周恩来与新四军的文化建设

2018-08-21陈彩琴

上海党史与党建 2018年8期

陈彩琴

[摘要]

新四军与周恩来密切相关。周恩来的抗战文化思想对新四军的文化建设具有重要影响。尤其是1939年春周恩来到新四军皖南驻地考察期间，对新四军文化建设进行的全面考察和指导，对新四军文化发展起到重要作用。新四军的文化建设也对周恩来抗战时期全面思想的形成具有一定影响。

[关键词]周恩来;新四军;抗战文化;文化建设

[中图分类号] E223 [文献标识码] A [文章编号] 1009-928X（2018）08-0048-05

新四军与周恩来密切相关，新四军取得的斐然成就与周恩来的卓越贡献分不开。周恩来对新四军的文化建设也有重要影响，主要体现在1939年春，他在视察新四军期间，除全面传达中共六届六中全会精神、明确新四军发展战略等重要任务外，还全面考察了新四军的文化建设，对新四军的文化发展起到特殊的作用。

一、周恩来的抗战文化思想

对新四军文化建设的指导意义

周恩来作为第二次国共合作的重要促成者、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理论的重要倡导者，他的抗战文化思想和实践呈现出时代性、先进性、广泛性、周密性等特点[1]，对新四军的文化建设具有重要的引领作用。1938年初，周恩来以国民政府军事委员会政治部副主任身份，领导筹建隶属该部的第三厅。该厅下附抗战演剧队、宣传队、电影放映队等众多文艺队伍，是巩固国共合作、扩大文化战线、推动抗日救亡运动的重要力量。为团结更多的文化人士，周恩来还指示阳翰笙等人发起组织中华全国文艺界抗敌协会（简称“文协”）。3月27日，他在该会成立大会上讲话，称文化工作者为“先知先觉”和“民族的先驱者”，不仅对抗战文艺、民族文艺，对世界文艺也负有重大责任。[2]他还发表众多演讲、报告或文章，1938年在武汉出版的就有《抗战政治工作纲领》《怎样进行持久战》《周恩来论抗战诸问题》《怎样进行二期抗战宣传工作》等，表达他的持久抗战文化思想。[3]

新四军在国共两党合作抗日形势下组建，隶属国民革命军序列，皖南事变前接受第三战区管辖。同时，新四军始终坚持中国共产黨的绝对领导。在中国共产党的领导和周恩来抗战文化思想指导下，新四军高举团结抗日大旗，南昌组建伊始，就善用善待知识分子，重视文化建设工作。新四军军部政治部负责全军政治文化工作，袁国平任政治部主任，下设组织、宣教、民运、敌工等部门，人才荟萃，精英云集。为推动文化事业的全面发展，政治部领导组建战地服务团，各支队也成立战地服务团。成立教导营，后扩建为教导总队，培养大量的军政、文化、后勤干部。同时调任原左翼文化运动的领导人之一朱镜我为宣教部长，促使新四军的文化建设走上新台阶。新四军重视文化的基础教育工作，注重探讨文艺创作的理论和实践问题。1938年5月，新四军首次召开文艺座谈会，讨论抗战艺术等问题。8月，专门成立戏剧委员会，9月，召开抗敌戏剧座谈会，讨论如何处理政治和艺术、内容和形式、态度和作风等问题。[4]1939年2月7—16日，新四军召开全军第二次政工会议，确定将“文化为基础，科学为辅助，政治为中心”作为部队教育的基本方针，并决定在全军开展一次普遍的“五百字识字运动”，以提高部队的整体文化水平，坚定全军革命意志和斗争精神。[5]新四军重视各类文化人才，把大批从江浙沪等沦陷区过来的知识青年和文化人士团结组织起来，开创了堪称一流的军队文化艺术工作，对新四军的成长产生积极作用和深刻影响。新四军的文化工作呈现起点高、发展快、普及广、文化门类齐全、文学艺术繁荣等特点，成为中国共产党领导的抗战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6]

1939年春，为更好地指导新四军的各方面建设，周恩来亲临新四军进行视察指导。2月23日，他到达新四军军部驻地安徽泾县云岭，在此停留20余日后，3月15日，离开皖南前往浙江等地继续视察。在此期间，周恩来传达了中共六届六中全会精神，确定了新四军“向北发展，向东作战，巩固现在阵地”的战略决策，改善了新四军领导关系。同时到机关、医院、教导队、服务团、连队等各处调查座谈，全面了解新四军的实际情况，对新四军的文化工作也给以特别的关注和指导。

二、观看新四军战地服务团演出，

为新四军的文化发展指明方向

被称为“铁军轻骑兵”的新四军战地服务团，既是文艺宣传队，又是民运工作队，是新四军开展敌后抗日战争的得力助手和开路先锋。1938年1月，战地服务团在江西南昌成立，团长朱克靖，副团长先后为吴仲超、白丁（徐平羽）、谢云晖。战地服务团下设有戏剧组、绘画组、歌咏组、舞蹈组、通讯组、民运组7个队。在皖南时期，队伍达到鼎盛，成员有四五百人。他们活跃于大江南北，积极开展抗日宣传，声名远扬。[7]周恩来视察期间，对战地服务团非常关注。他听取了战地服务团的工作汇报，与团员们一起聚餐，观看他们自编自演的《春耕曲》《母亲》《人财两空》等抗日独幕剧，还观看了他们创作的木刻、绘画作品。他指出，服务团是新四军的正式编制序列，对外有合法地位，便于开展工作;团员素质好，热情高，有业务能力，成绩明显。他勉励大家多出精神产品，把文艺送到抗日前线，成为鼓舞士气、打击敌人的有力武器。[8]

1939年3月8、9日晚，周恩来在军部大会堂观看由战地服务团戏剧组演出的话剧《魔窟》《一年间》。在演出结束会见全体演职人员时，戏剧组负责总务工作的焦恭贞拿出事先准备好的一块白色绸布，请他题词。他欣然同意，并将这块绸布拿回，10日，在绸布上题词“为创造民族革命的艺术而奋斗！”。他还号召其他将领题词。焦恭贞拿到这块绸布后，见其上共有12人的签名和题词，惊喜异常，精心保存。本世纪初，南京军区军史馆筹建时，通过各种渠道找到焦恭贞，使这块绸布公布于众，2007年初，在军史馆正式展出。[9]

周恩来还在朱克靖陪同下到绘画组参观，仔细观看他们的作品。他勉励大家要勤奋，条件艰难，更须刻苦用功。[10]他的亲切鼓励促使新四军文艺走上快速发展之路。他离开不久，4月，新四军在教导总队戏剧训练班的基础上，成立文化队，任命何士德为队长，殷扬（扬帆）为政治指导员，邵帷为副队长。文化队学员结业后，四分之三到了前线部队，四分之一分到军直机关，为新四军和根据地的文艺工作作出了贡献。[11]同时，将战地服务团的戏剧组扩大为戏剧队，并正式成立新四军剧社，社员有300人左右。前方各支队服务队也相继成立起戏剧组、剧社，对丰富前线官兵的文化生活和开辟敌后民运工作，起到积极的作用。据粗略统计，到1939年9月，全军演出约达七八百次，创作剧本有200多个。当年冬，宣教部文艺科吴蔷（吴强）在《抗敌》杂志上发表《两年来新四军的戏剧工作》，总结新四军戏剧工作经验。[12]

三、为《抗敌报》题写报头，

肯定新四军的报刊印刷工作

新四军传承中国共产党的优良传统，组建不久就创办各种报刊，组建印刷所。1938年5月，《抗敌报》在皖南泾县创刊，初为油印，不久改为石印，后改为铅印，对开四版，冯定、汪海粟先后任主编。《抗敌报》文字通俗简短，编排新颖活泼，先后有文艺、战士园地、抗敌剧场、新文字、青年队等5种副刊。1939年2月15日，《抗敌》杂志正式出版，编委会最初由冯达飞、薛暮桥、夏征农、林植夫、聂绀弩、李一氓、朱镜我7人组成。内容以政治理论为主，兼含各类文艺等。2月，《抗敌画报》也正式创刊，吕蒙、赖少其先后主持编务。初期为石印，四开单张，每月1期，每期3000余份，除发行到部队基层外，还张贴到街头村口，深受军民欢迎。[13]至1941年皖南事变前，新四军军部及所辖各部队共办有30多种报刊。[14]

这些刊物大都由新四军印刷所承印。1938年4月，新四军建立全军第一个印刷机构，开始时只能靠刻制蜡版油印进行复制，既费功夫，印数又少。为提高技术，增强效率，6月，军部秘书长李一氓交待负责兵站工作的叶进明和已经参军的原上海煤业救护队忻元锡、陈昌吉等人分工合作筹建铅印厂。同时，派人与上海地下党组织联系，设法购置印刷器材原料，抽调技术人员。10月，军部印刷所筹建完成，对外称战地文化服务社，社址在小河口麻岭坑附近村庄中。初期，叶进明为所长，有职工近60人。从此，源源不断的印刷品从小河口运往全国各地，发挥特殊的抗战作用。

1939年2月，周恩来视察皖南前线路过小河口时，先到医院看望伤员，接着到军部印刷所视察。[15]3月10日，他前往汤村视察政治部主办的《抗敌报》社，称赞报刊办得好，并应袁国平、朱镜我的要求，为《抗敌报》题写报头，使全体编印人员欢欣鼓舞。[16]

皖南事变前夕，新四军军部安排印刷所先行转移。皖南事变后，印刷所先期北移和突围的人员不少仍继续从事印刷工作。随着新四军各师、各抗日根据地的发展壮大，新四军的印刷事业发展迅速，形成一支不畏艰难、勇敢战斗、灵活机动、亦工亦军的印刷队伍。[17]

四、促使《新四軍军歌》的诞生，

注重新四军铁军精神的养成

新四军的音乐工作发展相对迟缓，尤其是没有自己的军歌提升全军的精神气质。因此，在庆祝新四军成立一周年的大会上，第一项议程也只能唱《国共合作进行曲》。[18]为培养音乐人才，新四军领导调音乐家何士德到军部工作。1939年2月底，何士德稍迟于周恩来到达云岭军部。他们二人的到来，促使了新四军军歌的诞生。周恩来鼓励说：“我们有诗人，又有音乐家，写首军歌应该是不成问题的。”音乐家即指何士德，诗人指陈毅，为迎接周恩来视察，此时陈毅从前线回到军部。[19]

3月上旬，军部召开大会，袁国平主持会议，欢迎周恩来传达中共中央指示，同时代表军部欢迎何士德的到来。参加会议的同志们热情提议何士德唱歌。何士德站在桌子上放声高唱《歌八百壮士》，其后陈毅又应全场之邀用法文唱了《马赛曲》，全场反映热烈。报告会结束后，陈毅很有感触地表示，新四军应该创作一支“军歌”，让全军唱起来，以统一思想认识，统一前进步伐。3月底，陈毅用新诗形式拟成初稿《十年》。该稿在项英主持下，由叶挺、袁国平、周子昆、李一氓、朱镜我、黄诚等共同讨论修改，最后由再回军部的陈毅修改定稿。5月，宣传部的冯定将《新四军军歌》歌词交给何士德谱曲。何士德前后谱写两稿，第二稿试唱后，得到认可，并由军部发出通知，定为正式《新四军军歌》。7月1日，在军部大会堂举行的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8周年大会上，何士德指挥文化队和到会的两千人首唱《新四军军歌》，群情空前热烈高涨。从此《新四军军歌》飞遍大江南北，久唱不衰。[20]以《新四军军歌》创作为标志，新四军音乐事业进入新发展时期。一批相当有实力的音乐家如任光、章枚、沈亚威等在新四军创作了大量优秀的音乐作品。1999年，北京新四军研究会编纂出版的《新四军歌曲》收录将近500首歌曲。它们大都气势宏伟，坚定有力，具有鲜明的战斗性和群众性特点，富有质朴爽朗的革命气质。

周恩来非常重视新四军精神的培养。他在参观教导总队活动中心——救亡室时，批评说：“中国还没有亡，也不可能亡国，不要叫救亡室，改成军人俱乐部，在这里搞抗日文艺活动，鼓舞士气，不更好吗？”[21]3月13日，他得知二支队三团副团长邱金声、一支队二团政治处主任肖国生牺牲的消息，撰写悼文指出：“他两人之死，代表了一年来新四军无数英勇烈士的牺牲，代表了新四军高级干部奋斗牺牲的领导精神，更代表了多年奋斗至死不息的革命者的意志，不畏强寇勇往直前的青年政工人员的模范。两同志虽死，他们的精神永照耀于新四军，光辉于全民族。他们的血迹，有全国的抗战将士踏着前进。他们的事业有全国的爱国同胞继续在做，中华民族是不会亡的。”[22]他充分赞扬以邱、肖为代表的新四军将士勇于奋斗牺牲的坚强革命意志，以及不畏强寇勇往直前的模范精神，对新四军铁军精神的传承培养具有重要意义。

五、会见上海慰问演剧团等团体，

为新四军文化艺术发展输入新力量

周恩来在皖南新四军军部结束视察后，继续视察东南一些省党的工作，在抗战文化方面也多有阐述。1939年4月4日，周恩来到金华铁岭头10号，看望以刘良模为队长的上海中华基督教青年会军人服务部歌咏队、吴大琨为团长的上海慰劳第三战区将士演剧团和李友邦为队长的台湾义勇队全体人员，希望他们通过各自的工作，唤起民众，加强抗日民族统一战线，为抗战胜利作出贡献。[23]

上海慰劳演剧团，是1939年初中共上海地下党组织派出的第二批赴皖南新四军军部的慰问团，团长吴大琨，副团长杨帆，名义上是演剧团，实际任务是护送一批学生和干部去参加新四军，并和新四军讨论上海和新四军之间的文化交流工作。团员有王元化（白蚀）、王婴（王曼秀）、田荒（白沉）等28人。在途中，他们不断遭遇国民党设置的种种障碍，在温州、金华一带滞留两个月，不能顺利抵达新四军。在金华，他们得到周恩来亲自慰问和指点后，深受鼓舞，克服困难，4月底到达新四军军部。5月1日，新四军为他们举行盛大的欢迎仪式。[24]这批慰问团成员除吴大琨外，基本都留在新四军工作。他们中有编剧、导演和演技较高的演员，为新四军的文化艺术输入了新鲜力量。吴大琨在归途中，遭国民党特务绑架，被关入江西上饶集中营三年多。周恩来在金华约见杨帆时，还对上海的文化工作非常关心，详细询问上海敌情及文化界情况，赞许上海的“星期小剧场”活动。[25]

六、余论

在周恩来的指导鼓励下，新四军的政治文化工作加快发展。袁国平主持起草《新四军政治工作组织纲要草案》，经周恩来审阅后公布施行，使新四军的政治工作更加系统化、条理化、制度化。[26]1939年3月，新四军举行第二次参谋工作会议，项英报告中强调要一面作战，一面建军，利用战斗间隙进行训练建设，在斗争中提高军政素质，增强战斗力。[27]袁国平为会议撰写社论《政治工作与参谋工作》，要求深入进行建军宣传教育，克服游击主义习气。[28]6月，袁国平主持新四军战地服务团艺术宣传座谈会，就文艺工作者创作问题进行讨论，并作《抗战中的艺术观》总结发言，明确反对“为艺术而艺术”和形式主义的主张，“目前我们应该毫不隐讳的提倡国防的、大众的、抗战的、爱国主义的艺术。一切进步的艺术家，今天应该是彻底的爱国主义的艺术家”[29]。7月，在云岭石头尖村召开新四军第一次（也是唯一一次）党员代表大会，大会的宗旨是“完成本军建军运动，使本军成为政治上军事上最坚强而有党的坚强骨干的不可战胜的铁的新四军”。中共中央发来贺电，周恩来发来祝词：“祝贺新四军在抗战建国过程中走着光荣模范的道路，而且正在发挥我们党与全军指战员的能力，以配合全民族的力量，争取抗战建国的最后胜利。”[30]

周恩来为期两个多月的东南之行，尤其是对新四军的全面视察，对他自身全面思想的形成也有一定影响。1939年8月初，中共中央在延安召开政治局会议。周恩来在会上作了长篇报告，论述了抗日战争爆发后的时局演变过程和阶段性，剖析了国际形势、日本侵略动向和中国的各方面实际情况。有关抗战文化工作，他认为：“发展抗战文化与提倡进步思想，是我党的文化政策。”“文化运动的口号应该是：民族化，大众化，民主化。”主张：“先求量的发展，后求質的进步;先求面的发展，后求深入;先求个性的发展，后求集体创造的成功;先求思想上的进步，后求艺术上的成功。”这篇高水平的报告，显示出他政治上的成熟和高度智慧，高瞻远瞩的恢弘气度、体察入微的剖析能力和丰富熟练的实际经验。[31]在皖南新四军视察期间所见所闻，为他这篇报告的形成打下了一定的基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