要做的正是“寡人耻之，愿比死者一洒之，如之何则可？”（《孟子·梁惠王上》），而这则是对于孟子之“义”的“动机的正当性”的否定。并且，出自于梁惠王私欲行为的结果，则势必要造成对人民利益的损害，使百姓流离失所。这恰恰是孟子所不愿意见到的，如此一来，孟子则势必要否定梁惠王所言之“利”，而倡言仁义。

二）“合义之利”

但是，我们不能由此而直接将“义”与“利”绝对对立，从而认为孟子完全否定了“利”。而只能说，当义利陷入完全对立的不可调和的冲突时，义必然是最优先的的选择。由此孟子说“生亦我所欲也，义亦我所欲也；二者不可得兼，舍身而取义者也”（《孟子·告子上》）。

但义与利并不是始终处于冲突的状态之中，当利符合义的要求而成为一种“合义之利”时，利的存在就具有了正当性，而孟子并未对此进行绝对的否定，孟子说：“非其道，则一箪食不可受于人；如其道，则舜受尧之天下，不以为泰。”（《孟子·滕文公下》）即是说只要符合道义，是其所应得，哪怕是一如天下这样大的利益，也不算大。这其实都在说明，衡量利益的可取与否的标准是“义”。

并且孟子的“合义之利”也包含着对于人生而具有的正当合理利益的肯定。 “口之于味也，目之于色也，耳之于声也，鼻之于臭也，四肢之于安佚也，性也”。（《孟子·尽心下》）人生而皆有欲求，而对于这种生存所必需的物质的渴求则是正当的合理的，不能够简单否定它。由此作为基础，孟子提出了对于统治者的要求，使之满足百姓们的正当需求“使民养生丧死无憾也”（《孟子·梁惠王上》）。

三）“以义为利”

而在对统治者的要求中则涉及到了义利观的另一个重要方面——“以义为利”。孟子在以这一观点来游说诸侯的过程中，赋予了“义”可以“生利”的含义，孟子紧扣诸侯求利的心理，力图将诸侯所要求的“非义之利”——称霸，合乎于“义”，并由此提出了仁政说，认为这种合乎于“义”的方式手段，自然能够获得“王天下”这样的利益。孟子说：“五亩之宅，树之以桑，五十者可以衣帛矣；鸡豚狗彘之畜，无失其时，七十者可以食肉矣；百亩之田，勿夺其时，数口之家，可以无饥矣。”（《孟子·梁惠王上》）。这是孟子希望君主所达到的“义”，也是对于百姓需要的“合义之利”的肯定，而统治者行“义”的结果则是“天下之民至焉”以及“然而不王者，未之有也”（《孟子·梁惠王上》）。

三、结语

对每一种传统思想在当今时代中的深入探究，总是避免不了使其“现代化”的命运。在“公平正义”逐渐成为时代主流的情形下，回过头来重新审视传统文化，尤其是对于孟子“义利观”的重新审度，亦是意蕴深远的，更有利于我们对于传统文化的品读。

作者简介：马娇娇（1995.11—），女，汉族，籍贯：陕西榆林人，西北政法大学哲学与社会发展学院，17级在读研究生，硕士学位，专业：中国哲学，研究方向：中国哲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