张玉菡

[摘  要]

近年来解密出版的共产国际等档案史料，充分显示了在苏俄和共产国际东方战略中，上海在中国共产党创建过程中的重要地位和作用。在他们眼中，上海是中国最大的工业中心和无产阶级集中地，但是工人阶级的发展状况、反抗力度和组织程度远未达到他们的期望，所以他们格外关注聚集于上海的陈独秀和信仰马克思主义的知识青年在建党中的作用。同时，1920年前后上海所具有的综合条件，也让苏俄和共产国际工作人员，自然选择了这座城市作为他们推动东亚共产主义运动、推动在华建党工作的指挥中枢和桥头堡。

[关键词]共产国际档案;中共创建;上海

[中图分类号]  D231    [文献标识码]  A   [文章编号]  1009-928X（2018）08-0021-05

上海是中国共产党的诞生地。从近年来最新解密的共产国际、英国国家档案馆等档案史料（以下统称“共产国际档案”）中，可以看到大量关于上海这座城市在工人阶级力量、知识分子作用、东亚共产主义运动以及中国共产党创建等方面的汇报描述。本文依托这些档案，对苏俄和共产国际有关人士眼中与中国共产党创建有关的上海形象进行了梳理、分析，以凸显在苏俄和共产国际东方战略中，上海在中国共产党创建过程中的重要地位和作用。

一、上海是中国最大的工业中心和

无产阶级集中地，但工人阶级力量弱小，

反抗和组织意识不强

档案资料显示，苏俄、共产国际等对华工作人员注意到1920年前后的“上海是中国最大的工业中心和无产阶级集中地”[1]，但同时也通过上海这个窗口，认识到中国工人阶级力量还很弱小，没有现代意义上的独立工会，反抗和组织的意识还不强。

1920年7月28日，旅俄华工聯合会会长刘绍周作为旅俄中国工人代表，参加了共产国际第二次代表大会，并在该会第五次会议上发言，谈到了上海在五四运动中的地位以及上海工人阶级的表现。他指出，五四运动的中心是上海，学生们在运动中认识到孤军作战不会有任何成果，开始争取工人群众。“中国工人也开始明白自己是一支力量，尽管代表的是刚刚产生的工业无产阶级。例如，去年上海发生了一系列的罢工，固然，还是纯经济性的。就连中央位于上海的社会主义党，也在工人中享有越来越高的声誉。这个党是马克思主义政党。根据它办的名称朴素的杂志《周报》，我们可以判定，这场运动确实很重要。例如，5月1日这期杂志里有这样的口号：‘不劳动者不得食，‘世界是无产阶级的等等。这家杂志坚持不懈地宣传社会主义思想以反对民族主义，坚持同苏俄结成亲密的兄弟联盟。这家杂志反对去年旨在占领西伯利亚的中日条约。所有的文章都贯穿并强调一个思想：无产阶级定能战胜资产阶级，民族主义和资产阶级民主的原则必将让位于社会主义原则。这家杂志威信很高。由此我们可以看到，不仅工业无产阶级，而且连手工业者都开始组织起来。”[2]刘绍周发言中提到的“位于上海的社会主义党”，目前还无法确指，可能是1919年底至1920年春，中华工业协会的常务理事黄介民正努力组织的大同党，也可能是指陈独秀、李汉俊等人正在组织的上海共产党早期组织，而提到的《周报》可以明确是《星期评论》。因为该刊除了刊载刘绍周所列举的5月1日《周报》的这些内容外，的确还刊载过李汉俊关于反对旨在占领西伯利亚的《中日条约》以及大量宣传社会主义思想的文章，因而所提社会主义党也很可能是“星期评论社”。[3]这段论述不仅提到了五四运动中上海工人阶级的表现及其初步显示的力量，而且透过《星期评论》刊载的内容注意到了上海对于社会主义、苏俄革命的宣传及其影响。《中国共产党简明历史》是苏联驻华顾问纳乌莫夫于1926年撰写的论述中国共产党历史的长篇文章。[4]此文也肯定了上海作为中国工业化大城市和工人阶级集中地的地位：“上海是最工业化的地区，有比中国任何地方都多的工人。陈独秀利用上海为劳工运动的基地和他的工作的中心。”

但是中国工业化毕竟起步晚，到20世纪20年代初，中国仍处于工业革命的初级阶段， 虽然1919年中国产业工人总数达到200万人，但中国工人阶级的队伍仍非常弱小，仅占总人口的0.5%。[5]到1919年，上海虽然已是全国工人人数最多、最集中的城市，但是与西方国家工人阶级的发展状况、组织程度和斗争意识相比，上海工人阶级的状况远未达到在华工作的苏俄、共产国际使者心目中的期望。1921年7月7日—9日，马林在致共产国际远东书记处的报告中写道：“在上海这座大城市里，……几乎没有现代意义上的工人组织，大多是一些旧式的、老板和工人都可以进的工会……上海这里的工人阶级分为两类，他们互相为敌，其程度甚于反资本家的斗争。”他眼见中国人，特别是苦力，常常在街上遭到那些所谓的欧洲文明人、印度巡捕和中国警察的殴打，却只能忍气吞声，他说他每天都为此感到气愤，这“说明工人阶级的革命精神远未培育起来”。[6]马林在1922年报告他1921年刚来上海的情况时还曾写道：上海“这个城市虽然是中国最大的工业中心城市之一，却不存在我们理解中的那种工人运动”[7]。但同时他们也注意到，1920年前后，上海由于米价大涨、钱贬值导致地方性的有组织的罢工时常发生。

二、上海是中国社会主义者的大本营，

陈独秀和信仰马克思主义的知识青年是

推动中国共产主义运动的先驱

也许正因为工人阶级的发展状况远未达到他们的期望，所以苏俄和共产国际才会格外注意聚集于上海的社会主义知识分子的作用和能量。

1920年10月5日，费奥尔多（即刘谦）向俄共（布）阿穆尔省委提交的报告中说：“上海是中国社会主义者的大本营，在这里可以公开地进行宣传。上海有许多社会主义性质的团体，出版300多种书刊（报纸、杂志和书籍），均为社会主义性质。这里有时候举行群众集会。此地出版的带有苏俄活动家，特别是列宁和托洛茨基照片的书刊总是被一抢而光。”同时，他还注意到：“位于上海的中华全国学生联合会，工人组织都站在社会主义者一边——他们是革命的主要依靠力量。”[8]1920年7月，负有推动远东革命工作、与中国进步势力建立联系的威廉斯基—西比利亚科夫考察了中国，他后来在给托洛茨基的一封信中承认自己当年到中国后发现，在上海和其他地方，简直就没有一个单纯的基层工人组织，更谈不上什么无产阶级的运动。而他在与陈独秀等人接触后，倒发现一些像陈独秀、李大钊那样的中国教授们正领导着强有力的学生运动。[9]这在1921年9月4日马林写给荷兰《论坛报》中的报道中也有体现，他说：“不言而喻，这里几乎根本说不上社会主义者对工人的影响。只是一小部分知识分子在探讨社会主义……俄国的事变使一小批知识分子转而信仰第三国际，尤其是陈独秀教授。他几年前就发行《青年杂志》，他是我们学说的坚定拥护者。”[10]1920年2月到上海的陈独秀同年7月底对张国焘说过：“中国工业不发达，工人数量甚少，文化落后，因此一般工人还谈不上阶级觉悟，还不能成为共产运动的骨干。但‘五四以来，信仰马克思主义的知识青年日有增加，如果集合起来，就是推进这一运动的先驱。”[11]这反映了他从依靠上海工人阶级转而依靠知识分子力量组党的认识，可能也是来华帮助组党的苏俄、共产国际人员的认识，因为上海共产党早期组织正是以陈独秀、李汉俊、俞秀松等信仰马克思主义的知识分子为核心组建起来的，北京等其他各地共产党早期组织的主要成员亦如此。这种认识反馈到共产国际那里，最终改变了苏俄、共产国际对于黄介民领导的大同党、江亢虎为代表的中国社会党、姚作宾领导的全国学生联合会等中国其他挂着“共产党”旗帜的政治力量的态度，使得陈独秀、李大钊领导建立的中国共产党在共产国际二大会议的舞台上树立了正统地位，并从此避免了像朝鲜等国共产党派系纷争内讧的曲折局面。

三、上海是苏俄、共产国际1920年前后

开展东亚共产主义运动的指挥中枢

1919年8月，威廉斯基—西比利亚科夫受命于俄共（布）中央委员会政治局，拟定了一份在东亚民族中开展共产主义工作的指令，并以苏俄外交人民委员部远东事务全权代表的身份于同年9月始在远东地区开展这一工作。这一指令是目前见到的有计划地在东亚民族中开展共产主义工作最早的一份工作提纲，要求“对中国、蒙古、朝鲜各国人民的态度，应该基于唤醒那里的广大人民群众，为摆脱外国资本压迫进行自觉的运动”。“应该力图实际支持东亚人民的革命运动。还要同日本、中国和朝鲜的革命组织建立牢固的联系，并且通过出版印刷机关刊物、小册子和传单等加强鼓动工作。”1919年9月初至1920年初，威廉斯基—西比利亚科夫在东亚顺利开展了共产主义宣传工作，并同中国、朝鲜许多革命组织的代表建立了牢固的联系。[12]

1920年4月，俄共（布）远东局符拉迪沃斯托克处下设外交科派出全权代表吴廷康（格里戈里耶夫）等一行人前往中国上海。这应是威廉斯基—西比利亚科夫为了在东亚人民中进一步开展共产主义工作而作出的指令。4月5日，他们到达上海。[13]吴廷康此行身份明确，是俄文《上海生活报》记者，而“他的到来为上海出版的一种俄文报的主要撰稿人伯尔诺夫基（Bernofky）和杰克·李泽洛维奇（Jack Lizerovitch）所知”[14]。显然，已在上海站稳脚跟的俄文《上海生活报》报社已为吴廷康打好了前站。

吴廷康到沪后以俄文《上海生活报》报社为工作据点，开展工作的效率很高。5月，在报社内设立了共产国际东亚书记处。这个机构的定位是领导东亚（中国、朝鲜、日本）共产主义工作的临时组织中心，由中国、朝鲜、日本三个支部组成。[15]

吴廷康是俄文《上海生活报》最重要的人物，与许多倾向于布尔什维主义的年轻中国人建立了联系。[16]在他的推动下，中国支部的工作进展比较顺利。东亚书记处十分注意通过印刷品进行宣传。它设有4个出版中心：海参崴、哈尔滨、北京、上海。其中，上海是中国共产主义书刊出版的最大中心。东亚书记处在这里拥有几种报刊。[17]

从威廉斯基—西比利亚科夫的信可以看出，他希望共产国际执委会能够把东亚书记处设置为直属于俄共（布）、共产国际的统一领导远东革命工作的组织。[18]但是由于同期同样性质的组织——俄共（布）西伯利亚州局东方民族部正在筹备，因此，东亚书记处这个机构并没有存在下去。

1920年7月27日，东方民族部开始组建，规定上海处为该部远东工作的临时中心。[20]吴廷康的工作不久也归属该部领导。他8月17日的汇报就是直接报给该部的。9月30日，该部委托吴廷康为驻中国的全权代表，并要求他：“依据我们的指示领导中国工作，给我们派往那里的党的工作人员发出指示，让他们服从您。”[21]除了领导该部派驻中国的工作人员及领导中国工作，吴廷康还被要求向该部通报朝鲜社会党的情况，[22]负责领导朝鲜科的工作。另外，吴廷康还派信使到日本建立联络、了解情况，以促动建立日本处。[23]

从不晚于1920年11月“东方民族部在给其派赴中国代表的指令”中可以看到，该组织派赴中国的代表目的地很明确，就是上海，计划经由路线有两条：赤塔—满州里—哈尔滨—上海和赤塔—布拉戈维申斯克—符拉迪沃斯托克—上海。其任务除了交换情报、变卖珠宝、建立印刷厂、运送设备、召集负责人员的代表大会并筹备中国全境的革命代表大会外，还有一项组织上的重要任务，即“讨论和建立在华中心分支机构之间和它们同远东地区之间固定联系的组织形式，建立集中统一的同俄共（布）西伯利亚州局东方民族部有联系并由其领导的机构”，所有在中国的机关则均由上海领导。[24]1921年1月，东方民族部改组为共产国际远东书记处后，在华革命工作随之转归远东书记处统一领导。

四、上海是苏俄、

共产国际推动在华建党工作的桥头堡

从近年来最新解密的共产国际档案史料中，也可以看到上海这座城市在建党工作中的特殊地位。可以说，上海是苏俄和共产国际推动在华建党工作的桥头堡。

1920年4月，吴廷康先经北京会见了李大钊，并由李大钊帮助他写了介绍信，介绍他到上海来找陈独秀。在俄文《上海生活报》为核心的组织据点奠定的坚实基础上，上海成为吴廷康等苏俄、共产国际使者有计划地推动中共建党工作的根据地。

据吴廷康1920年6月9日的信推断，他到上海的工作任务是：同中国革命运动所有的领导人建立联系;把中国分散的革命小组联合为一个集中的组织;情报工作;宣传苏俄革命和布尔什维主义。信中，他认为中国革命运动最薄弱的方面是其活动的分散。计划以“联合出版委员会”为中心，将各革命小组的工作团结起来。为了协调和集中工作，他通过“声望甚高，影响很大”的陈独秀给各城市的革命者发信，于7月19日召开了一次中国积极分子会议，即包括华北的社会主义者与无政府主义者的代表会议。[25]8月17日，距离他登陆上海不过4个多月，他在上海的工作已经取得了不小的成绩：“这段时间以来，我在此地的工作总结如下：在上海建立一个5人组成的革命委员会。”[26]委员会下设三个处：出版处、情报鼓动处和组织处。每个处的工作也取得了不同程度的进展。如出版处建立了自己的印刷厂，即又新印刷所，印刷出版了《共产党宣言》第一个中文全译本，还有15种小册子和传单有待付印，8月22日起定期出版《劳动界》。情報处组建了“华俄通讯社”，向31家中国报纸供给资料，还在北京设立了一个分部。组织处在学生中进行工作，组织学生，并力图把学生引向同工人和士兵建立联系。除了上海革命委员会，吴廷康试图“在中国所有的工业城市建立像上海革命委员会这样的组织，然后借助与会代表，把委员会的工作集中起来”[27]。他指示在北京、广州建立了同样的革命委员会。在各个城市的革命委员会之上，还设有中国革命委员会，与朝鲜革命委员会并行。[28]这些工作为中国的建党工作“奠放了组织建设最初的基石”[29]，中国的建党工作正是从1920年开始在上海启动，并在北京、武汉、长沙、济南、广州等地发起成立各地党的早期组织。

1921年1月21日，共产国际全权代表舒米亚茨基在致共产国际执行委员会秘书科别茨基的信中说：“事实上我们上海的那个三人小组——革命委员会才是领导机关。这个革命委员会目前领导着中国六个省的中国共产主义组织和规模相当的五个中国青年团组织。这些组织掌握着四种周刊，其中的《共产党》是起领导作用的，还有两家报纸。”[30]

在共产国际档案中，自1920年至1921年初，曾多次提到召开中国共产主义组织的代表大会。1920年9月，威廉斯基—西比利亚科夫就提到他于同年7月5日至7日同在中国工作的俄国共产党员同志就“中国共产主义组织即将举行的代表大会和中国共产党的成立”等事项交换了看法。[31]舒米亚茨基1921年1月21日信中提到“中国定于3月下旬举行共产主义组织的代表大会，我将派遣专人前去指导”[32]。6月3日，共产国际代表马林经欧洲抵达上海。“几天后，远东书记处派遣的一位从事中国、日本和朝鲜工作的同志”[33]，即尼克尔斯基也到达上海。马林和尼克尔斯基到达上海后，尽快联络上海共产党早期组织成员，开始筹备召开中国共产党第一次全国代表大会。正如马林所说：“我和伊尔库茨克来的我们的同志与几名中国同志一道正在筹备共产党的代表大会，约在7月举行，将要讨论实际办法并开始集中组织工作。”[34]7月9日，他在给科别茨基的信中再次提到“希望本月底将要召开的代表大会大大有利于我们的工作。同志们那些分散的小组将会联合起来。此后就可以开始集中统一的工作了”[35]。

正如马林所言，中共一大在上海召开之后，中国各地的共产党早期组织由此开启了集中组织统一工作的新局面。

因此，在苏俄和共产国际等工作人员的眼中，上海是中国最大的工业中心和无产阶级集中地，而正是从上海这个窗口，看到中国工人阶级力量还很弱小，工人阶级的发展状况和反抗力度远未达到他们的期望值，所以他们才格外注意聚集于上海的陈独秀和信仰马克思主义的知识分子及青年学生在中国建党中的独特作用。同时，1920年前后上海所具有的经济发达、多种政治势力并存、人才汇聚、文化发达、信息畅通、交通便利等种种面相，也使得上海这座城市在东亚地区凸显出来，使得苏俄和共产国际工作人员自然而然选择了这座城市作为他们推动东亚共产主义运动、推动在华建党工作的指挥中枢和桥头堡。这也是苏俄和共产国际东方战略、在华战略对于上海重要定位和作用的显示。这样的历史机遇落在上海身上，是近代以来上海发展过程中种种历史合力的结果，也为上海的再出发刷新了政治新机遇。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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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张国焘.我的回忆[M].北京：东方出版社，1998：94.

[13][14]第157号文件附件（1920—04—07）[Z].英国国家档案馆档案FO 405/228.

[16]第27号周报（截止于1920年8月21日的情报）[Z].英国国家档案馆档案FO 228/3216.