姜野军

醴陵渌江书院重修了，我得去看看。

这是一座始建于1175年的书院。而其声名鹊起，却是近代以后的事。从这里走出了宁调元、傅熊湘、李立三、左权、程潜、陈明仁等革命家、军事家和学问家。而这座书院的学风昌盛，实实在在与一个人密切相关。

他，就是左宗棠，于1837年在此任山长。当然，他也由此结识当世名宦，厚植军政与学术人脉，为以后走上晚清历史的前台而积蓄资本。

我们读晚清40年历史，“曾、左、李”就是不可不读的章节。究其行状，左宗棠却是其中很特别的一个：他没有如曾国藩所受“天津教案”之愧，亦没有如李鸿章所遇甲午战败之耻。相反，左宗棠治政治军几无败绩，而晚年舁榇出关、规复新疆的壮举，更是彪炳华夏史册。梁启超先生评价左宗棠：“五百年以来的第一伟人。”

左宗棠绰号“左骡子”。他吃苦耐劳、倔强执拗，识见深远、行事果决，刚直廉介、不贪不贿，自负其才、不居人后，这在晚清官场是特立独行的。其底气来自于传统深厚的湖湘文化的濡染，亦来自于陶澍、林则徐、贺长龄、贺熙龄等师长在人生关键处的陶冶、鞭策与期许。

左宗棠自幼聪慧，1826年（道光六年），参加湘阴县试名列第一，次年应长沙府试名列第二，1832年参加湖南乡试中举。此后，科举顺遂的好运气未得延续。从1827年至1836年的十年里，会试落第、父母病卒、入赘周家，左宗棠历经种种磨折与难堪。

所谓“艰难困苦，玉汝于成”，挫折催人奋进，不幸锤炼坚韧。1835年，左宗棠第二次会试，“额满见遗，挑取誊录”。他不愿以抄写为业，自撰“身无半亩，心忧天下；读破万卷，神交古人”一联表明心志。对于左宗棠的这种心性高傲与讲求实学，尽管那些醉心于科举八股者不能理解，他的老师们却不以为是空言大志，而是悉心指点、关爱殷殷。

1830年冬，左宗棠前往长沙，请教丁忧回籍的著名经世学者、江苏布政使贺长龄。左宗棠好读“经世致用”之书，共同的追求让贺长龄对这位比自己小27岁、谈吐不凡的年轻人赞赏有加，“一见推为国士”。在此后的一年时间里，年轻的左宗棠频频往来于贺宅，借书，还书，周而复始，学业日进。多年之后，借书时老师“必亲自梯楼取书，数数登降，不以为烦”，还书时老师“必问其所得，互相考订，孜孜矻矻，无稍倦厌”等细节，左宗棠“犹耿耿于怀，不能自释”。对老师“天下方有乏才之叹，幸无苟且小就，自限其成”的嘱咐，左宗棠更是铭记于心。

1831年，左宗棠在长沙城南书院就学于贺熙龄门下。贺熙龄的教学“不专重制艺、帖括”，主张读书的目的在于解决国计民生的实际问题。左宗棠读书的路数很是对他的胃口。妙高峰下，丽泽风长。左宗棠追随贺熙龄“十年从学”，深受贺氏思想的影响，他说：“从贺侍御师游，尋绎汉宋儒先遗书，讲求实行。”

左宗棠与陶澍的师生缘分起于偶然。陶澍，清朝后期经世学派在政治领域的杰出代表，有“道光以来人才，当以陶文毅为第一”之誉，官至两江总督，道光皇帝对其甚为倚重，称之为“干国良臣”。1837年，陶澍阅兵江西，顺道回乡省墓，途经醴陵。主讲醴陵渌江书院的左宗棠，应醴陵县令之请为陶澍下榻馆舍撰联：“春殿语从容，廿载家山，印心石在；大江流日夜，八州子弟，翘首公归。”引以为荣的“旷古隆恩”，在左宗棠笔端是高雅的意境，这让陶澍十分高兴，“乃激赏之，询访姓名，敦迫延见，目为奇才，纵论古今，至于达旦，竟订忘年之交”。总督如此礼贤下士，左宗棠油然而生敬意与感动。他在给夫人周诒端的信中写道：“督部勋望为近日疆臣第一，而虚心下士至于如此，尤有古大臣之风度。”

可惜的是，这次竟夜畅谈的两年之后，陶澍在两江总督任上病逝了。左宗棠“以文毅平生知己之恩，又重以吾师之命，既受重托，保此遗孤，惟凭我一腔热血，尽力维持”。“吾师之命”，意指陶澍之友贺熙龄致信左宗棠，托其操持陶澍家事。当左宗棠写着这份饱含情意、决心和态度的家书时，与陶澍第二次也是最后一次相处的情景，也一定浮现于他的眼前：1838年春，左宗棠第三次赴京会试落第，“取道江宁省城，谒陶澍于两江总督任”。陶澍留住督署，亲与议论经世之学，商讨国计民生，甚而指总督之座对左宗棠说：“他日君当坐此，名位尚在吾右。”并为幼子陶桄向左宗棠之女求婚。

受人之托，忠诚其事。从1840年至1848年，左宗棠在安化小淹为陶澍理家课子。这个八年，左宗棠辞谢师友多次邀约，尽心尽力抚育陶桄。

与林则徐，左宗棠是神交日久，仅晤一面。 1839年3月，林则徐以钦差大臣身份赴广东查禁鸦片，开启中国近代历史进程的鸦片战争由此爆发。国危民病，难御强敌；朝廷内外，波谲云诡。林则徐由功而罪的遭际，深深牵动着左宗棠的心。他感佩于林则徐的才具与精神：“司马忧边白发生，岭南千里此长城。”“英雄驾驭归神武，时事艰辛仗老成。”他系念时局，忧危与共，与林则徐心意相通。

左宗棠是因师友推重而为林则徐所知的，如胡林翼任贵州安顺知府时曾力荐他为林则徐幕府，说“湘阴左君有异才，品学为湘中士类第一”。1850年1月3日，起复履任云贵总督的林则徐因病卸职，在回福建途中经过长沙，特邀左宗棠相见。对于这一生唯有一次的“遇见”，左宗棠有着深刻的记忆：“是晚乱流而西，维舟岳麓山下，同贤昆季侍公饮，抗谈今昔，江风吹浪，柁楼竟夕有声，与船窗人语互相响答，曙鼓欲严，始各别去。”也就是在这一晚，64岁的封疆大吏对37岁的草野书生，倾心相授，郑重相托。

100多年后的今天，我们看左宗棠与贺长龄、贺熙龄、陶澍、林则徐的师生缘，真为之感到幸运。在他18岁至37岁的这20年里，这些老师以身作则，循循善诱，教给他读书方法，引领他前行的方向与奋斗的目标。于左宗棠，他们是人生之师、事业之师、学问之师。

《礼记·学记》有言：“记问之学，不足以为人师。”左宗棠的这些老师，“文章事业，从来不在诗书”。他们学以致用，任事以实，胸次阔大，规模宏远，足以让学生感念一辈子。1885年，左宗棠已是病笃体衰，仍作《〈林文忠公政书〉叙》一文，深切缅怀自己的恩师：“侯官《林文忠公疏稿》三十七卷，海内士大夫争相传诵。宗棠尝取而读之，有以知公生平居官行政之大略，如景星庆云照耀天半，郁郁然动人瞻仰而不能已也。”

“经师易遇，人师难遭”，南宋史学家胡三省注曰：“经师，谓专门名家，教授有师法者；人师，谓谨身修行，足以范俗者。”所以，左宗棠与老师的“遇见”弥足珍贵。他们的启示在于：人师之重，身教为先。老师最终影响学生的，是他的道德、思想与做事、做人的风范。

为“人师”者，时间不在长短。左宗棠与他的老师相处的时间或长或短，时间长的如贺熙龄，他“从学十年”；时间短的如林则徐，与之长谈一夜，但老师们无一不是教他真学问，付诸真感情，给予真信任。贺长龄、贺熙龄最早赏识左宗棠，而陶澍、林则徐更是把家国大事相托。超越名利、地位、权势的羁绊，相知相洽，授业弘道，左宗棠与他的老师的故事，今天读来依然温馨美好。

人师之教，要在眼中有人。教育之难，源于作为教育对象的人的复杂性。左宗棠自比诸葛亮，给人写信，常自署“今亮”。他是一个优点突出，毛病也不少的人。如他性子倔，很骄傲，脾气大，喜欢讲大话，得理不饶人，过于自尊等，这从他的自号“今亮”即可见一斑。扬其所长，遏其所短，左宗棠的老师颇费了一番心思。“研究左宗棠历史的先驱者”秦翰才先生记录有这样一个细节：“（贺熙龄）寓书告以《论语》一书，每于容貌辞气之间，兢兢致谨，隐微幽独之中，戒慎必不容缓。宗棠亦自知气质粗驳，动逾闲则，认为先儒‘涵养须用敬五字，真是对症之药。爰上书表示，愿深自刻厉，严为课程，先从寡言与养静二条实下功夫。”不嫌弃，不放任，师生书牍往来，春风春雨，教化以成。

立于渌江书院的千年古樟树下，我想到了左宗棠和他的老师。此时，西山暮色苍茫，门外渌水无声。

经世济民，湘学永恒。

书院百年，人师为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