汤哲声

(苏州大学 文学院，江苏 苏州 215123)

为什么叫《天龙八部》？金庸在小说的开头有一个《释名》，他说“天龙八部”是指佛经中的八类护法天神。八部者：一天，二龙，三夜叉，四乾达婆，五阿修罗，六迦楼罗，七紧那罗，八摹呼罗迦。因为以“天”及“龙”为首，所以也称为“天龙八部”。根据佛学释义，它们的含义是：一、“天”是指天神；二、“龙”是指人神；三、“夜叉”是一种鬼神；四、“乾达婆”是一种只寻香气作为滋养的神，在天神身边；五、“阿修罗”是乱世神，男的极丑陋，而女的极美丽，常常与天神战斗；六、“迦楼罗”是一种金翅神鸟，专食毒龙，死后化去肉身，只余一颗心，纯青琉璃色(民间说岳飞是大鹏金翅鸟转世)；七、“摩呼罗迦”是大蟒神，人身而蛇头，与龙相对，是地龙，木纳修行后脱胎换骨；八、“紧那罗”面呈人像，头上却长角，在梵语中为“人非人”之意，是歌神，中国敦煌莫高窟中的飞天形象便是刻画其所得。这八类既没有绝对的好坏善恶，也很难与小说中的人物直接对应，但可以看出金庸在这部小说中试图用佛学的思想解释武侠人物以及大千世界芸芸众生们贪嗔痴的挣扎及其佛性的解脱。

一、 形象建构:前世轮回，命中注定

佛家讲究前生后世，认为后世就是前生的延续，在《天龙八部》这部小说中，段誉这一形象的塑造正体现了这一思想。小说中，段誉有着两位父亲，一位是养父段正淳，另一位则是亲生父亲段延庆，这两人在小说中的形象可谓分外鲜明。首先是段正淳，典型的风流公子形象，他爱女人，还处处留情，于是欠下一身风流债。小说里，几乎所有的漂亮女人都与他牵扯不清。段正淳虽风流，却并非想要游戏于众多女人之间，他爱过的女人不止一个，但对每个都曾托付过真心。而段誉，同样是个四处惹女子喜欢的翩翩公子，但问题是，这些漂亮的女孩子都是段正淳的女儿，在段誉的真实身份被揭开之前，段誉断然无法和那些痴念于他的姑娘相知相守，于是段誉很痛苦。从这个角度来看，其中无疑有着“老子的风流债由儿子偿还”的因果意味，而这也就使得在段正淳与段誉的关系塑造上构成了前世后生的关系。还要看到的是，小说中的结果并非如此，段誉与这些女孩子最后都能够成婚，段誉最终还成为了大理国的国王，原因是什么呢？这是因为他还有一个前生，那就是段延庆。段誉是段延庆的私生子，段延庆本应是大理国国王。老子做不成由儿子来做，从这个角度来看段延庆与段誉的关系，也是前生和后世的关系。段正淳在小说中是个风流人物，所以他的形象总是处处流露出温柔的色彩，而段延庆被称为“四大恶人”之首，所做的事情很邪恶，但性格很坚韧，所以他的形象有着更多的刚强色彩。作为他们的后世，段誉则是既温柔又刚强，而最能体现这个特点的便是段誉的武功。他最拿手的武功有两个，一个是“凌波微步”，一个是“六脉神剑”。“凌波微步”是一种步法，段誉从他的神仙姐姐那里学来的，所以跑起来就有一种女人像，这是一种温柔的象征；“六脉神剑”是将内力化成剑气，并从指尖发出，这是一种刚强的象征。有意思的是，他对“凌波微步”是一学就会，而且每次运用起来都是得心应手，但是他用起“六脉神剑”来却时有时无，为什么呢？那是因为在没有明白段延庆是他的亲生父亲之前，他就是段正淳的后世，段延庆与他的关系只是时隐时现的伏笔。最后他与二哥虚竹一起冲进辽军擒拿耶律洪基的时候，他才得心应手地运用起“六脉神剑”，气脉施展开来是那样的随意和潇洒。这个时候，他已经是大理国的国王了，他已经明确是段延庆的后世了。

比起段誉，虚竹这一人物形象则更加具有佛学色彩，他是从前生注定走向命中注定。虚竹很小就被萧远山从他母亲那里抢来，后来则成为了少林寺菜园子里干杂役的小和尚，孤苦受累一直伴随着虚竹成长。但是这样的人生历程其实早就是前生注定了的，因为虚竹的父亲就是少林寺的方丈玄慈大师，而这个玄慈大师就是带领众大侠误杀萧远山妻子的“带头大哥”。也正是这样一场令无辜者受难的杀戮，使得还在襁褓之中的萧峰失去了双亲的庇护，孤苦伶仃地投到了少林门下。如此看来，虚竹在冥冥之中走上与萧峰相似成长道路的背后，其实正是佛家思想中的前世后生观念在推波助澜。除了前世注定，虚竹的人生轨迹可以说是一直在经受着命中注定的推动。小说中，一个偶然的机会，小和尚虚竹被掳后离开了少林寺，于是在这个小和尚身上发生了很多奇遇，这些奇遇把虚竹变成了一个当世的武学高手。金庸的描述令人瞠目结舌，令人感叹命运的造化。小说中十分用心地刻画了一场“珍珑局”。“珍珑局”是“逍遥派”掌门人无崖子摆出的一副棋局，谁破了这副棋，不但能得到“逍遥派”的绝世武功，还能成为“逍遥派”的掌门人。棋局摆了30年，来下棋的人不计其数，可无论是造诣高绝的武林高手还是围棋圣手，就是没有一个能破这个棋局。段誉试过，可下了十几手后就下不下去了，认输，为什么呢？因为爱心太重，缘分不够，深入不下去。用苏星河的话说：“公子棋思精密，这十几路棋已臻极高的境界，只是未能再想深一步，可惜，可惜。”[1]1207接着是慕容复下，他破不了，为什么呢？因为他总是在边角与别人纠缠。鸠摹智说：“慕容公子，你连我在边角上的纠缠也摆脱不了，还想逐鹿中原么？”[1]1213再往下是段延庆，他刚开始还走正招，走着走着就开始走邪招了，越走越偏，难以挽救。在这些人当中，虚竹的地位最低，棋艺也是最低。但为了解除段延庆的魔障，他也下棋了。他闭着眼睛，随手将一棋子填在棋盘上，苏星河大喊胡闹，鸠摹智等人哈哈大笑。随意而下的一子棋，竟将自己的一块大棋堵了一口气，那棋已入死局。可真是命中注定的因缘，定睛一望正是这无意中的一子棋令全盘皆活。虚竹这一随意的一招是为救人而起，不计输赢，不嗔不怨，充满了佛学的玄机。虚竹进入这条命运之流后，之后的路程更是他再难控制的了。赢得棋局后，虚竹进入密室，见到了无崖子。无崖子一生风流俊雅，本想要个漂亮一点的传人，可虚竹的长相实在是丑陋：浓眉大眼、鼻孔上翻、双耳招风、嘴唇甚厚。所以无崖子一见到他就说：“唉，原来是个小和尚，还是个相貌好生丑陋的小和尚，难，难，难！难，难，难！”[1]1227这6个难字，是无崖子失望的无奈之叹。但是命运又一次惠顾了虚竹，因为无崖子实在是等不下去了，只有将自己的七十年功力传给他，还让他做了“逍遥派”的掌门人。

遵照师命，虚竹前往大理无量山找师叔学武功，可巧遇到了天山童姥。这天山童姥又偏偏遭受着30年一次的大劫难，正是最为虚弱的时候，而她的宿敌李秋水又正好找上门来。于是虚竹的命运又有了变化，在她们姐妹俩拼命的时候，虚竹得到了她们的内力和武功，这令他的功力更上一层，还使他继承了灵鹫宫宫主之位。几乎是手无缚鸡之力的虚竹，却因为频频受到命运的眷顾而攀上了人生的巅峰，既成为了武功超群的绝世高手，又掌控了两大重要门派力量。更为重要、更为有趣的是，虚竹作为小和尚，一直坚守着做和尚的清规戒律，不杀生，不吃荤，不近女色。可是偏偏天山童姥又是个直拗性格的人，她最看不惯迂腐之人，偏要让他杀生、吃荤，还要近女色，于是就有了“梦郎、梦姑”一说。近了女色，小和尚就开始自暴自弃了，而这正好能非常好地展现虚竹的个性。近女色之前，他宁愿饿死也不吃那些荤食，近女色之后他拿起那些鸡肉就吃，只是食而不知其味，一边吃，一边又流下眼泪。吃完之后，又想起了他的梦姑，当童姥问他想不想时，他一声长叹，那种思念之情表露无疑。这个时候的虚竹真情流露，得到了童姥的赞扬：“率性而为，是谓真人，这才是个好小子呢！”[1]1423虚竹就应该是一个率性而为的真男子，只是他的小和尚身份给了他很多的束缚，但是冥冥之中命运的推动又让他恢复了生而为人的本性。

慕容复是小说中的悲剧人物，他是按照段誉和虚竹形象的对立面来加以塑造的。慕容复是大燕国的直系后裔，有着一批家将死心踏地地跟着他，而他的武功也非一般人所能比，小说中特意写到“南慕容、北乔峰”。此外，他还有一个美貌的表妹王语嫣死心塌地地跟着他。江山美人似乎都在他的手边，可到了小说最后他什么都没有得到，为什么？命中没有，命中没有还要去硬要，只能以悲剧告终。最后他疯了，头上戴着纸冠坐在土坟上接受七八个孩子朝拜，形象十分凄然。慕容复与段誉形象的对应是在感情和帝位的选择上。王语嫣对他是情根深种，但他为了恢复大燕国，下定决心要成为西夏国的驸马而最终选择舍弃了王语嫣。反观段誉，帝位从不能捆绑住他。段誉在乎的是感情，他看到王语嫣后，就死心踏地地跟着她，即使明明知道王语嫣的心不在他的身上，但只要能得到王语嫣的欢心他就高兴，甚至是王语嫣的一笑，他都很兴奋。他对王语嫣说过这样一句话：“只要为了你，不论甚么委屈我都甘愿忍受。”[2]1753在慕容复、王语嫣、段誉三人的关系中，段誉是半路硬插进去的，结果他既得到了王语嫣，又得到了帝位，做到了不可能做到的事情，这都是命。慕容复与虚竹的形象对比是有所为与无所为。为了恢复燕国，慕容复不能不说是很努力的，甚至有很多惊人的举动。他抛弃王语嫣、争当西夏国的驸马、笼络三山五岳那些群豪的感情等等，这些自不必说，他还拜第一大恶人段延庆为义父，改姓段氏。而那时的段延庆可是个在江湖上臭名远扬的恶人，他这是认贼作父，甚至连段延庆对此都难以理解。结果跟随着他的那些家将不同意，他就杀了那些不支持自己的人，他这是六亲不认。为了达到目的，他杀了段正淳的那些情人，甚至是自己的舅妈，他这是滥杀无辜。为了他那个所谓的燕国，他不顾国格、品格，甚至不顾人格，真是很努力，然而他的目的终究没能实现。反观虚竹，他之所以得到一切美好的东西，就是他无所为。有所为反而得不到，无所为反而得到了，这就是命。慕容复疯了，疯了的人却一副志得意满的样子，他身边还有个女孩子阿碧伺候他，而且对他柔情无限。在疯癫状态中的慕容复终于有了江山，也有了美人。这便是慕容复的结局，也是整部小说的结尾。这一笔，金庸给人留下了佛学的思考：什么是快乐？什么是满足？其实快乐和满足都在心里。

二． 叙事情节:因果报应，皆成冤孽

佛家讲求因果，佛教中一直流传着这样一则故事：佛教的创始人释迦牟尼看见世上有生老病死各种痛苦后，就毅然决定到深山修行，想弄清楚这些痛苦产生的原因，但是一无所获。直到他在一棵菩提树下沉思苦想了四十九天后，终于悟了：世间的万事万物(当然包括人生)都是由因缘(也就是条件)和合而成，一旦这些因缘发生了变化或者不存在了，该事物就不存在了。万事万物都有一个因果关系，这是不以人的意志为转移的定式，其他都是附着其上的假象、幻影，都是空的。既然是“空”的，人们就没必要刻意追求，因为即使追求也根本追不到。

这样的因果关系论，在《天龙八部》这部小说中得到了极好的演绎，正如金庸的好友陈世骧所评论的那样，这本小说：“无人不冤，有情皆孽……这样的人物情节和世界，背后笼罩着佛法的无边的大超脱，时而透露出来。”[2]1975

具体到小说中可以发现，构成《天龙八部》结构的始终是一条大的因果链和众多小的因果链。

大的因果链的核心人物是萧峰。这个因果链的发展流程是这样的：萧峰是契丹人，不是汉人，为什么？——因为乔三槐夫妇是他的养父母，为什么？——因为人们以为他的亲生父母死了，为什么？——因为被带头大哥玄慈方丈带的一批中原武林人物误杀了，为什么？——因为是慕容博报的假信，为什么？——因为慕容博要挑起大宋和契丹国的事端，为什么？——因为慕容博可以从中渔利，恢复他的燕国。

围绕着这个大的因果链的是这样一些小的因果链：第一个小的因果链的核心人物是段誉，它的发展流程是：遇到了一个又一个美丽可人的女孩子，结果都不能恋爱，为什么？——因为都是他的妹妹，为什么？——都是他的父亲留下的孽债。第二个小的因果链的核心人物是虚竹，它的发展流程是：他从小就被掳到少林寺做了个打杂的小和尚，为什么？——因为萧远山要报复他的父亲，为什么？——他的父亲玄慈大师就是杀了他的妻子带走他儿子的带头大哥。第三个小的因果链的核心人物是段延庆，它的发展流程是：他是第一大恶人，为什么？——他性格偏激，行事毒辣，武功高强，为什么？——他身体致残，为什么？——他流落江湖，为什么？——他丢掉了皇位。第四个小因果链的核心人物是慕容复，它的发展流程是：他发疯了，为什么？——他没有能达到自己恢复燕国的愿望，为什么？——他不识时务，功利性太强。

《天龙八部》中的每一个人的性格都是由情势造成，情势皆非无缘无故，都是人造。人——事——人——事，各为因果，这又造成了因果圈，这就是佛家所说的冤孽！

善有善报，恶有恶报，既生冤孽，无处逃遁。萧峰是契丹人，却杀身成仁，成为了汉族人的大英雄，这是因为他长于汉人家；段延庆丢掉皇位，最后还是算他做成了，因为段誉是他的儿子，段延庆虽恶，段誉却善；带头大哥少林方丈玄慈，做了错事和丑事，那么多的人为他隐瞒，甚至为此丢掉性命，但往事终究难被隐藏，最终在最神圣的少林寺门口，在他的师兄弟、徒弟们和天下各路英雄面前，真相被无情地揭露开来。而这都是因为因果报应。

三、 人生感悟:去贪嗔痴，苦集灭道

《天龙八部》中有一个扫地、烧火、干粗活的老僧在点化萧远山和慕容博的时候曾经说过这样一段话：“须知佛法在求渡世，武功在求杀生，两者背道而弛，相互牵制。只有佛法越高，慈悲之念越盛，武功绝技才能练得越多，但修为上到了如此境界的高僧，却又不屑去多学各种厉害的杀人法门了。”[2]1684这段话提出了一个有关人生境界的问题：武功代表着功利，代表着贪念，要消除功利和贪念，靠儒家和道家都不行，无论是儒家的“有为”，还是道家的“无为”，都没有否定掉武功，他们只是关注怎样去利用武功。而到了《天龙八部》中，它不再强调如何去使用武功，而是说武功根本就不需要，要祛除。然而怎样才能达到这个境界呢？小说借僧人之口点出了其中要义，那便是要多学佛法。所以说，《天龙八部》这部小说实际上是用佛法来指点人生的一部武侠小说。

然而究竟如何才能点化众人？这还需要回到佛法的基本原理上说。佛教故事记载，释迦牟尼成佛后广收门徒，开始说法。他的教法很多，据说有八万四千法门，但就其根本的思想，可以用四个字概括：苦集灭道。在《天龙八部》这部小说中，金庸对于人物命运的书写恰恰就是以这四字为精髓来加以熔铸的。

首先是“苦”，它意味着“人生皆苦”“一切皆苦”。生老病死，这些人间自然规律造就的“苦”自不必说，因为它们都无法避免。而人世间真正的苦是那些人为的自我找来的“苦”，例如“求而不得之苦”，它是指欲望得不到满足后带给人的巨大心灵苦痛。回到《天龙八部》中可以发现，小说中的那些人物，几乎个个都有欲望，个个都在受苦。虚竹刚开始还无欲无求，可当遇见“梦姑”后，他的欲望之心也在不断膨胀。此外，还有“爱别离苦”，它是指生离死别的痛苦。萧峰、段誉、虚竹、叶二娘、玄慈表现得最为突出。再者，还有“怨憎会苦”，它是指由于种种原因致使自己不得不与意气不相投者一块相处的苦恼，小说中最有代表性的人物大概就是阿紫和游坦之了。阿紫喜欢姐夫萧峰，但是萧峰只把她当妹妹，而阿紫不喜欢的游坦之却偏偏缠着她，这也是一种痛苦。但最苦的要数“五取蕴苦”了，它是指将一些明明不存在的假象当作真实的事情努力追求最终却求而不得的痛苦，受此苦最深的当然是慕容复了。

要摆脱这些痛苦就要追寻这些痛苦的根源，这就是“集”。“集”是“召集”的意思。招致人痛苦的主要根源是“贪”“瞋”“痴”，还有“慢”“疑”“见”等烦恼，但主要是“贪”“瞋”“痴”。它们又被称为“三毒”，或叫“三大根本烦恼”。小说中每一个人都很痛苦，追寻原因，都逃不脱这个“三毒”。

“灭”和“道”是连在一起的两个环节。“灭”，佛教中又称为“涅槃”或者“入灭”，也就是说“解脱”，佛教典籍《杂阿含经》中曾说到，所谓的涅槃，便是“贪欲永尽，瞋恚永尽，愚痴永尽，一切烦恼永尽”[3]。要“涅槃”或者“入灭”，就要有方法，这就是“道”。“道”就是“道路”的意思。也就是通过修行就可以摆脱痛苦，达到“涅槃”的境界。所谓的“苦海无边，回头是岸”说的就是这个道理。佛教中的修行方法很多，有“八正道”和“三十七道品”等等。但是不管怎样修行都要从尘世间醒悟，这样的醒悟又有点化和自悟两种。《天龙八部》中将这两种方法都写了出来。上文提到的少林老僧对萧远山和慕容博的劝解，用的方法便是点化。这个点化过程实在不容易，因为他们双方都是身负血债有着几十年深仇大恨的一对仇敌，中“三毒”实在太深，要使他们化敌为友是要花费很大功夫的，但是这位少林老僧做到了。他先给他们说法，他们不听；他指出中“三毒”给他们所造成的身体弊害，他们还是不顾；最终老僧用“龟息功”让他们停止了呼吸，令他们真实地体验到了死亡的临近。两人终于在点化中“悟了”，明白所有的“贪”“瞋”“痴”皆是假的，人一死一切皆空。所以小说中有着这样的细节描写，当他们两人从死亡的感觉中醒来之时，一人的脸是红得要滴出血来了，那是阳气太甚，而另一人的脸则是绿得怕人，那是阴气太甚。这个时候只听到老僧喝道：“咄(duo)！四手相握，内息相应，以阴济阳，以阳化阴。王霸雄图，血海深仇，尽归尘土，消于无形。”[2]1695这就叫“棒喝”。在老僧的“棒喝”下，萧远山和慕容博开化了。他们俩人四手相握，互相为对方疗伤，且终于大彻大悟，两人携手起来，一起拜老僧为师。他们终于悟了，只有通过修行才能达到摆脱痛苦的境界，而这正好就如《成唯识论》中所言：苦乐受灭，故名不动[4]。小说中还有一个人物叫鸠摩智，他是小说中中“三毒”最深的一个恶僧。小说特意用心地刻画了他去恶从善的过程，这个过程是在一个枯井中完成的。与萧远山、慕容博从死亡的地狱中走一趟相仿，枯井大概也是一种地狱，从地狱中得道也有着死而后生的意思。他的这个得道不同于萧远山和慕容博，这是一种自悟。在他的武功被段誉无意之中吸走后，鸠摩智已然变得和普通人一样了。然而在他看来这样大的变化恰是佛的点化，于是他自悟了，小说中写道：“他坐在污泥之中，猛然省起：‘如来教导佛子，第一是要去贪、去爱、去取、去缠，方有解脱之望。’我却无一能去，名缰利锁，将我紧紧系住。今日武功尽失，焉知不是释尊点化，叫我改邪归正，得以清净解脱。”[2]1796鸠摩智回顾数十年的所作所为，额头汗水直流，又是惭愧，又是伤心，这就是大彻大悟了。从此他开始潜心修行，终于成为了一代高僧。

从金庸与池田大作的对话中，可以知道金庸真正对佛学、佛法有所研究是在1976年丧子之后，他将佛学看成是最为透彻的人生感悟。1964年他创作《天龙八部》时的佛学思想主要是从小受到祖母诵念佛经的影响。不过，作为一位优秀的小说家来说，祖母的那点影响也就够了[5]。真正的才华在于作家怎样将佛学思想融入小说创作中去。

四、 价值意义：佛学与侠文化的融合

对《天龙八部》的佛学思想如此细解，是想说明这是一部佛学武侠经典，更想说明的是这部佛学武侠经典在中国武侠小说史上具有重要的意义。

佛教产生于公元前六至五世纪的古印度，什么时候进入中国，学术界、佛教界有分歧，但是基本的看法是在中国的汉朝时期的公元前2年。自汉代以后，佛学影响着中国文化的内涵和发展，成为中国文学创作的重要组成部分。然而，我们稍加辨析，就会发现佛学文化在中国文学中的表现主要集中在诗歌(如王维诗歌)、言情小说(如曹雪芹的《红楼梦》)、神魔小说(如吴承恩的《西游记》)等领域，而武侠小说却没有受到太多影响。

武侠小说是中国古典小说中的重要文类，却难以找到一部经典的佛学武侠小说，究其缘由，其实是由于中国的侠文化与佛教文化是并不相容的。中国的侠文化来自于墨子的思想，“兼相爱则交相利”，讲的就是相爱互利的精神。到了司马迁那儿专门为这些具有相爱互利精神的人立了传，即《游侠列传》和《刺客列传》。司马迁为“游侠”下了这样一个定义：“今游侠，其行虽不轨于正义，然其言必信，其行必果，已诺必诚，不爱其躯，赴士之厄困，既已存亡死生矣，而不矜其能，羞伐其德，盖亦有足多者焉。”[6]3181这其中大意便是说游侠之中，虽有些不轨于“正义”的举动，但对外，重信义、讲承诺，不爱其躯；对内，从不自夸，羞于赞扬。司马迁的这段评说也就成为对中国侠义精神加以定义的最常见的一种说法。写具有侠义精神的人和事的作品被称为是侠义小说。1924年鲁迅写《中国小说史略》时也是用侠义小说命名之[7]。“武侠小说”的名称出现在清末民初。既然是重信义、讲承诺，重什么信义、讲什么承诺就涉及到是非问题。在中国，儒家文化占据主导地位，因而侠文化就与儒家文化结合在一起，也就使得侠文化中衍生出了“侠之大者，为国为民”等基本原则。一些儒学武侠小说也就出现在文坛，并且成为中国武侠小说的主流，代表性的小说有《水浒传》《江湖奇侠传》等。既然是从不自夸，羞于赞扬，这便使得侠者也有了隐者的一面，而这又正好与中国传统的道家养生养性、神仙得道的观念有了重叠之处。于是，一些道学的武侠小说开始出现，其中最有代表性的小说是还珠楼主的《蜀山剑侠传》[8]。虽然有些佛学武侠大师出现在以上所列举的小说中，例如少林大师或少林武学，但是真正以佛学思想构造武侠思维的佛学武侠小说一直没能出现。侠文化要求人生进取，有所作为，佛学却讲究人生皆空，无所作为；侠文化崇尚现世精神，信义承诺，佛学却信仰前生来世，命中注定；侠文化自强不息，不可为而为之，佛学却要求自我解脱，有缘者得之；侠文化展现杀伐血偿，锱铢必较，佛学却要求消弭杀伐，有舍方有得。佛学思想是完全不同于中国侠文化的另一种掌控人生命运的“活法”，这便是佛学武侠小说一直难以出现的根本原因。而金庸的重大贡献恰恰正在于此，他通过《天龙八部》的创作实践解决了这个难题，这是中国武侠小说的重要创举。

值得品味的是金庸是用什么手法构造了一部佛学武侠小说。“天龙八部”本是性格各异的佛法守护神，段正淳和段延庆应该各为一部，段誉则身兼二部。段誉性格的双重性既显示了该人物的与众不同之处，又合佛学思想前生后世的学理。佛学讲究因缘，万事皆有源，其果皆有缘，金庸就用追根寻源的手法构成小说的叙事结构。寻源的过程就是消弭孽源、追求解脱的过程，符合佛法，同时又是武侠小说常用的悬念技法，金庸让其巧妙地合二为一。侠文化要求侠客处世为人要行得正，走得稳，小节不拘，大节高洁。小说中那些行为乖张、处事偏激之人的行走江湖构成了一个个奇异的故事，这是武侠小说的需要，是侠文化的体现。这一个个奇异的故事又只能是这些人的小节，因为他们最后均成为得道高僧，均在佛学的理念中感悟到人生真谛，他们的大节均很高洁，这是佛家文化的体现。人生故事与佛法的感悟融合在一起，故事精妙，体会深邃。值得一提的是，这部小说也写到“侠之大者，为国为民”的儒学思想，主要体现在萧峰身上，可在强大的佛学面前，那点儒家精神形同挡臂之螳螂，显得无奈和弱小。小说的最后，当大辽的国王耶律洪基讽刺萧峰为大宋立下大功将得到高官之后，萧峰拾起了地上的两截断箭插入自己的心口，说：“萧峰是契丹人，今日威迫陛下，成为契丹的大罪人，此后有何面目立于天地之间。”[2]1966这样的举动和这样的话语可谓悲壮，但这样的悲壮却无人能理解。躺在地上，萧峰听到的是这样的议论：“他自幼在咱们汉人中间长大，学到了汉人的大仁大义。”“他虽于大宋有功，在辽国却成了叛国助敌的卖国贼，他这是畏罪自杀。”[2]1967至于辽国国王耶律洪基更是茫然：他到底是有功还是有过？摇摇头，苦笑笑，走了。萧峰的悲情壮举是儒家精神的展现，是明知不可为而为之，是杀身成仁。可是无人理解，最终只被看成是个笑话。这是众人的可悲，也是萧峰的可悲，而其根源还是儒家精神的可悲。一切有缘，随缘而动，那点儒家精神只能是被嘲笑的对象罢了。

小说凭文化而行走，文化以宗教显张力，小说文本融合宗教文化以显示故事的内涵，是小说成为经典的重要途径。作家的才华不仅仅体现在他想到什么,更体现在他怎样展现思想，用叙事学理论的话语来说：“当我们说叙事本身就是一个有意义的结构时，这实际上又意味着什么呢？这个问题不在于‘某个特定故事的意义何在’，而在于‘叙事本身’(或将某文本叙事化)的意义何在。”[9]11用佛学思想写一部武侠小说，很多作家都会想到，但是只有金庸做到了，而且做得相当精彩，而这其中的要义就在于他不仅仅想到佛学武侠小说“故事的意义何在”，还在于他天才地完成了侠文化与佛学的交融“叙事化”。通过对《天龙八部》中的佛学叙事进行解码，不仅可以让人们体会到金庸佛学武侠小说的价值，更为重要的是，金庸以佛学思想建构的佛学武侠小说叙事模式奠定了它在中国武侠小说中的经典地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