魏娟莉

摘 要：吴敬梓的《儒林外史》,以其杰出的讽刺艺术，为我们展示了形形色色的儒林人物形象。同时，在“科举功名”的边缘，又塑造了几个极具代表性的女性形象。由此展示了清代科举制度下，那些无缘跻身功名富贵的清代女性真实而普通的生活，揭示了科举功名对她们所同样具有的伤害与影响。这些女性形象的出现，对传统女性形象的塑造有了很大的开拓与发展，并对后世文学也产生了重要的影响。

关键词：科举；功名；泼妇；烈妇；才女；侠女

中图分类号：I206.2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3—0751(2008)06—0236—05

《儒林外史》是一部“鲜有以公心讽世之书”①吴敬梓站在历史的高度，揭示了清代科举制度下的士子百态形象，“其书以功名富贵为一篇之骨”②，通过儒林各色人士的生活和社交活动，揭示了科举制度对士人灵魂的残害和社会风气的熏染。此外，小说还描绘了一些“科举功名”的边缘人物，即为数不多的女性形象。她们无论是官宦小姐，还是市井妇人，也都栩栩如生，个性鲜明。作品由此从另外一个新的角度揭示了科举制对社会文化的侵蚀和对人性奴化的广度和深度。可以说，《儒林外史》“不是一般意义上的社会小说，而是对八股取士的科举制度进行百年沉思，因而充满着世纪悲凉的文化小说”。③本文试通过对《儒林外史》中的几类女性形象的探讨分析，梳理出中国小说发展中女性形象的承继与发展的脉络，以及科举边缘的一些女性的生活状态。

一

《儒林外史》中的王太太，是一个典型的“泼妇”形象。在男权世界里，“泼妇”是凶悍恶女人的同义词。在她们身上，传统“女德”已不复存在，她们用各种手段来反抗、乃至掌控男人。她们打破了男尊女卑的界限，没有贤妻良母的样子，拒绝对活着的男人无条件服从，对死后的男人守节或者殉夫，拒绝走礼教为她们规范的贞妇烈女的道路。从《世说新语》、《太平广记》中各式各样的泼妇到苏东坡笔下的河东狮吼，从《金瓶梅》中的潘金莲到《聊斋志异》中的江城、《歧路灯》中张类村之妾杜氏、《红楼梦》中的王熙凤、更有《醒世姻缘传》中的薛素姐、童寄姐等等，“泼妇”由此组成了小说家笔下最鲜活、最生动的一道风景。

然而王太太却是一个追求分取“功名富贵”一杯羹的“泼妇”。吴敬梓活画出了她的“泼”，也写出了她不幸的另一面。她不屈于不公平的命运，只是特殊的环境造就了她在向封建男权挑战时，采取的是一种无奈的畸形形式而已。

23回王太太未出场之前，作者便对她的形象作了多次铺垫。首先，金次福初来说亲，我们只是“略得其概”，只知道王太太奁资丰厚，箱笼很多。接着从沈天孚的“历历言之”中，我们了解了王太太的生活经历。到沈大脚“识其性情举动，和盘托出”时④，王太太的性格才逐渐展现出来。作者用渐进的叙述手法，让我们对王太太有了大概的印象。到王太太真正亮相时，则是通过沈大脚的眼睛来描写的：“看着太太两只脚足足裹了有三顿饭时才裹完了，又慢慢梳头、洗脸、穿衣服，直弄到日头趁西才清白。”⑤这里，作者没有直接写王太太的外貌、神态，而是通过她的一系列动作描写，让人物形神毕备的出现在我们面前。单是动作描写，还不足以展现王太太的形象，作者又浓墨重彩地描写了王太太的话：“沈妈，你料想也知道，我是见过大事的，不比别人……我头上戴着黄豆大珍珠的拖挂，把脸都遮满了，一边一个丫头拿手替我分开了，才露出嘴来吃他的蜜饯茶……跟了去的四个家人婆娘把我的白绫织金裙子上弄了一点灰，我要把他一个个都处死了。他们四个一齐走进来跪在房里，把头在地板上磕的‘扑通、扑通的响，我还不开恩饶他哩。”⑥这席话，看似荒谬可笑，王太太却一本正经说来，由此我们不难看出其心思，一个社会低层的女人，为了寻求更好的生活，曾先后嫁了两次人，而两次失败的婚姻让她更加坚信，只有当上真正的太太，她才能扬眉吐气。沈大脚的上门提亲，王太太从心底里是高兴的，对方是一个武举人，王太太多年的愿望终于可以实现了。她压下满心欢喜，用这段话把自己塑造成一个有身份、有地位的女人，为的是不让对方轻视自己。王太太凭着几分姿色和小聪明，积攒了一点家私，但她最终还得依靠男人，要嫁一个官员，做上官太太，才是她人生的最高目标。面对诱惑，她抵挡不住沈大脚的花言巧语，最终落入所托非人的骗局。

王太太嫁过去之后，才晓得沈大脚所说全是谎话。本怕受虐待而约定没有婆婆，结果进门来就有了婆婆，已是惹了一肚子气。第三日，按习俗，新媳妇要下厨烧一尾鱼来发个利市，她只好“忍气吞声，脱了锦缎衣服，围上围裙，走到厨上，把鱼接到手内，拿刀刮了三、四刮，拎着尾巴望汤锅里一掼……丢了刀，骨都着嘴，往房里去了。当晚堂客上席，他也不曾出来坐坐。”⑦接着，最令王太太精神崩溃的是，梦想中的武举夫婿，原来只是一个戏班子里管班的！强忍的不快情绪如山洪般一下子爆发了：“怒气攻心，大叫一声，望后便倒，牙关咬紧，不醒人事。”醒来又“大哭大喊，满地乱滚，滚撒了头发，一会儿又要扒到床头上去，大声哭着，唱起曲子来。原来气成了一个失心疯。”⑧做官太太的人生理想再一次破灭，使王太太的绝望到了顶点，由此引发的泼悍刁蛮才完全暴露在我们面前。这段描写，如鲁迅所言，“无一贬词，而情伪毕露”⑨。其实王太太的“失心疯”，和周进的撞号板、范进的发疯等精彩描写，有着异曲同工之妙。它们从不同的角度，以同样的犀利，为我们揭示了科举功名对社会各阶层人物的侵蚀和毒害。男人要做官，女人要做官太太，为此耗尽心血，用尽心机，其罪恶根源便是科举功名。作者通过客观的叙述、冷静的描写，把王太太这一“泼妇”形象完整而真实地展现出来。尽管王太太是一个“泼妇”，其行为令人可笑又可厌，然而，在她身上，我们还是看到了作为女性的可怜与无奈。在无力把握自己命运的时代，一个女人嫁的好坏，与一个男人的科举成功与否同样重要，直接决定了她今后的贫穷与富贵。王太太只是一个可怜又可悲的女人，她的撒泼也只是对这种命运的无力而畸形的反抗。不论王太太如何撒泼，她依旧逃脱不了男权社会的樊篱，“嫁鸡随鸡，嫁狗随狗”的规则，让王太太也还是做了一个戏班婆。无论她多么强悍，最终为夫家还是贴尽了自己可怜的一点嫁妆，与夫婿过起了贫寒的日子。

“泼妇”撒泼不外乎两个原因：一为争宠，二为争权。王太太初次被卖做妾时，却让人称她做太太，明显表现了不甘为妾受制于人的心理，结果被打了出来。第二次嫁人真的做了太太时，她却仗势发威，“把大呆的儿子、媳妇天天骂三场，家人、婆娘，两天要打八顿”⑩。表现了王太太渴望的不仅是富贵还有权力。这与取得功名前后的男人是何其相似！可惜随着第二任丈夫王三胖的死，愿望再次落空。由王太太我们也想到王熙凤，王熙凤的撒泼较王太太更多了几分智慧和阴险。因为贾琏的拈花惹草，王熙凤撒过两次泼。一次是贾琏与鲍二家偷情，就扬言要休掉凤姐；另一次贾琏偷娶尤二姐，直接威胁到了王熙凤的地位。王熙凤虽然是贵族夫人，但其地位也并不稳固。所以，“泼妇”的撒泼只是对自己不公平待遇的的抗争。然而面对着强大的男权，撒泼并不能解决问题，即使男人在“泼妇”面前俯首帖耳，但社会赋予男人的特权注定是撒泼无法抗衡、无力改变的。王太太用尽心机，撒尽泼皮，最终也没有做上官太太！

二

鲁小姐是《儒林外史》中一个与众不同的才女形象。然而其才既非蔡琰、李清照的诗文之才，也不是《红楼梦》女儿们的浪漫诗才，而是专为科举应试练就的八股之才。鲁小姐生于官宦之家，其父鲁编修是一个把八股文作为一切文章之首的人，认为“八股文若作的好，随你做什么东西，要诗就诗，要赋就赋，都是一鞭一条痕，一掴一掌血”(11)。正是父亲这种理念的影响，鲁小姐从小就“晓妆台畔，刺绣床前，摆满了一部一部的文章，每日丹黄烂然，蝇头细批。”(12)鲁小姐不负父望，做出的文章“理真法老，花团锦簇”鲁编修常常感叹：“假若是个儿子，几十个进士、状元都中来了！”(13)一心渴望功名富贵的鲁小姐，练就了一身“八股”功夫，可惜身为女儿，无法亲上战场，摘取功名。无奈之下，只有把满心的希望寄托于未来的夫婿身上。所以在新婚燕尔，迫不及待地为新夫婿备下八股题目，孰知父亲亲自为她选定的夫婿竟然不通制艺！鲁小姐迂回摘取功名的希望也随之破灭了。闺房中的鲁小姐，只有“愁眉泪眼，长吁短叹”，连称丈夫误了她终身。可怜鲁小姐，既不能亲上科场，又没有再次选择夫婿的机会，这就意味着她连做诰命夫人的梦想也破灭了。吴敬梓一个“误”字，写尽了鲁小姐内心深处最真实的想法、最热切的渴望。

无奈，鲁小姐再次把希望转移到儿子身上。儿子才四岁，就“每日里拘着他在房里讲《四书》，读文章”(14)。随着孩子的长大，鲁小姐的家教也越来越严格了，“在家里，每晚同鲁小姐课子到三四更鼓，或一天遇着那小儿子书背得不熟，小姐就要督责他念到天亮，倒打发公孙到书房里去睡。”(15)鲁小姐身兼严师慈母双重身份，她对科举功名的热衷丝毫不逊于当时的儒林之士。科举功名的魔力，不但使儒林中人神魂颠倒，道德沦丧，还延及到了闺中的女子，让女人也迷失了生活的正常轨迹，剥夺了孩子应有的无忧童年。科举功名，“令人触目惊心地窥见八股文化如何无孔不入地渗入家庭、渗入闺门、渗入夫妻母子之间，把人从社会到家庭的里里外外的生活情趣，包括才子佳人的精神人格都统统异化了，连同人间最富有温柔情感的的地方也变得冰冷僵硬了”(16)。鲁小姐既是科举的受害者，又充当了科举的害人者，她自觉地把科举功名的毒害延伸到了下一代。

清代士子对科举制度的痴迷并非一时一人，而是渗透到整个社会乃至各个角落层次。鲁小姐的人生意义都在八股文，她的生命除了八股文便毫无价值可言，鲁编修对女儿的影响可谓深刻而具体。没有儿子，就把女儿当儿子教导，对她进行了长期而严格的举业教育，使鲁小姐成为科举功名的热衷者，八股文写作的行家里手。同时，作者笔下的鲁小姐，又是一个有血有肉的形象，在痴迷科举的同时，也写出了鲁小姐人性的另一面。在科举训练中，对《四书》、《五经》的揣摩中，鲁小姐也接收了儒家传统思想的深刻影响。当她为丈夫不通制艺而伤心时，母亲曾劝她“现放着两家鼎盛，就算姑爷不中进士、做官，难道这一生还少了你用的？”她却反驳道：“‘好男不吃分家饭，好女不穿嫁时衣。依孩儿的意思，总是自挣得功名好，靠着祖、父，只算作不成器！”(17)表现了一种那个时代较为进步的独立意识。同时，鲁小姐又是一位贤妻良母。在得知丈夫的祖父得病时，鲁小姐自愿前往侍疾。在婆婆家，她上侍孀姑，下理家政，井井有条。儒家传统道德已成为鲁小姐自觉的人生准则。因此，我们在嘲讽鲁小姐热衷科举功名的同时，也要深思造成这种现象的深层原因，同时对鲁小姐的传统美德不能不敬佩。这也是作者的高人之处，写出了人物的深层心理和人性的复杂性。

鲁小姐的课子，与《红楼梦》中李纨侍亲奉子有着惊人的相同。她们热衷科举，教养儿子，将人生的希望寄托于儿子的功名之上。并自觉遵守并实行着儒家的传统道德规范，二人内在的精神是何等的契合！在中国古代文学中，特别是唐宋以来的小说戏曲，对女性的描写多集中在反映她们婚姻爱情的起落上，却很少关注她们在普通生活中的行为和思想。事实上，能有悲欢离合大起大落的人生经历的女性毕竟很少，男权中心的社会体制决定了女性不可能走上社会前台，她们在普通生活中，充当贤妻良母，所以，她们只有把自己无法亲身体验的生存价值，寄托在丈夫、儿子的举业扬身、成就大业之上。鲁小姐和李纨正是这类女性的代表。因此鲁小姐和李纨的精神契合无意之中弥补了中国封建时代妇女基本文化精神的一个重要空白。

三

《儒林外史》中塑造的另一女性典型形象是王三姑娘。吴敬梓以敏锐的目光，通过王三姑娘，透视出了封建礼教的残酷性及其与科举制的内在关联，以引起人们对王三姑娘悲剧的深刻反思。

明清两代对女性从“女教”到贞节观念的加强，使女性所受的束缚越来越严重，其地位也越来越低下。男人“为了保证妻子的贞操，从而保证子女出生自一定的父亲，妻子便落在丈夫的绝对权力之下了；即使是打死她，那也不过是行使了他的权力罢了。”(18)而女性为了保证自己和孩子的安全，自觉地接受了男权社会为其规定的惨无人性的“贞节观”，遵守着男权意识对女性行为规范以及身心自由的限制与绝对权力。随着封建专制的加强，贞节的内涵也不断变化具体。至明清时期，程朱理学“存天理，灭人欲”的强化，“饿死事小,失节事大”的贞节观，完全否定了正常的人性。上层意识不仅从封建礼教与伦理道德上去强化女性守节的观念，还通过旌显为夫殉情的“烈妇”来鼓励女性守节、殉节。由此社会上许多女性为了赢得“烈妇”的虚名，葬送了自己年轻的生命。更有一些沽名钓誉的所谓亲人、族人，为了借此获得家族的荣耀，一己的私利，把守寡的年轻女子活活逼上“殉夫”之路。仅《明史·烈女传》载，时妇女殉节“著于实录及郡邑志者，不下万余人。”(19)至清代更有过之。

《儒林外史》没有正面描写王三姑娘殉节的事，而是通过其父亲王玉辉对整个事件的反应，进行了侧面描写，由此揭示了这一悲剧的根源所在。王三姑娘年纪轻轻，丈夫就过世了。她认为父亲家境贫寒，无法养活自己和已经守寡的姐姐，便决定以绝食来殉夫。公婆一再阻拦无效，就请来王玉辉劝阻女儿。然而，作为父亲的王玉辉反而鼓励女儿说，“这是青史上留名的事，我难道反拦阻你？你竟是这样做罢”(20)。在王玉辉眼中，女儿的生命远不如“烈妇”的名声重要！当老妻听到女儿的死讯哭得死去活来时，王玉辉却说“他这死得好，只怕我将来不能像他这一个好题目死哩！”并仰天大笑道“死得好！死得好！”(21)“好题目”三个字，触目惊心而生动形象地刻画了一个被封建礼教毒害、扭曲的老秀才形象，而王三姑娘正是用自己年轻的生命践行了父亲灌输的“礼教”，换取了“烈妇”的虚名，得到入祠建坊的表彰。她的死让社会为之兴奋，人们可以在明伦堂大摆筵席，喝酒庆贺。“如此众多的人一下子全知道王三姑娘有其坚定的贞烈节操，这是王三姑娘只能用死而无法用生所赢得的客观效果。明明是活埋了一个青春女子，社会却评价为‘伦纪生色。封建礼教张开那名正言顺的血口吞噬了一个又一个生命。”(22)王三姑娘死了，如王玉辉所想的，可以青史留名了。王玉辉用自己的双手，将女儿鮮活的生命，捧上了礼教的祭坛。小说的高明之处，是在揭示王玉辉迂腐残忍的同时，也写出了他在女儿死后内心的凄惶痛苦。失去女儿后的王玉辉，却没有了先前的兴奋，转而觉得心伤。外出时看到一个穿白的妇人，不由得想起了女儿，顿时“心里哽咽，那热泪直滚了出来”(23)。作者通过其内心矛盾的展示，揭示了人性和礼教的冲突，批判的矛头，直指向整个封建礼教与封建道德。

作者在刻画王三姑娘时，用笔不多，是以一个旁观者的身份将它客观描述了出来，但字里行间，令人心酸，产生了强烈的震撼效果。通过王玉辉的角度来展示三姑娘的“殉夫”行为，可见其封建礼教的毒害正是通过父亲直接灌输而导致的；而父亲的观念无疑是在长年的应试科举中通过“四书、五经”一点一滴灌输进去的。那么，作者要告诉我们的正是，最大的杀人凶手，是封建礼教与封建伦理道德。王三姑娘的殉情，不仅是她自身的行为，更是父亲通过科举获取的礼教使之然的，也是社会的普遍风气。由此我们看到了封建社会的晚期，礼教对人性残害的普遍性。

历史上，如王三姑娘的烈女节妇为数不少。古代小说中，《水浒传》中的张贞娘，《红楼梦》中的李纨，更有《歧路灯》中的韩节妇等等，她们以生命和青春为代价来维护了贞节。她们没有自身的生命价值，应该死去或者活着，都是按照这个男权社会的需要而决定的。张贞娘的死，是为了抗拒邪恶，维护对林冲的忠贞。在小说家笔下，比起潘金莲、潘巧云之类的淫妇，张贞娘的死更值得赞美。李纨年轻守节，除了赢得贾氏家族的几句称赞外，只不过把生命耗尽在青灯孤影中。韩节妇的死，更是隆重。生前艰难困苦的她，死后竟然赢得官府的礼拜。县太爷程公说：“官不拜民，况是妇女。只为此妇能振纲常，乃拜纲常，非拜人也。”又高度赞扬道：“……虽是妇女，却满身都是纲常。巷口异香扑鼻，从所未经。”(24)说的何其明白，“乃拜纲常，非拜人也”！女人的生命，不过是他们用来彰显的一种观念而已。她们不过是维持男权社会的贞节标本。在中国漫长的历史长河中，女性们用自己如花的生命一再的去诠释贞节观的残酷。徐庶母亲的死是为了显示她的节义，孙夫人的投江是为了赞美刘备，而潘金莲这类不守贞节的淫妇只配身首异处，小说家们用血淋淋的事实警告女性不可逾越封建伦理道德为她们设计好的贞节鸿沟。

作为进步作家，吴敬梓意识到了封建礼教特别是贞节观的罪恶，对贞节观所产生的悲剧进行了反思。所以，在吴敬梓笔下，不再看到对王三姑娘殉节的赞美，而是无尽的辛酸与悲凉。吴敬梓用他敏锐的目光开始注视女性作为“人”的价值，这对明清时期的文学无疑是一个巨大的进步。

四

沈琼枝在《儒林外史》中是一个独立特性的人。“卧评”曾赞誉说，“才写过萧云仙，接手又写一沈琼枝。云仙，豪杰也；琼枝，亦豪杰也。云仙之屈处于下僚，琼枝之陷身于伧父，境虽不同，而其歌泣之情则一。作者直欲收两副泪眼，而作同声之一哭矣。”(25)吴敬梓把沈琼枝与萧云轩、杜少卿等超脱于科举功名之外的真名士、真儒者放在一起描写，表现了对沈琼枝由衷的赞誉之情，将其作为一个超脱功名富贵的进步知识女性来看待的。

中国古典文学中的女性形象，一直是作为男性的附庸而出现，多为爱情婚姻而设计。即如崔莺莺、杜丽娘那样敢于追求自身爱情的女性，最终也逃脱不了依附男人的命运。“妇女作为社会成员和男人亲昵感情的客体所应有的真正的人的价值长期受到恶意的损害、破坏和贬低。”(26)文学作品中，女性无非以两种面目出现，要么是贤妻良母，是男性心目中标准的女性形象；要么是淫妇荡娃，是男性批判贬低的对象。总之，女性形象都不是独立出现的，而是浸染着男性意识的图解。具有独立见识、自主自立的女性形象极为罕见。《儒林外史》中沈琼枝的出现，填补了这一空白。她的独立个性让人耳目一新，成为古典文学中一个特殊的奇女子形象。

沈琼枝颇有文才，且有主见，做事果断。她的父亲沈大年却是一个十足的书呆子，在嫁女儿时，竟然连婚书都没有立，就冒然把女儿送到扬州成婚。当沈琼枝得知宋盐商并非娶她做正室，而只是做妾时，她便一直走到大厅上坐下，大声喊到：“请你家老爷出来﹗我常州姓沈的，不是甚么低三下四的人家﹗他既要娶我，怎的不张灯结彩，择期过门？”(27)她的质问让宋盐商红了脸。做为一个女子，当她意识到父亲所犯的错误时，没有埋怨，也没有甘心屈服，反而多了勇气和主见。面对盐商的富贵奢华，“多少士大夫见了就销魂夺魄，而她却能视如土芥”(28)。当她觉得自己做人的尊严没有受到应有的尊重时，幽雅精致的处所也无法让她屈从。于是她将房里“所有动用的金银器皿、真珠首饰，打了一个包袱，穿了七条裙子，扮做小老妈的模样，买通那丫环，五更时分，从后门走了”(29)。可见沈琼枝过人的胆识与机智。出走南京后，竟然公开挂出招牌：“毗陵女士沈琼枝，精工顾绣，写扇做诗”(30)，希望用自己的才智和双手独立谋生。在当时的社会背景下，其举止招来了一些无稽之徒的骚扰和世人的非议，但沈琼枝镇定自若，泰然处之。小说通过武书的口对沈琼枝作了这样的评价：“若说他是个邪货，他却不带淫气，若是说他是人家遣出来的婢妾，他却不带贱气。看他虽是个女流，倒有许多豪侠的光景。”(31)吴敬梓对人物的刻画，一向以冷静客观为人赞叹，但对沈琼枝的赞赏之情却难以掩饰。

由沈琼枝的出走，我们想到娜拉，在鲁迅先生看来，娜拉出走之后只有两条路选择：要么堕落，要么回去。与娜拉相比，沈琼枝出走后面对的社会环境更险恶，且社会地位更低，然而沈琼枝没有屈服，而是靠自己的能力，在南京这个可以饿得死人的地方生存了下来，这是许多男人都做不到的。

沈琼枝是独立的、勇敢的。当差人要押解她回县衙时，面对虎狼般凶恶的解差，她一个弱女子却毫不畏惧，鄙视差人道：“你们这般大惊小怪，只好吓那乡里人”(32)。随差人坦然进了县衙，在堂上从容不迫的讲述自己的经历，不卑不亢的接受县官的训问和考题，可谓女中真豪杰！沈琼枝敢于控诉盐商的卑劣，敢于把扯她的差人打了一个仰八叉，敢于主宰自己的命运。面对婚姻大事，她有自己鲜明的主张，认为做妾就是伏低做小，是男女夫妻的不平等。她不愿意嫁给宋为富，认为宋为富不过是一个有钱的盐呆子，而自己“颇知文墨，怎么肯把一个张耳之妻去侍外黄拥奴”(33)。她认为，夫妻不仅要地位平等，还要有共同的思想情趣和文化修养，这是一种非常超前的进步婚姻观。

沈琼枝是一个具有独立人格的女性知识分子的形象，在《儒林外史》中格外耀目，“她的出现像一道闪电划破夜空，放射出叛逆思想的耀眼光芒”(34)。与同样是侠女的《水浒》女英雄相比，沈琼枝更高其一筹。《水浒》中的女英雄母夜叉孙二娘，母大虫顾大嫂，一丈青扈三娘，已经失去了女性的特征，更谈不上女性的自我意识与独立个性。她们是男性化的梁山好汉中的一个女人符号而已。她们扭曲了的侠女形象，与其它的淫妇、祸水形象一起，表露了作者对女性的恶意鄙视。比起沈琼枝来，她们黯然失色。沈琼枝是一个既具有诗文之才，而无腐儒功名之俗；既具有女红技能，又无小儿女懦弱悲凄之态；既具有豪侠之气，又不失女儿本色的真正的女英雄。因此，沈琼枝形象的出现是弥足珍贵的，是对传统妇女观的颠覆。她摆脱了男人高高在上、女人只能亦步亦趋的狭隘女性观念，反映出随着城市经济的发展，女性开始有了一种挣脱其自古以来的依附性地位的可能性。沈琼枝的形象，体现了新一代女性知识分子追求个性解放的精神。

总之，《儒林外史》中几个女性的独特个性形象，无论是泼妇还是烈女，无论是才女还是侠女，其人生都深深地刻上了那个特定历史时期的烙印。吴敬梓通过对她们的描述，向我们展示了明清时期女性的普通生活，在以“科举功名”为人生目标的儒林之中，作为边缘人物的女性，她们所具有的功名追求与人生经历。由此揭示了男权文化下女性的悲剧命运，及作者对她们的不公平待遇给予的同情与控诉。更可喜的是，吴敬梓用他塑造的女侠形象告诉我们，随着社会的发展，女性最终会意识到自己的生存价值而独立起来，尽管这是个漫长而曲折的道路。沈琼枝的形象，不仅是对传统女性形象的继承，更是一种颠覆、创新与发展。她的形象就像“封建社会黑暗长夜中的一盏亮灯”(35)，鼓励着更多的女性站立起来，更多的男性以公正进步的眼光重新审视与他们同样具有自我人格的另一半。

注释

①⑨鲁迅：《中国小说史略》，百花文艺出版社，2002年，第171、169页。

②(25)吴敬梓《儒林外史》汇校汇评本，上海古籍出版社，1984年，第763—764、557—558页。

③杨义：《中国古典小说史论》，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95年，第412页。

④宁宗一：《中国小说学通论》，安徽教育出版社，1995年，第305页。

⑤⑥⑦⑧⑩(11)(12)(13)(14)(15)(17)(20)(21)(23)(27)(28)(29)(30)(31)(33)吴敬梓：《儒林外史》，上海古籍出版社，1999年，第330、330、336、336、328、141、141、141、174、174、143、587、589、590、501、511、502、505、510、512、513页。

(16)张燕瑾：《中国古代小说专题》，高等教育出版社，2004年，第176页。

(18)恩格斯：《家庭、私有制和国家的起源》，《马克思恩格斯选集》，人民出版社，1972年，第53页。

(19)《明史》第二十五册，卷三百一，传列传第一百八十九，中华书局，第7689页。

(22)霍松林：《中国古典小说六大名著鉴赏辞典》，华岳文艺出版社，1998年，第931页。

(24)李绿园：《歧路灯》，中州书画社出版，1980年，第383页。

(26)瓦西列夫：《情爱论》，三联书店，1985年，第43—44页。

(34)李汉秋：《儒林外史研究论文集》，中华书局，1987年，第180页。

(35)王菊艳：《试论〈儒林外史〉进步的妇女观》，《黑龙江社会科学》，2002年第5期。

责任编辑：凯 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