蒋执

摘 要： 从历史角度出发，中日两国关系和国家间的教育交流有着重要联系。本文从女子教育交流视角出发，从不同时期论述中日教育交流的历史发展脉络，了解其历史走向。

关键词： 中日教育交流 女子教育交流 历史走向

中日受儒家思想影响，同属于“东亚文化圈”，但在不同的历史时期，中日教育发展呈现出不同的特点，以女子教育改革为例，在不同时期呈现出不同的特点。

一、中日女子教育交流演变历程

（一）日僧来华，以中为师。

据《汉书·地理志》记载，中日关系始于公元7世纪～9世纪，为了引进中国的先进文化和科教事业，日本朝廷直接派遣留学生和学问僧来中国学习[1]，其中“佩两国之印”的阿倍仲麻吕，对中日教育交流做出了很大贡献。他们把从中国学到的先进文化同本国国情结合并加以发展，最终促进了“大化革新”的成功[2]。女子教育亦是如此，当时的日本学习儒家文化，效仿唐朝社会对女子的管教，即“闺阁教育”，女子婚前待在闺阁里学习简单的伦理道德及家务活，没有专门的女子教育场所，由父母指定婚姻，在社会上几乎没有任何角色。当时日本将这套女子教育理念引进国内，认为女子就应该贤良、顺从，扮演好家庭角色即可。因此“三从四德”一直是对东亚女性的道德衡量标准，同时体现出中日两国女性的社会角色和社会地位[3]。从中可以看出日本的虚心好学及当时中国作为强国对邻国友好和帮助的态度。

（二）相互观望，背道而行。

唐朝之后，中日教育交流逐渐减少。19世纪初期，清朝统治者坚持“重农抑商”，实行闭关锁国政策，使得中国长期处于与世隔绝的状态，在世界资本主义发展的浪潮中逐渐落后于西方国家，其女子教育远远不能和西方一些国家相比。例如19世纪的英国已经开始重视妇女职业技能教育，并出现促进英国女子教育发展的组织，如妇女讲习会和城镇妇女基金特会等[4]；19世纪的美国开始兴起女子高等教育，并成为全球女性学的发源地[5]。而此时的中国，仍是以“男尊女卑”的思想对女子进行教育，无心学习西方教育思想。

而此时，日本在以美国为首的资本主义国家的压力下，面临内忧外患，倒幕派进行明治维新，从此走上发展资本主义的道路。日本在改革中将教育改革置于重要位置，成立文部省以协调全国的教育事务，建立近代学校体制，其中包括改革女子教育制度[6]，进行女子教育实践活动，为今后的日本教育发展打下良好的基础。明治维新时期，日本衍生出新的女子教育理论，主要培养“良妻贤母”型的女性，后中国引进改为“贤妻良母”。因此，“良妻贤母”是近代日本女性特征的代名词，她们逐渐追求有知识、有文化、思想独立并且开始在社会从事各种职业[7]。

近代初期的中日默默关注着对方的行为，两国教育交流有限，但是中国的教育发展步伐已落后于日本，导致甲午战后中国向日本学习的场面。

（三）民族觉醒，“以强敌为师”。

甲午战争后，康有为提出了“不妨以强敌为师”的口号，清政府开始向日本学习，因此中国派遣大量人员到日本考学。据记载从1899年至1906年，中国留日学生从200名达到8000名左右[8]，清政府充分学习日本的教育模式，如在学制方面分为普通、师范、实业三个种类，与日本相同。在学科方面，除了国语不同外，其他科目相同。而本文探讨的女子教育领域，日本已于1872年颁布第一部《学制》，规定不论阶级、性别及出身，到了一定年龄必须上学，从而使日本女子学校蓬勃发展。此时，中日教育交流全面开展，在女子教育交流领域，中国引进其教育思想，在教育制度上模仿日本的《学制》，致使中国很多女性突破了封建桎梏，在中国女子教育领域进行了大量的实践活动。为了方便观察中日两国女子教育发展的时间顺序，笔者将其对照列表展现出来，如下表。

本表引自文献《试论中日教育交流对近代中国女子教育的影响》中的表1。

从上表我们可以发现，中国在女子教育改革中紧跟日本，以下从三方面论述。一是引进日本的女子教育思想。近代女子教育思想在中国的传播，在很大程度上得益于留日学生对日本女子教育状况和教育思想的宣传。例如留日归来的秋瑾，积极组织女子革命团体、创办女报并且公开发表推进女子教育的演说[9]。晚清女性报刊《女子世界》曾有一句发刊词说：“女子者，国民之母也……欲普救中国，必先普救我女子，无可疑也。”[10]由此，中国女性思想开始解放，女子教育慢慢產生和兴起。

二是模仿日本的女子教育制度。清政府全面学习和模仿日本教育的主要阶段是1907年至1913年，中国近代女子教育制度在这期间基本形成。当时一些国内教育书刊对日本女子教育详细介绍，例如1908年上海商务印书局出版了黑田茂次郎、士馆长言二人合著的《日本明治学制沿革史》；1911年北京也出版了文部省编的《新编日本教育法规》等[11]。这些书籍都为中国学习日本教育打下了很好的基础条件。

1907年，清廷改变了《奏定学堂章程》中“以家庭教育来包括女学”的政策，正式制定了《女子师范学堂章程》和《女子小学堂章程》，政府终于认可建立女子学校，女子学校教育的发展开始得到法律的保障[12]。1913年的《壬子癸丑学制》充分体现了对日本学制的学习，继日本在1892年颁布《女子中等教育规定》后，《壬子癸丑学制》规定除大学不设女校不招女生外，初等小学可以男女同校，其他各级各类学校均可设立女校。《壬子癸丑学制》一直沿用至1922年，推动了民国时期女子教育的发展。这一年政府颁布的《壬戌学制》不再以性别划分，从而使女子教育获得了进一步的发展[13]。

三是展开女子教育的实践活动。其一是中国女子留学日本，这成为当时女子求学的一条途径。据统计，1899年留日学生是200名左右，1903年达到1300余人，1906年留日人数达到高潮，人数大约为8000名[14]。当时中国女留学生逐渐增多，东京一些女校成立学堂专门接收中国女子留学生。如下田歌子于1899年创办的实践女学校从1901年起开始接收女留学生，次年就有10余名中国女子就读于该校[15]。一些日本学者专门来中国进行教育考察，例如下田歌子亲自来到中国考察，并与湖南省约定每年接受该省一定数量的女留学生，这些学生可以到实践女学校的师范科学习。留日女学生回国后宣传女性解放思想、创办女性专栏报刊、推进专门女子学校的建立，推动了女学的发展。

其二是留日学生积极兴办女学。清末一些留日学生回国后，因不愿在清政府办的新式学堂工作，便自己创校，其中一些人便开始创办女子学校。例如1905年，留日学生杨白民在上海创办了城东女学；王季鲁在1910年创办的中国女子体操学校，是我国第一所培养体育师资的女校等[16]。女校的创办促使女性群体积极投身社会变革，争取妇女参政权，由此影响中国近代男女平权思想的形成。

近代中国在教育改革方面以日为师，政府和社会人员大量兴办女学，增加了女性接受知识和社会技能的机会，在其他教育领域大胆学习日本，加快了改革的脚步。

（四）趋于平淡，关系恶化。

1911年辛亥革命爆发，随着中华民国的成立，中日关系逐渐平淡。中国一方面学习日本，一方面开始学习西方。例如，中华民国颁布的《壬子癸丑学制》在定稿到完善的过程中既有学习日本的部分，同时也开始注重吸收欧洲的学制特点。1931年“九一八事变”后，日本毫不掩饰其侵略的目的，其中教育侵略作为其文化入侵的一部分，带有强烈的“愚民”[17]、“奴化”的目的。抗战爆发后，中日官方教育交流被阻断，但是在民间还有自费留日的学生，教育关系表现为殖民教育和反殖民教育。

（五）邦交正常，翻开新页。

1972年中日邦交正常化，两国关系重新走入正轨，在建立中日战略互惠关系中，两国在教育领域的交流与合作越发频繁，具体体现为中日教育交流计划增多、留学生交流数不断增加、青少年交流规模不断扩大等。

这一时期中日女子教育呈现不同的特点。例如关于“男女同校问题”，我国经历了很长一段时期的改革和调整。1907年通过的《学部奏定女子小学堂章程》明确规定：“女子小学堂与男子小学堂分别设立不得混合。”1912年《普通教育暂行办法》规定：“初等小学校可以男女同校。”到20世纪60年代，过去单设的女子学校几乎被取消。80年代至今又出现了合分并存的局面[18]。但是日本至今仍保存着一部分女子名校，并且在教學质量上远高于我国女校，比如根据URAP世界大学2000强排名成绩，日本的东京女子医科大学、御茶水女子大学及奈良女子大学进入前四名。而中国女校的排名成绩差强人意，因此，应充分借鉴日本女子教育的优点。其一，日本的女子高等教育理念值得我们考虑，其家庭本位的教育理念使得日本高等教育更注重培养女子的内在修养、道德品质和审美观念，为后代优质的家庭教育提供了保障。其二，日本的办学结构多样化给了我们很好的启示。日本的女子高等教育包括四年制的大学（其办学形式有国立大学、公立大学和私立大学）和二至三年的短期教育形式。其中在短期大学读书的女生占了约90%的比例[19]，这种形式对日本女子高等教育的影响很大。

新时期日本在探究女子教育的经济价值过程中不断改革其教育内容。我国可借鉴日本女子教育发展机制，关注女子教育发展的新趋势，积极开发女子人力资源。

二、结语

中日教育交流在不断探索中曲折发展，通过中日女子教育交流，我们看到其教育交流过程中的三个特点：一是中日双方都作为过教育输出国，曾经历过对方教育思想的冲击与熏陶。从隋唐时期日本以中国为师到近代师生易位，可看出历史上只有虚心向强国学习，自身才能有所发展。二是对中国近代史来说，日本的教育思想、制度以及实践都对我国产生了很深的影响，这一时期是中国历史上进行教育改革的重要时期。因此，我们回顾中日历史问题时，不应仅仅被两国的负面历史问题蒙蔽双眼而忽视其值得延续的部分。三是在交流与合作的过程中，中国不断结合国情进行教育革新，发展创新思想，推动我国教育事业的发展。因此，中国未来应在教育领域进一步加强中外合作办学和教育交流和研讨。

参考文献：

[1]张三省.思想教育寓于《唐代中日交流》的教学尝试[J].南都学坛，1987（02）：107-110.

[2]张彦波.试析近现代中日教育文化的阶段性发展[J].日本问题研究，2009，23（02）：48-52.

[3]胡澎.“中日韩女性问题”国际学术研讨会综述[J].日本学刊，2013（02）：152-156.

[4]吴吉惠.试述19世纪以来英国女子社会教育的发展及其启示[J].西华师范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07（01）：109-113.

[5][7]韩银环.19世纪美国女子高等教育办学模式探究[J].中华女子学院学报，2011，23（02）：92-95.

[6][17]陈书智，赵胜岩，谢寅波.近代中日教育交流的回顾与反思[J].中国冶金教育，2007（02）：65-68.

[8]魏佳欣.近代中日教育交流的回顾与反思[J].现代交际，2017（01）：178-179.

[9]孙石月.中国近代女子留学史[M].北京：中国和平出版社，1995.96.

[10]王桂.中日教育关系史[M].济南：山东教育出版社，1993：296-570.

[11]郭三娟.述评清末民初新学制对日本学制的模仿[J].山西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1999（02）：81-84.

[12][15]刘涛，王玉海.日本实践女学校对近代中国女子教育的影响[J].内蒙古社会科学（汉文版），2003（03）：30-33.

[13][14]赵叶珠.试论中日教育交流对近代中国女子教育的影响[J].大学教育科学，2006（06）：76-80.

[16]曲铁华，马艳芬.近代中日教育交流回眸[C].中国教育学会教育史分会第十届学术年会，2006.

[18]杜学元.中国男女分校与同校之争的历程、主要分歧及启示[J].四川文理学院学报（社会科学），2006（06）：85-90.

[19]玉连芳.中日女子高等教育比较研究[J].科教文汇（中旬刊），2015（12）：104-106.