档案记忆观理论再探讨

2018-08-20单旭东赵局建王红梅

档案管理 2018年4期

单旭东赵局建王红梅

摘要：现行档案记忆观是以社会记忆（集体记忆）的视角对档案、档案工作的系统认知。但是，在档案记忆观的主要思想内涵中，关于档案的媒介記忆属性以及建构属性描述却更加符合文化记忆的特征。所以本文尝试从文化记忆的视角出发，首先通过分析社会记忆与文化记忆的关系，指出档案记忆观的文化记忆理论基础。并通过分析文化记忆与档案的关系，更好地完善并促进档案记忆理论的发展和深化。

关键词：档案记忆;社会记忆;文化记忆

Abstract： the current view of archival memory is the systematic cognition of archival and archival work from the perspective of social memory （collective memory）.However， in the main ideological connotation of archival memory view， the description of media memory attributes and constructional attributes of archives is more in line with the characteristics of cultural memory.So this paper tries to analyze the relationship between social memory and cultural memory from the perspective of cultural memory， and points out the theoretical basis of cultural memory of archival memory view.And through the analysis of the relationship between cultural memory and archives， better improve and promote the development and deepening of archival memory theory.

Keywords：Archival memory;social memory;cultural memory

1 社会记忆与文化记忆的关系

从不同的视角去探析记忆的本质会得到不同的记忆理论研究范式。作为记忆理论的重要组成部分，社会记忆和文化记忆有着密切的关系。但在将具体的记忆理论移植到其他学科研究中时，对二者进行详细的区分有助于更好地实现记忆理论与相关学科的无缝衔接，笔者认为二者关系可以概括为以下三点。

1.1 理论维度。集体记忆的首次提出是在20世纪20年代，哈布瓦赫在《论集体记忆》一书中说：存在一个所谓的集体记忆框架;从而，我们的个体思想将自身置于这些框架内，并汇入到能够进行回忆的记忆中去。[1]集体记忆的提出将记忆的研究从心理学和神经学领域转移到社会学领域，阐释了记忆的集体属性。即不存在纯粹的个人记忆，我们的记忆总是形成于特定的社会框架，所谓的社会框架就是我们身处的维度环境，包括我们的社会交际网和文化政治环境，而且我们只有将自身置于社会框架中才能进行回忆。虽然哈布瓦赫阐释了社会记忆的形成基础，但是关于社会记忆如何传承和传承的意义等问题却没有做出详细的介绍。与哈布瓦赫从社会角度分析记忆不同，扬·阿斯曼的着眼点在文化，即从文化视野出发对社会记忆进行细分。阿斯曼对于哈布瓦赫关注较少的记忆的媒介性、时间跨度以及记忆的建构属性进行了详细阐述，并强调从个体记忆到社会记忆再到文化记忆，这是对记忆纵向聚合维度认识的深化。之所以在集体记忆的基础上提出文化记忆概念，是因为阿斯曼认为，“集体记忆”这个概念过于模糊，无法以某种区分标准把一种特定的记忆形式与其他的记忆形式区分开来。[2]集体记忆或者说社会记忆只是一个很笼统的概念，如果想要深入了解记忆的本质就必须从概念上对其进行进一步区分。文化记忆与社会记忆在对记忆的探讨原则上没有什么区别，只是二者对其深入的程度存在差异。因此，文化记忆并非与集体记忆毫无关联，它只是记忆的文化属性的表现，是记忆理论研究的逐步深化和发展。

1.2 时间维度。人们之所以这么多地谈论记忆，是因为记忆已经不存在。[3]所以记忆与现实总是存在一定的时间距离，也就是线性时间维度上存在的差异。回忆过程总是基于现在而对过去所展开的历史性思考，从集体记忆的社会框架出发，记忆的存续时间是根据集体存续的时间来决定的，即记忆的形成和延续的前提是要有“群体”的存在。因为人的生命是有限的，这种以人为载体的记忆随着传承者的消失就也会消失，所以代际之间的记忆传承是很难实现长久延续，而且在传递的过程中很容易受到外部因素的影响而造成回忆的断裂。记忆的存在依附于群体而存在，这也就意味着群体解体之后人们的记忆也就随着消失。与集体记忆理论框架不同，文化记忆的传承更多地借助于外部符号媒介，尤其是书写媒介的出现更为文化记忆的存续创造了条件。在古埃及，文字被称为最可靠的记忆媒介，这是因为文字的储存能力要远远超过身体媒介且方便实施保存。虽然相对于传统声音和身体行为对记忆的鲜活展示不同，载体的物质化使得记忆僵化，但是僵化的另一个意思就是稳固，因为记忆从内部存储转移到外部物质化之后，时间在此之后便停止了，记忆得以经受住时间的侵蚀而历久弥新，人们可以跨越千年去阅读一份形成于古代的档案文献。文化记忆的载体范围从原始的文字、图画、建筑物再到场所和仪式，记忆的时间跨度得以进一步的扩大。尤其是近些年电子媒介的出现，由于其存储空间的扩大和先进技术的支撑，记忆得以在更长的时间跨度中延续。除此之外，集体记忆更多的是一种交往记忆，它的关注点在记忆的共时整体性存在与传播，而文化记忆则更加重视历时延续性的传递，虽同属时空范畴，但是二者在层次上还是有所差别。

1.3 媒介维度。在哈布瓦赫的理论框架中，集体记忆只是记忆形成的一个框架条件。[4]与社会记忆被动地受到来自社会框架的影响不同，文化记忆更加强调记忆建构的主动性。因为文化记忆更多地要借助于外部媒介，也就是通过将记忆符号化并与物质载体结合在一起，然后再通过现实性的阐释将记忆重新“提取”出来。在存取之间，文化记忆的建构性得以体现。作为相对于身体媒介更加灵活的文化记忆媒介，文化记忆的发展过程更多地凸显其媒介的演变。文化记忆媒介的建构性主要体现在以下两个方面。首先，由于文化记忆媒介外化于身体，所以媒介上所承载的信息更加灵活，人们可以根据现实的需求对其解释和运用。媒介的形式更新变化快，尤其是网络时代的记忆媒介更是使得信息与载体之间的关系变得松散，信息的意义变得不再固定因而变得更加具有“可塑性”。其次是由于记忆媒介将意义固化在物质中，因而需要有专门的媒介传播机构进行管理并对记忆信息进行专门的解读。由于媒介的发展记忆的存储得以实现爆炸式的增长，所以限于保管场所物理空间的限制，必须对进馆的记忆文本进行筛选。阿斯曼以档案馆为例，说明媒介存储和传播机构对记忆的筛选和建构作用。虽然同为记忆研究的领域，但是文化记忆的研究框架更加看重记忆的媒介属性以及由此延伸出的建构属性，集体记忆和文化记忆分别从不同的角度阐释记忆理论，代表着记忆研究的不同发展阶段。而正是媒介推动着集体记忆向文化记忆的转变。

2 档案与文化记忆的关系

2.1 潜在的文化记忆——档案记忆。在对历史和记忆进行区分的过程中，阿莱达·阿斯曼将文化记忆划分为存储记忆和功能记忆。有人栖居的记忆我们想称之为功能记忆。它最重要的特点是群体关联性、有选择性、价值联系和面向未来。与历史相关的种种学科相比之下是第二等的记忆，是所有记忆的记忆，它收录的是与现实失去有生命力的联系的东西，这种记忆的记忆我建议称之为存储记忆。[5]根据其对文化记忆的划分，档案记忆应该是属于一种存储记忆，首先，档案馆之中的档案是由于失去了现实价值而被专门的文化机构进行保存，所谓的现实价值的丧失实际上就是其群体的关联性消失，因为个体记忆不能很好地融入群体而被遗忘。其次，档案记忆作为存储记忆在一定程度可以转化为功能记忆，在档案社会记忆观中，档案被当做建构社会记忆的重要资源，然而档案首先需要从存储记忆转化为功能记忆，这样才能参与到现实的建构性活动中来。档案记忆作为记忆的一种特殊形式，其转变为功能记忆靠的是相关机构的开发以及社会的利用需求推动，而公众利用需求又与社会大环境有关，这些因素决定着存储记忆和功能记忆之间边界的渗透性。最后，档案记忆的运动过程传递出文化记忆系统的运作机制。档案记忆的形成体现的是记忆的遗忘机制，记忆暂时失去现实价值而脱离主体的依附，档案重新被社会利用体现出对遗忘记忆的再记忆，重新被社会形塑与合法化。与其说档案是建构社会记忆的重要资源，倒不如说它是社会选择遗忘机制的重要风向标，透过档案记忆，我们可以了解什么样的记忆参与到何种社会选择标准中，进而了解档案记忆之后的社会文化运作机制。

2.2 档案自身也是一种记忆。在关于档案与社会记忆的探讨中，档案是不是记忆是一个重要的讨论话题。档案与社会记忆的关系更多地被定义为载体、客化、建构和控制关系。[6]但是从文化的角度出发，档案自身也是作为一种记忆而存在的，正如著名大众传播学家麦克卢汉在对媒介的延伸属性进行探讨时提出的“媒介即信息”观点一样，我们也可以说“档案即记忆”。对二者的类比是有一定的理论依据的。因为从文化记忆理论出发，文化记忆关注的是记忆的历时性角度传承，文化记忆的时间跨度并非是具有有限生命的人类，而是物质上确定、制度稳定的符号。[7]文化记忆更多的是媒介的记忆，即使是没有将记忆载体客观外化为物质符号的社会记忆，它仍旧以群体的交往框架作为记忆的媒介。之所以将档案称为记忆是因为档案所具有的媒介属性，根据麦克卢汉的媒介理论，档案的内容就是一种媒介，文字信息和档案载体构成传统档案的全部。文字信息对记忆进行固化，然后社会再借助于专业的文化机构对其进行阐释，所以档案的内容是一种记忆，一种文字记忆;另一方面，档案相对于档案所承载的档案信息就相当于档案馆之于档案，它是记忆的场所。因为一个记忆场所存在的根本理由就是：让时间停止，阻止遗忘，让事物保持住一个固定的状态，让死亡永生，赋予无形的东西以有形的形式——金子中仅存有关钱的记忆。[8]档案作为记忆的场所是因为记忆依附于档案载体，尤其是对于传统形式的档案来说，档案载体的消亡也就意味着档案的内容的消亡。因此，作为记忆场所的档案自身必然也是一种记忆。文化记忆有一个非常重要的特点就是象征性，我们对记忆的追寻总是体现在档案载体形式上，透过陈旧的纸张和古老的文字，我们可以感受到它所呈现出的历史的厚重，它总是可以作为我们进行记忆唤醒的机制。档案记忆本身作为一种场所自身必然也承载着记忆，它本身就见证或者是经历着社会的变迁，承载着档案从形成到最后进入档案馆的生命周期过程，体现出档案对自身形成发展过程的原始记录性，是档案的档案。

2.3 档案记忆与文化认同。在记忆的研究中，当涉及“谁的记忆”这个问题时，我们的关注点是记忆的主体。记忆的主体决定着记忆的内容以及记忆的形式，是记忆研究的重要前提。相对于独立存在的个体而言，我们是谁往往取决于我们属于谁，即我们需要从群体中找到身份归属。从集体记忆的角度出发，我们可以清楚我们现在是谁，但是真正的认同是一种追溯式的文化认同，即我们是如何通过我们的过去而决定我们现在的身份认同的。虽然认同的形式总是以集体的形式出现，但是要以作为群体内部实现认同的统一为前提，这就需要一定的文化机制对群体内部不同的认同形态进行转换和调和，进而才能实现共同的思考和共同的回忆过去。无论是个体的认同还是群体的认同，都是一种文化意义上的认同，即通过统一的文化象征符号来实现的认同。但是过去已成历史，我们可以凭借实现当下身份认同的就只有那些能够抵御时间侵蚀的过去的文化痕迹，出于对客观真实性的追求。所以人们非常有意地通过对书面和影像的见证进行存档，来为他们将来的不在场做好准备。[9]因此檔案成为我们寻求当下身份认同的重要文化工具。在当代社会中，档案记忆在身份认同中发挥着重要的作用，尤其是家族档案在当代身份认同中价值的体现。谱牒档案作为最能体现档案记忆认同价值的档案形式，其作用就体现于对身份断裂性的修复上。档案记录了我们过去是谁以及我们是如何成为现在的谁，同时它现在记录的内容又将决定我们未来成为谁。文化记忆更加注重记忆的非历时性保存，作为一个家族乃至一个民族的根基所在，谱牒档案保存的是关于群体跨时代的记忆。所谓的身份认同更多的是一种历史认同，即知道自己的过去并通过现实化的手段继续合理化于当代。我们通过档案找到自己的身份归属，这是我们借以重塑自己身份的重要依据。记忆借助我们的传承得以延续，同时我们也借助于记忆的延续更好地融入现代社会群体。在文化记忆与认同之间，档案发挥着重要的纽带作用，其作为文化记忆重要表现形式，在传承文化记忆的同时也在实现着文化记忆身份认同的价值。

3 文化记忆理论视域下档案记忆的思考

3.1 新媒体时代的档案记忆。媒介研究作为文化记忆研究的中心，在档案与文化记忆关系的探讨中，档案媒介载体的属性符合文化记忆对于档案记忆的界定。文化的记忆更多的是媒介的记忆，媒介的变迁史不仅反映出记忆的变迁，同时也不断地重塑着文化记忆的结构。作为文化记忆重要表现形式的档案记忆，其经历了刻写、图画、文字再到电子媒介的载体变迁。记忆不仅是对过去的合理化解释，同时也被作为建构自身身份认同的重要资源，这些都受到记忆媒介变迁的影响。尤其是新媒体媒介的出现对档案记忆的研究产生重要的影响。首先是对档案建构性属性的影响，与传统纸质档案不同，新媒体下的电子记忆生成和管理过程趋向于多主体，在网络环境下，每个人都可以是档案的形成者和解读者，档案记忆中所体现的建构性更加多样化，新媒体时代下档案的真实记录性更多地体现出对于个性的记载，而非传统档案形式对于社会变迁的被动记录。其次，媒介的变迁颠覆关于档案记忆中的权力观。传统国家档案观中，档案权力观的一个重要体现就是文字书写。因为在古代，文字的书写和解读都被限制在特殊的人群中。但是由于近代媒介的变迁，人们获得信息的渠道变得多种多样，人人都可以是档案的形成者，同时人人都可以参与到档案的解读利用之中。现在档案一词已经逐渐地进入普通人的词汇表中，这些和新型传播媒介的普及有很大的关系。最后，由于记忆信息通过编码存入电子设备，而对其进行操作的途径就是键盘、鼠标这些电子设备。存储和删除的操作只需要敲击保存键和删除键就可以实现，因此电子媒介下的信息变得更加不易保存。而且，由于电子设备的特殊技术要求性，电子记忆又重新回到了普通人所难以触及的高度。因为对其进行阅读的前提是熟悉电子设备的使用，否则将无法重现记忆甚至有可能会因为操作不当而造成记忆的消失。文化记忆下的文本记忆逐步地过渡到电子记忆，如何保存记忆并延续记忆，将成为新时期记忆研究的新问题。

3.2 档案记忆还是档案遗忘。社会的进步和创新取决于对待过去的态度和处理方式，因为过去并非总是积极有益的，需要我们对其进行选择性的批判继承。记忆和遗忘是同一枚硬币的正反两面，二者是相伴而生的，所以对特定历史实践活动进行记忆的同时也意味着对相应活动的遗忘。与现行的文件相比，档案是因为失去了现实效用而被遗忘的记忆。根据阿莱达·阿斯曼对遗忘的分类，档案属于主动式遗忘/保存式遗忘。保存式遗忘针对的主要是由国家主导的对有档案性质的材料以保存的形式带来的遗忘。这些内容大多是一般性的历史档案，它们在当下失去了直接的效用，不过并没有因此被全部扔掉和抛弃，而是被有意识地加以收集和整理，作为一种基本历史认知的来源服务于一般大众。[10]文化记忆的建构功能实际上就是在调和记忆与遗忘之间的关系。档案式的遗忘更多的是社会建构的结果，由于文件的现实价值随着事件的结束而暂且终止，文件被转化为档案成为被社会遗忘的记忆。与此同时这些被遗忘的档案记忆并不是就从此与社会绝缘，档案的形成需要得到事先的保证，就是档案文本本身会得到合理的保存，另一方面就是档案会被重新利用发挥价值。如果对于一份文件，事先已经毫无存在价值可言的话，它就会被直接遗弃而不是进入档案馆得到保存。所以档案会根据权力和现实驱动的社会需求在合适的条件下重新回到现实的活动视野。因此档案代表的更多是一种遗忘而非记忆，这种遗忘是一种社会建构下的主动式遗忘。但是档案式的遗忘并非代表着一种永久式的遗忘，档案记忆与遗忘之间的界限是模糊且可移动的，档案的开放程度、社会公众的档案意识以及媒介信息化程度的高低等因素都会影响到档案现实价值的再次显现。这时就需要档案工作部门具有洞察社会的感知力，能够保证档案的开放性以随时准备将档案转化为现实利用的需要。不是保存，而是更新;不是回忆，而是发明。[11]主动地参与到档案从政治领域向文化领域的转变过程中。只有这样，档案才能转化为真正的社会记忆资源，并实现文化层面的传承而得以延续记忆。

3.3 档案记忆中的权力因素。在后现代主义理论中，记忆被视为一种很重要的社会资源，因为在一定程度上，权力的合法性来自于其记忆的延续性，来自于其对内部群体认同的凝聚力。故而档案在记忆系统中占据极其重要的位置，因为它不仅是一种记忆资源，更是作为记忆的规则而存在。根据福柯对档案的定义，“档案首先是规定能说什么的法则，是控制作为单个事件出现的言说的系统”。[12]与将档案作为记忆保管场所和记忆载体不同，福柯将档案看做是权力机制下关于话语表达的系统。如果说话语即权力的话，那么档案是权力体系中最为重要的机构（机制）性表达。权力本身并不是一种资源。资源是权力得以实施的媒介，是社会再生产通过具体行为得以实现的常规要素。[13]也就是说档案本身并不等于权力，而只是权力借以实施的媒介和工具。现实的合法性在于将过去继续合理化于当代，所以对记忆控制的一个最重要途径就是控制档案，因为档案记忆是记忆系统中最能体现权力建构性的部分。档案记忆之中的权力因素主要体现在以下三个方面：首先，权力作为抽象的存在必须被“档案化”，也就是转化为象征性的文化符号。权力不可能在真空中行使和发挥作用，因此权力被赋予到话语中然后得以文本化的呈现，因此文本性的档案就成为权力运作的场所，在此基础上权力体系才得以运行。其次，对档案记忆中权力因素的控制主要通过社会行政和文化机构来保证，这正是文化记忆理论中记忆媒介机构作用的显现。档案记忆的形成总是遵循机构化的社会运作机制，尤其是官方档案更是需要特定的行政机构进行书写和管理。与此同时，为了达到对档案记忆的控制，社会将会通过选择性的解读来决定什么样的档案记忆会被合理化于当下，因此档案这种机构化的记忆是否合法化体现出的是权力机构是否对其进行媒介化的宣传。最后，权力在档案记忆中主要通过其建构性来凸显，建构总是与选择相伴而生，而选择必定意味着一定标准的树立。它涉及的是一定时期内社会所遵循的特定准则，也正是权利因素渗透对社会存在形塑的结果。通过档案记忆中权力因素的运作机制，我们得以更好地理解档案记忆的建构性。社会记忆的范围很广，记忆因主体和时代的不同而呈现出复杂的状态。但是在经历了文化记忆权力机制的建构筛选之后，记忆在被选择和控制的基础上得到整合，这在一定角度上有利于我们了解记忆的结晶也就是社会记忆中最能反映历史进程的部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