曲承乐，任大鹏

（中国农业大学人文与发展学院，北京 100083）

由于农村约4 200万亩[1]的存量集体经营性建设用地入市将明显改变中国当前单一的土地征收制度，所以入市试点工作备受各界关注。入市试点尽管不是中国首次集体建设用地使用权流转试验，但却暂时解决了长期制约集体建设用地使用权流转的合法性问题。作为一项农村土地制度改革，入市改革承担着更为公平地分享土地增殖收益、增加城市建设用地供给等多重目标。而中国当前建设用地的配置差异，不仅表现在城乡之间，还表现在不同区域的集体之间，甚至同一地区不同集体间的差别也同样显著。因此，入市可以改变部分集体经营性建设用地存量闲置的现状，缓解城市用地的紧张局面，但从公平分享改革收益的角度，其对农村未来产业发展、社会发展和农民利益的影响则值得深入探究。

在入市试点开展以前，学术界便已开始探索构建集体建设用地入市的规则体系[2]，既有研究主要围绕在流转的现状、方式与问题、入市权利与国家权力的争论及出路[3]、产权与土地增值收益的分配[4]、绩效评价[5]以及从行政管理的视角出发，探讨入市设计、工作布置、实践操作等方面的内容。在农村土地制度理论储备日渐丰富的当下，为了避免改革出现目标偏离，对制度目标的回顾尤为必要。因此，只有在入市试点扩大之前厘清集体经营性建设用地的设立初衷在入市改革中的位置、不同农地制度目标在实践中的作用、公平分配土地收益的涵义这些事关改革整体性、系统性的问题，才能更好地协调农村土地制度改革与农村土地有效利用、未来农村发展之间的关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