陶海洋

(江苏科技大学 马克思主义学院,江苏 镇江 212003)

所谓的“特殊地位”论是近代日本对华扩张的一种侵略理论，有狭义、广义两个方面的含义。其中，狭义的“特殊地位”论，主要认为中国满蒙地区是日本自身发展的重要“生命线”。自日俄战争后，日本企图进一步以全面控制朝鲜的做法，谋求在满蒙地区占据经济上的特殊利益，确保政治上所谓的特殊地位。广义的“特殊地位”论，则主要认为日本投资开发其他亚洲地区等，有所谓区别于欧美列强的“特殊地位”等*本文主要梳理《东方杂志》狭义“特殊地位”论的相关论述。广义的“特殊地位”论，在理论上属于大亚细亚主义，如浮田和民正是大亚细亚主义的重要代表人物之一。大亚细亚主义是近代日本对外扩张的主导理论，有关大亚细亚主义理论，另可参君实《亚细亚主义》，《东方杂志》14卷10号(日本《亚细亚评论》)；高劳《论中日提携》，《东方杂志》15卷6号(日本《中内公论》)；高劳《新亚细亚主义》，《东方杂志》15卷11号(日本《太阳杂志》)；高元《咄咄亚细亚主义——咄咄浮田和民的亚细亚主义》，《东方杂志》16卷5号(《法政学报》)；[日]神川彦松《亚细亚联合果可能乎》，《东方杂志》28卷15号(日本《改造》)，等。按：注释后面括号内的杂志，是《东方杂志》介绍该文献时原有的出处，下同。。《东方杂志》关注“特殊地位”论的演变，主要分为四个时期：一是日俄战争爆发到1921年11月底华盛顿会议召开以前，二是1921年11月底到1927年日本正式出笼“东方政策”之前，三是1927年到1937年日本发动全面侵华战争，四是全面侵华战争到“二战”结束。相关文章主要在前三个时期。

一、 “保全中国”政策时期：1904年到1921年11月底

1904年日俄战争爆发后到1921年11月底华盛顿会议召开以前，《东方杂志》关注了日本在中国满蒙获得的侵略权益，以及日本国内要求积极扩张的相关舆论。由于19世纪末美国倡导各国在中国实行“门户开放”政策，要求各国尊重中国领土主权完整，并得到国际承认，这就是当时所谓“保全中国”外交政策的由来。从《东方杂志》可见，这一时期日本国内舆论多曲解这一政策，具体又可分为三派观点。一是“中日亲善”论，即在“中日亲善”名义下，以当时的国际条约为外交基础，认为日本在满蒙拥有当然的“特殊地位”，并必须承担起“保全中国”的“当然责任”。二是“积极自卫”论，即主张利用中国社会内乱，取得全面控制中国满蒙地区的政治主动权。这种观点主要出现在中日交涉“二十一条”前后，并更强调全面控制中国。三是主张与中国平等交往，和平“利用”中国的资源发展日本。

(一) 日本在满蒙拥有“当然的”“特殊地位”主张

日本攫取中国满蒙特殊利益，始于1895年中日《马关条约》，这一条约是日本夺取中国领土的开始。后因1898年俄国与中国政府订立条约，“租借”中国旅顺、大连引起日本不满，日俄战争正是两国争夺中国东北权益且在中国境内展开的不义战争。面对国家破败的现实，国人一度希望日本能够成为东方“黄种”国家榜样。《东方杂志》开篇的《论中日分合之关系》，认为中国应早定中日联合的外交政策，即所谓“支那分而日本孤，固不若支那强，而与日本并立之为得计也”*别士《论中日分合之关系》，《东方杂志》1卷1号。。有人甚至希望中日两国“共霸一方”。随着日本吞并韩国及侵犯中国主权，时人开始警觉日本称霸亚洲的野心*《日本筦握亚东全部之霸权》，《东方杂志》2卷9号(《福建日日新闻》)。相关文章另参《日本报纸之安奉铁路谈》，《东方杂志》6卷9号(《时报》)；《论日本不待我政府之许可遂改筑安奉铁道事》，《东方杂志》6卷9号(《神州日报》)；《论日本传布佛教之关系》，《东方杂志》4卷9号(《中外日报》)，等。。

早期《东方杂志》关注了日本在中国东北地区的扩张及其影响，有人指出：“日人与列强协商之约既定，而寰球外交之局，为之一变，今者东则有日美之争，西则有英德之争，载鬼张弧，危机渐迫，爆烈之期，日暮可俟。”*《论列强竞争之前途与应付之法》，《东方杂志》4卷12号(《外交报》)。日本在日俄战争中获胜后，与俄国订立条约，攫取了俄国在满洲的特殊利益。此后，又通过“中日新奉吉长铁道协约”(1907年4月15日)、“大连湾关税条约”(1907年5月30日)等，不断向满蒙地区渗透。特别是通过诱骗手段，强迫中国签订“二十一条”(1915)、“满蒙五铁路借款修路条约”(1918)等。这些条约尽管多为片面条约，并未获得中国立法机关同意，日本却以之为扩张工具。

日本对满蒙地区的扩张野心，远未满足于片面条约内容，在日本人看来，日本还应该进一步获得满蒙地区土地的租借权或所有权、在南满地区的自由居住营业等权利、在东蒙农作的权利、铺设完工五条铁路、矿山采掘权等。

日本法学博士浮田和民述评了“保全中国”政策的含义、演变及实施过程中的“障碍”。

浮田和民认为，日本政府虽然多次对外宣布实行“保全中国”的外交政策，而其含义应有狭义与广义两种。认为中国政府事实上已经丧失了保全自身本部十八省的能力，只是由于列强的“均势”，才保留有当时的国际地位。中日两国必须合作，而“中国保全之责任，不啻为日本所独负”。日本纵然不能负保全中国十八省以外领土的责任，而与日本“直接有利害关系之部分(按：指满蒙地区)，则固日本所能力制他国而不致有或被分割之惧也。”(按：确保中国满蒙地区完全为日本控制、并不受他国染指，实即浮田和民所指的日本狭义的“保全中国”政策。)

浮田和民认为，由于日俄战争以后，英日俄三国互相之间达成了协议，英国在西藏、俄国在外蒙、日本在满蒙地区分别攫取了特殊利益，只要中国在此基础上能够“维持现状”，就有三国协力“保全”，并不再有为人分割之虞。而日本政府“保全中国”政策，则可以进一步从广义上予以解释，而没有必要再进行狭义上的解释。只是由于日本对华外交政策不定、言行矛盾，尤其是日本在中国第一次革命(按：指辛亥革命)后，煽动南北对立，又通过对德“宣战”而占领青岛，这些都引起中国国民疑忌。认为中日“亲善”的前提，是日本确定对华政策的大方针，即依据日俄两国协约，“英俄两国共同依赖日本以维持东亚和平”，而日本实负有“拥护”中国、印度的使命，实行“东亚的门罗主义”。认为日本在取得德国在青岛的殖民地后，“中国非得日本允许，不得将东海沿岸割让于他外国”。而这一政策，应在战后经过德国“承认”。但日本却在“一战”中强迫中国政府同意其继承德国在山东的特权，“其失策莫大乎是”。认为日本政府如果不改这种强权作派，必然引起中国人反感，也不能改善中日两国关系。而两国“亲善”、实现“东亚的门罗主义”的前提有二，一是认同英日俄三国之间的协定，万一有事，日本必须独力“维持东亚和平”；二是日本不能以军力强制征服面积人口远超欧洲大陆的中国，这两条缺一不可。日本如果采取征服中国本部的政策，则必然与当时的“门户开放”政策冲突，不仅引起全中国民众敌视，对印度贸易也会形成障碍，且与美国等关系恶化。

浮田和民认为，俄国乘中国内部义和团事件之机攫取的满蒙地区，本来已经没有归还希望，实“依赖”日本，中国才保持了这一地区的领土，因此日本在这一地区的利益为“当然之事”，中国人应排除此中“异义”。而要中日两国“亲善”，中国民众也应知道四件事，一是“保全中国”必须依赖列强均势，二是中国必须改善内政，三是列强主张的“保全中国”政策必须依赖英日同盟及日俄协定，四是“理解”日本对德国宣战的用意在于“不承认”列强分割中国本部。(按：日本要求中国承认英俄日等国在中国的既得利益，并由日本实施所谓“东亚的门罗主义”、全面控制中国的政策，实则是浮田和民所指的广义的“保全中国”政策。)*君实《日人对于中日亲善之意见》，《东方杂志》14卷3号(日本《太阳》杂志)。

在当时的日本社会舆论中，主张日本天然拥有开发中国的“特殊之地位”“主动的地位”或“优越地位”者，大有其人。如另有人认为：“中国之富源开发，非特不能独力自营，即从他国输入资本，其精力能力，既不相副，究难望事业之发展。此列强权利问题，所由嚣然并起也欤。”英美等国在中国以平等合办等名义，控制中国经济实权、培植各自势力，而日本虽有实力，但不能得到中国支持。此种论调以此想说明日本侵略中国经济主权具有的“合理性”，并认为“我日本对于开发中国富源，居于特殊之地位，故援引指导，亦当较他人为先”*高劳《日人之开发中国富源论》，《东方杂志》12卷6号(日本《太阳杂志》)。。涩泽男爵认为，日本应掌握投资中国的主动权。认为中国与日本有“特殊关系”，是日本唯一的投资地*《日人涩泽氏论投资中国之关系》，《东方杂志》14卷2号。。

日本政治家中的代表人物则是大隈重信，他曾任《新日本》编辑部主任多年，后任日本政府总理(按：1914年4月到1916年10月再任日本内阁总理)。“一战”爆发前，他分别于1894年、1905年及1914年初，在《新日本》杂志有三次对中日和平的“倡议”。认为中国中央政府既无力偿还外债、又无力对付地方“土匪”(如河南出现“白狼”，按：白朗)，而西方由于无法灭亡中国，为保护各自利益，最终采用“资本征服”中国的策略。正是在这种侵略方式下，俄国占据了中国满蒙地区，英国将西藏纳入其势力范围，法德等国也分别获得特殊权益。西方这种资本开发中国的策略，“因之扰乱东方之平和，而使中国陷于困厄之运命，若然，则日本决不容退守，不可不积极进行而以扶掖中国为己任矣，彼对岸大陆有四千年文明四千年历史之大国，早晚将有不幸之事，舍我大日本帝国，谁复能尽此救济不幸之责任？斯之职任，不仅力之问题，金之问题，而实为同种同文思想感情风俗习惯一切同源民族之问题”。认为日本在中国革命之后，应该利用英日同盟，“力能保中国之安全，且防其分崩离析之祸。其中实以日本为此运动之主，而当责任之冲”。大隈还认为，中国政府应该建立起现代税收制度，以加强中央权威，并能充分理解日本“保全中国”的外交意图*章锡琛([日]大隈重信原作)《日本大隈伯爵之东方平和论》，《东方杂志》10卷12号(日本《新日本》)。当时述评大隈重信的文章另有许家庆《大隈伯之回转时代论》，《东方杂志》12卷3号(《新日本》)；陈重民《日本大隈伯爵论中国情形》，《东方杂志》9卷5号，等。。

事实可以说明，浮田和民等人当时出乎外交需要，在论述对华政策的言论中，需要顾及当时国际政治“保全中国”政策，并不忘中日“亲善”的虚伪说辞。

(二) 全面控制中国的“积极自卫”主张

20世纪上半叶，面对列强瓜分势力范围的竞争，日本对外扩张欲望不断增强，“积极自卫”论也多次出现于日本政治生活中，导致日本社会政治发展不断出现异常。在中日交涉“二十一条”过程中，充斥着要求政府采取“积极自卫”对华政策等主张。

“积极自卫”论是日本好战分子以国内人口增殖等为借口，视侵略特权为日本国家发展的“正当”利益，并竭力主张以军事等“积极行动”“积极政策”等加以维护的一种论调。“积极自卫”论对日本近代政治发展产生过异常影响，代表人物多为军界将领等政客。早期《东方杂志》曾有人关注过日本社会的“尚武”风气等*按：早期《东方杂志》内，有人倡导中国应学习日本注重军国主义教育的风气等，目地在于推动中国的社会改革，但这种观点有时代局限性。相关文章有谷音《养民气论》，《东方杂志》2卷3号;《中国宗教因革论》，《东方杂志》3卷10号，等。，而明确提出“积极自卫”论最早者是日本海军中佐水野广德。水野广德在比较古今战争观的基础上，建议不能满足现状，而应该进一步采取“积极自卫”的方针，主要观点如次。

一是论述了个人对待战争的态度及个人与国家的关系。认为日本正是从中日、日俄两次战争中获胜，才奠定了帝国地位。“使我国无中日之一役之胜，不能成亚洲之强国，无日俄一役之胜，不能成世界之强国，则帝国今日之发达，皆此两役之战胜为之也。谁谓战争为有害于国家乎？”而从个人与国家关系看，个人的幸福实赖国家保护与增进，“盖牺牲少数个人之幸福，即保护多数个人幸福之道也”。只有国家强大，个人幸福才能随之增大。因此，认为国家不能反对战争，而个人也不宜排斥战争，战争只有获胜才能有利于国家。

二是论述了国家的“自卫”战争权利。认为个人有法律赋予的正当防卫权利，国家也应该以正当防卫从事战争。“使敌人害我存立，妨我发展，舍正当防卫以从事于战争外，复有何术？然一经开战，期以必胜，战须武力，求战胜尤须强大之武力。战败之不幸，较之不战而屈服于人，为尤大也。”认为日本与英国同样都是岛国，国家发展都依赖海军力量，“由此观之，英国与日本，利害果相一致乎，抑相冲突乎？”并认为日本要想发展海洋权利，“不可无利刃与勇气耳”。认为“优胜劣败，弱肉强食，语虽陈腐而可厌，意实历久而常新。所谓平和主义，必不爱平和，苟有机可乘，必恣其吞噬，所谓自由主义，必不爱自由，苟有利可取，必取于略夺。小国之富，大国之饵也，防之者，独军国主义而已”。

三是论述了国际交往必须依赖军国主义。认为“恋恋于屈辱之平和，无宁取堂堂之军国主义。不辞战争，以表示意气与觉悟，为最优耳！”认为中国虽为人口资源大国却屈服于列强，根本原因在于军备不足。因此建议日本，“勿倚赖同盟，勿深信他国，可恃者，独我之力而已，使我而有力乎，逐利之友，将不求而自来，使我而无力乎，盟约之友，且弃我而远去”。认为在富国与强兵关系问题上，富国弱兵是工商主义，贫国强兵为军国主义。工商主义在培养民力，军国主义在扩张武备，因此日本今后将面临这两种思潮，“各执一是而不相上下者也”。而德国的崛起，根本在于具备富国强兵的三种必备要素，即“国产之丰富”“民性之优越”“政治之善良”，日本在日俄战争中胜利的关键在于做到了“举国一致之实”。认为“以实力防护自家之权利，谓之自卫。自卫有二种，一为积极的，一为消极的。何谓积极，向上发展是也。何谓消极，现状满足是也”。面对激烈的国际竞争形势，日本应该自觉在“积极的自卫”和“消极的自卫”间进行选择，在民族战争正盛的时代，日本人应“为世界上黄人唯一之强国者，可不知所豫备哉！”*章锡琛《日本之军国主义》，《东方杂志》12卷6-7号(《日本及日本人》)。

水野广德宣扬的“积极自卫”论，反映了好战分子日益强烈的扩张意识，在日本历次发动侵略战争过程中，这种意识则具体体现为朝野人物倡导的“积极行动”“积极政策”等说辞。

在大隈重信担任首相后，随着日本加入协约国，很快宣布对德作战，对华野心进一步彰显与膨胀。当时日本早稻田大学教授青柳笃恒就著有《新支那》一书，公然以日本人口增殖为由，主张在亚洲扩张。日本政府公然以领土扩张为外交政策，严重损害中国主权的“二十一条”随之提出，引起世界各国不满，其中亦包括部分日本舆论*高劳《日本要求事件》，《东方杂志》12卷4号。有关中日两国二十一条交涉的文件内容，可参《中日交涉各项文件》，《东方杂志》12卷6号，等。。

在日俄战争结束后直到“一战”结束的近十多年中，日本确立了亚洲强国地位，并继续扩大了在华特权，其外交战略走向则成为国内政治斗争的焦点，军人一直表现强势。而时人对日本下一步的侵略走向，多不明所以。其中有人认为，由于岛国相对大陆国的优越地位，日本可能采取南向政策，即向爪哇等太平洋岛屿地区进攻。当时日本议员竹越曾表示，“日本人将来必因满洲朝鲜而受压迫，犹英国由诺耳曼若沿岸而被驱逐”，认为日本殖民发展，如选择大陆方向则是错误的决策，只有进攻南方海国。当然，这样的战略必然与欧洲列强发生冲突*佩玉《日本之帝国主义》，《东方杂志》8卷4号。。日本人永井柳太郎也认为，美日之间虽有矛盾，但战争对双方都不利，主张以协商解决争端*王我藏《日美协商论》，《东方杂志》8卷7号。。

日俄战争结束后，日本对外扩张的战略方向尚存争议，而与美国争夺太平洋霸权的矛盾尚处起始阶段。但是，随着西原内阁的下台，特别是以“二十一条”强加中国的大隈内阁下台，日本国内军阀政治日益猖獗，向中国扩张的社会心理日益膨胀。

时人看到，当时欧洲正在进行世界大战，美国内部正竞选总统，“东亚时局，悉任日本之处置。故其国野心家，遂以此为千载一时之机会，而不令轻易放过。今其干涉中国实行大陆政策之时期，日益迫切，渐达最后一幕”。有《日本及日本人》记者公然表示，日本应行使干涉中国内政的“天赋之使命”，并对风烛残年的大隈表示不满，说他不胜此任，“其在位之日，所施对华政策，迟回审顾，不能急进”。尤其日本军人“恐时机之一去而不复得”，希望大隈尽快“让贤”，并希望强势人物掌控政局。这样，为日本军人奉为“泰斗”的寺内正毅组阁呼声高涨。日本国内舆论认为，寺内正毅在合并朝鲜问题上功绩可比伊藤博文，并称赞寺内正毅统治朝鲜“方法严格”。时人认为，寺内正毅上台，朝鲜被吞并的悲惨命运将在中国重演，扩大侵略中国的舆论正不断发酵。1916年7月12日《纽约晚报》的东京记者在通信中表示，日本国内已经分为两派，一为急进派，“主张不顾西方列强之监视，迳行干涉中国”，第二派虽然主张审慎，“然以今日为千载一时之机会，不可轻易错过”*胡学愚《今日之寺内正毅》，《东方杂志》13卷12号(《远东时报》)。。

其中，贵族院议员仲小路廉认为，日本政府以当时的地位，对华外交有所要求“固属当然之事”。而图虚名不务实，与中国交涉未能为日本增加更大的利益，“若就条款内容言之，则其拙劣为尤甚。五项二十一条所列之各款，类皆已在我国掌握之中，此外不增几许之实权，不加几许之实利……现在世界之趋势，非讲形式之时代，乃充实内容之时代，非务空名之时代，乃尊重实在之时代”。同时认为日本加藤外相于4月26日发表青岛交还中国的声明是失策之举，“我国依据英日同盟，负经济莫大之损失，冒将来几多之危险，担负世界战乱之一部，而始获得者也。其如何处分，当待之欧战告终之后，以维持帝国将来之安泰”。

众议院议员犬养毅认为，日本政府应以“保全中国”为目标，实施所谓“积极”外交手段。比如日本政府本来可以用很自然的方法，高价向中国出售武器，却以条约方式强迫中国同意，导致中国转向德国；再如日本提出在中国满蒙地区拥有特殊利益，但既然有“保全中国”的责任，“则应占之地，当不止满蒙”。

勿堂认为，虽然政府以条约形式，正式确定了日本在南满的利益、山东新得权利、汉治萍公司合办、开放内蒙古要地等，但朝野意见分歧明显。认为日本政府在交涉中不得其人、不得其时、不得其法等。其中有认为日本所谓获得中国汉冶萍公司合办、内蒙古要地开放等特权，“大抵属于既得既定之部分，决非由于今日外交当局之力”。有认为日本乘“一战”之机抢夺中国山东主权，虽不免有乘火打劫之嫌，却是国际上避强攻弱的习惯，但在交涉过程中不得其人，出兵时机等方面不得其时，采用的通牒方式、希望性语言及秘密交涉方式不得其法。认为日本侵占中国满蒙等地利益是既得利益，是日本“势不得不”为之举(按：意指日本为防止俄国、“保全中国”的必然行为)，也是经过战争得来的利益，而与两国亲善无关。同时日本获得在中国的相关特权，就是要让日本获益，也与两国有亲善关系无关。日本外交上要“正确”理解中日亲善“真实之意义”，“则不可不知有离间亲善扰乱平和者，而努力以斩除之是也”，即日本占领朝鲜、要求中国满蒙特权等，都是必然之事。“且中国之国情败坏，民气颓唐，亦不能不待于外来之节制与诱掖，思量至是，则满蒙权利之要求，五项条件之希望，亦理势所必然。”否则，满蒙地区必然为他国占据，日本也失去自卫屏障。并认为日本大隈首相等人对华交涉不力，不仅只获得在山东、满蒙地区的利益，而且其交涉中“辞令之倾轧，感情之冲突，意见之误解，转贻日后两国之葛藤，余辈不能不视为一大失策”。

法学士原田丰次郎也认为，在对华交涉“二十一条”过程中，日本因不明中国政府以及列强的真实态度，交涉方法拙劣，致使“不能得预期之效果”*高劳《日人对于中日交涉后之议论》，《东方杂志》12卷7号。。

日本经济学者津村博士认为，无论“一战”何时结束，战后各国经济战不可避免，而中国则必然成为列强间政治与经济争夺战的中心，日本必须保持战时在中国获得的政治经济“优越地位”*少游《战后之中国与日本》，《东方杂志》14卷6号(日本《东方时论》)。。

五百木良三主张日本政府应在中国掌握政治主动权，改变消极对华政策，并利用中国宣统复辟的机会，积极在中国推行帝制。其观点如次。

一是认为解决中华问题不仅关系到世界命运，更关系到日本的存亡。日本应承担起东方社会的领导责任。“求诸今日之实际，能当其冲而肩其任者，舍我日本帝国以外，更谁属乎？”认为日本对华政策，应当与列强协同一致、维持现状，即以所谓领土保全、机会均等两大主旨对待中国。而日本与西方列强之间又存在主客差别，日本应居于主人翁地位，而西方列强在中国主要谋求经济利益。“今日对华问题，其他各国，譬之隔岸观火，决无延烧之虑。而吾日本则近在邻居，不得不视为关系一己存亡之重大事件。故在彼仅属经济的利害问题，乃间接的、消极的。在我则为政治的、死活的利害问题，乃直接的、积极的。其轻重大小，岂可同日而论。况当今之时，欲举中国救济之实，实有不得不藉吾日本帝国之力为主，彼我主客之分，至为明白。天下无论何人，莫能否认此理。若欲强乱名分，排斥我日本帝国之地，即为非理不义。吾日本所当始终拥护建国以来之大精神，纵举国化为焦土，决不能退让一步者也。”

二是认为日本外交“病根”有二。一为顾虑日本肆意在中国扩张导致“一战”后西方列强联合对付日本的外交危局，主要以大隈内阁及山县系军人为代表。五百木良三认为这种顾虑实无必要。如列强不顾日本态度而强行干涉，日本“惟有为义而起，不辞一死，以显我国民之本性而已”。二为担心日本对华政策不为列强承认，主要以当时的日本外交人员为代表。五百木良三认为日本外交不能利用“一战”的良机，是消极精神的表现。日本只有积极在华扶植势力，才能在与西方列强交往中获得主动。日本应掌握在中国的政治主动权，对华外交应保持恩威并施的原则，不应视中国具有自治能力与平等地位，所谓中日亲善则是外交“俗论”。这种外交“俗论”，一是来源于不了解中国人，二是来源于消极外交的虚伪者，是应当抛弃的理论。

三是认为由于中国人存在个人本位、利己主义等思想，因此只有实行帝制，才有整合国家的力量。那种所谓专制与共和的思想冲突，本质上都是权利争夺的产物。由于中国事实上不存在共和，因此日本应该引导中国走向帝制。认为日本政府在中国推行帝制，必须注力于清朝逊帝宣统。而其关键，在于寻找一个合适的摄政官。这个摄政官，必须同时容纳各种政治力量。即使这种政策导致中国南北分裂，也比消极外交强。五百木良三认为，日本国民应督促政府改变对华消极外交政策：“今日之时期，正天与吾帝国千载一时之好机，不可不乘天佑以决大事之时。倘仍事向来之因循姑息，失此机会，中国必化为第二之巴尔干，为世界将来祸乱之发源地，而帝国之前途，唯有黑暗、唯有悲观。”*君实《日人之放论》，《东方杂志》14卷3号。

大隈重信等人多不忘 “中日亲善”的外交说辞，虽然有区别于对华采取“积极行动”的主张，但日本政府强迫中国接受“二十一条”的行径，引起时人愤怒，其说辞一并遭到了时人批驳*许家庆《日本大隈伯之实力外交论》，《东方杂志》12卷4号(《新日本》)。。

当时有留美博士李佳白，以日本借口对德宣战侵占中国山东主权的事实，进一步揭露了日本在“保全中国”名义下达成侵略目的的诡诈外交手段。“日本之外交，可谓独擅胜场，其致词令于列强，措辞无不委婉，其修仪文于交际，形式靡不谦恭。虽其胸中自具甲兵，而周旋无不中礼。其目光甚远，其布置极周，而其忍耐力亦最厚。且其承有天运之自信力亦最强，其于外交也，如樗蒲然，每次所拈，不过一叶，而所拈者无论美恶，要皆适用。然在彼掌握中，旁观要莫由知其如何支配也。”*李佳白《论日本外交政策之步骤》，《东方杂志》12卷3号。

李佳白还进一步论述了日本侵略亚洲战略图谋的三个阶段，并以此警示世人与中国政府。“按日本之行动与其宣言，以揣测其最后企图之所在，终不外乎以囊括东亚为最后之策略。是犹作战者所预定之兵谋也。此项策略，大约可分为三段落。其最大者即为握全亚之重权，使亚洲各国，尽为所管辖，如彼之于高丽然。或为彼所保护，奉之为上国，而置欧美各国权利于其下也。其次则为未达此最大之目的时，且专就中国以设施，使为所管辖，为所保护，奉为上国，而置欧美之权利于其下也。若其次之目的犹未达时，则又有其次者在，即先伸其权力于山东，而姑使联盟各国，仍各保持其所得之权利，即今日日本在山东之已事也。”*李佳白《论日本对东亚之大志》，《东方杂志》12卷3号。

李佳白认为，保持中国主权独立对各国均有利，中国政府应当不与任何国家结盟并充分分清敌友，同时警示中国政府应充分利用日本政界、工商界、宗教界等非武力派的力量，以达到“以日抵日”效果。还警示中国政府，应充分利用英俄法美等列强，实施“以外御外”的外交*李佳白《中国之以日抵日策》《中国之以外御外策》，《东方杂志》12卷3号。。

事实说明，日本当时利用在中国实行“门户开放”的国际“共识”，企图全面控制中国。尽管其间有不同的表述，但本质多是一致的。只是日本社会的有些舆论，直接抛弃了所谓“中日亲善”外衣，更露骨地显示了侵华野心。这种论调反映日本社会舆论在对华政策问题上的过渡与转折，即从主张对华“亲善”转向全面侵略中国的政策*《日英续约与中国之命运》，《东方杂志》18卷12号。。而日本国内好战分子因不满日本在“一战”中在华扩张成果而要求扩大特殊权益，“积极自卫”论一时成为舆论主流。

(三) 对华友好主张等

在20世纪第一个十年间，中国民众也曾希望两国友好往来，如早期《东方杂志》曾专门介绍留学日本的相关教学要求等*《日本法政速成科规则》，《东方杂志》1卷5号。。华盛顿会议之前，日本社会也不乏对华友好主张。

文学博士泽柳政太郎认为，日本政府对华不善是中国国民憎恶日本的原因，建议日本政府与国民从多个方面共同努力，以达到所谓真正的“中日亲善”*君实《中日亲善之根本义》，《东方杂志》14卷9号(日本《太阳》杂志)。。日本人安川氏等人则提出，以开展教育事业等交流，提高中日两国国民相互理解，以建立“中日亲善”外交基础*《日本人安川氏论中日亲善之基础》，《东方杂志》15卷3号。。东京帝大教授吉野作造博士以对中国“五四”新文化运动的观感，认为应以沟通国民感情为两国亲善的基础*《日人吉野作造之中国最近风潮观》，《东方杂志》16卷7号。。

而李佳白曾指出，中日友好应以日本放弃无理要求为基础。“日本果能以友谊引导中国，俾其政治改良、实业进步，俨然以扶助中国自命，驾西国而上之，吾人亦无憾焉”，“若夫志愿如是，而手段则非，如政权之攘夺，军队之侵占，领土之开拓，是三者皆与中国有密切之危害，不啻取中日之交谊而强为剖分之，乃吾人之所大为反对者”*《中日和好论》，《东方杂志》14卷1号。。美国传教士伯修福特曾经分析了日本国内不同的对华政策，并认为主战派征服中国的“大陆政策”不可行。认为“大陆政策”有其发展过程，不仅与中日两国关系进展有关，也与日本国内政治斗争密切联系。伯修福特以日本国情分析，认为日本没有必要征服中国，同时分析了日本征服中国所面临的巨大的经费负担、列强的反对和中国人民的反抗等困难*高劳《日本之对华政策及两国之关系》，《东方杂志》15卷4号。。

从浮田和民以及大隈等人的言论中不难发现，自甲午战争以后直到日俄战争前，日本对华政策一时处于某种“守势”。从表面看，日本不愿看到欧美列强强行瓜分中国，而实际上却有火中取栗的强烈欲望，只是实力一时不济，害怕别人识破自己有称霸中国的野心。但日俄战争以后，日本获得中国东北地区特权，随之国内舆论及对华政策开始出现明显的“攻势”，即在“同文同种”等托辞下，企图实施大亚细亚主义，自认为有“保全”亚洲国家的能力与“责任”，认为西方以资本侵略中国的“错误”方式妨碍了“同文同种”的中日关系，并自认为自己就是亚洲的“霸主”。大隈重信未担任首相之前，主要持第一种观点，在他第二次担任首相后不久，对华政策主要体现了第二种观点，在中日交涉“二十一条”过程中，“积极自卫”论更在日本国内发酵。正如时人所说，“凡是‘大隈式’的亲善政策，政客们口是心非的亲善论，我看了不但不能领受他们的善意，反觉得中日两国的鸿沟，因此愈划愈深，中日亲善的道路，因此愈走愈远，而此恶影响所及，将来真正的中日亲善，至少要多费两三年解释的功夫了”*梓生《日本改变对华态度的观察》，《东方杂志》19卷6号。。可以认为，以上三种观点中，前两种观点都是日本社会侵略中国主权的说辞，只不过第一种观点更显虚伪而已，这种得寸进尺并且自我膨胀的言论，均显示了日本特色的侵略逻辑。

二、 “不干涉”政策时期：1921年11月底到1927年6月底

自华盛顿会议之后一直到日本“大陆会议”召开之前，日本面对国际竞争与中国国民革命运动，一方面在四国条约限制下未能取得太平洋地区的主动权，国内有准备对美作战舆论，另一方面竭力勾结美俄等强国，共同瓜分中国东北权益。因国内出现严重经济危机，特别是在1923年关东地区大地震中遭受严重经济损失后，对华外交一度采取所谓“不干涉”政策。在这一时期内，美国开始代替英国取得主导世界政治发展的主动权。日本外交事实上不能不继续受制于在中国实行“门户开放”的外交政策，一时无力突破“保全中国”的国际“共识”。日本政客所以继续高唱中日“亲善”，不仅出于外交辞令的需要，而且受到日本自身的国际盟约制约。

(一) 竭力维持在华特权主张

1921年7月10日美国新总统哈定提议召开太平洋会议，声明讨论有关限制军备问题以英美法意日五国为主，涉及远东问题时则加入中荷比葡四国。美国主张在中国实行门户开放、机会均等政策，反对英日同盟。日本政府一方面向各国示好以求与强国结盟，另一方面强调保持在华特权。英国暂未表态。法国则赞同美国对华政策，但因须防备德国、俄国而要求减低其陆军，因此其外交周旋于美日两国之间。意大利同意法国态度，而其外交则周旋于英美两国之间。而中国则连会议的完全代表资格也受英法等国质疑。

当时日本国内舆论，对于华盛顿会议的决议开始出现分歧。有人看到日本实业家主张限制军备运动，说明日本民众不想以英美为敌*君实《日本实业家之军备限制运动》，《东方杂志》18卷8号。。另有人则提出，日本由于人口密度高(以平地面积算)、生殖力强，再加上土地产出率低、对外贸易竞争力弱(因原料等多依赖进口)，因此民众多以确立殖民政策为急务。尽管对华表面上不再用以前的侵略政策，“而从所谓亚细亚民族的提携的假亲善政策上做起”，加上当时美国采取排日政策，因此日本人多以中国为其理想的殖民地*唐轶康《日本人口过剩与对华政策》，《东方杂志》21卷15号。。

日本与英国曾于1902年签订第一次盟约，此后，日本加紧备战，发动了日俄战争。1905年两国签订了第二个同盟条约，其中英国承认日本占领朝鲜及中国满洲的权益，英国巩固了在中国及印度的权益，重申在遭到任何第三国进攻时，双方应提供军事援助。1911年签订第三个同盟条约。日英双方订立盟约的目的，均在于保持在亚洲的既得利益。而日俄战争后，日本事实上不断扩大在华权益，开始与英日盟约中保持中国现状的初衷相背。对于英国而言，与日本盟约的目的主要为防范俄国(包括后来的苏维埃政府)，同时保障在印度的权益，英国还需要考虑与美国的关系。但日本在华扩张表明，“其不能作患难中之良友”*坚瓠《英日同盟之侧面观》，《东方杂志》18卷10号。。1921年7月13日则是英日第四次盟约是否签订的最后期限，当时，无论何方如在7月13日前不声明同盟废止或修改，则同盟条约将予延续。因此日本加紧在英国活动。时人看到，当时英国《泰晤士报》虽曾征求名人意见，但发表的数条意见竟全都赞成。

但是英国政府是否延续英日同盟，当时主要的影响因素有二，一是英国属地的态度，二是美国的态度。英国当时属地如澳大利亚、纽芳兰，都坚持所谓的“神圣原则”，即禁止有色人种移民澳洲等地(按：主要反对日本人移民)。由于日英同盟第一次主要针对俄国，第二次主要针对德国，因此美国希望英国不能因第三次与日本的同盟而在将来的日美冲突中对美国采取敌对态度。日本竭力延续同盟关系的主要目的，则在于攫取更多在华利益*《日英续约与中国之命运》，《东方杂志》18卷12号。。

当时就有日本人认为，国际上原有的三国同盟、俄法同盟等政治联盟，除非排除秘密条约，否则英日同盟不应被废除。认为英日同盟本来就是公开的盟约，而且与国际联盟保持地区和平的目的是一致的，是“确保东洋事态和平为目的”*高劳《国际联盟之成立与日英同盟之将来》，《东方杂志》16卷9号(日本《新公论》)。另可参杜山佳《英日同盟改订与英美公判条约》，《东方杂志》8卷6号，等。。

1921年底，美、英、日、法四国签订了以美国方案为基础的会议文件——《关于太平洋区域岛屿属地和领地的条约》，此后日本失去了亚太地区以外力量的有效支援，美国则确立了在太平洋的主导地位。

华盛顿会议于1921年11月12日正式开幕，主要讨论两大问题，一是远东及太平洋问题，二是海军军备限制提案。14日议定会议组织法，在两大问题下各设干部会与总委员会。其中，海军军备限制问题最终确定英美日三国海军装备保持5∶5∶3之比例。在15日第二次大会上，英日等国又各自提出修改要求，日本提出以英美日三国协定代替英日同盟为同意条件。这样，在美英德日四国签订太平洋条约前提下，海军军备限制方案得以落实。中国代表事先提出要求列国尊重中国主权的十项要求，经讨论最终通过四项原则性议案，即“尊重中国主权之独立与土地上及行政上之完全”，“给予中国以极完全而无障害之机会，以发展稳固有效之政府而维持之”， “且其势力，俾确立各国在中国工商业平等机会之原则，而维持之”，“不得利用目前情势，以取特殊权益，致损失各友邦人民之权利，并不得容许有害各邦安宁之任何行为”。中国代表向大会又提出解决关税自主、治外法权、租借地、势力范围特殊权益、驻华外国军警、山东问题等*黄惟志《华盛顿会议纪事》，《东方杂志》19卷1、3号。。

在华盛顿会议上，尽管由于美国的压制，日本对华外交有一定的让步，但日本要争夺太平洋地区霸权，客观上必须处理好与中国的外交关系。而两国民众由于历史原因，加之华盛顿会议及其后日本在中国山东主权等问题上的无理要求，一时难以互相信任*有关山东问题交涉可参张梓生《青岛接收及其交涉之经过》，《东方杂志》20卷1号，等。。

这一时期的外交斗争，还有中国主张废除日本强加的“二十一条”。“二十一条”本是1915年5月25日日本以最后通牒形式强迫中国接受的不平等条约。这一条约虽然成为华盛顿会议的悬案，但1922年11月1日及1923年1月19日，中国国会和参议院分别宣布这一条约无效，中国外交部的相关声明于3月10日送达日本驻华使馆，驻东京署亦同时送达日本政府。但日本政府对中国早有防备，一面阻挠中国送达声明，一面活动各国政府使节阻挠中国政府*南雁《中日二十一条交涉》，《东方杂志》20卷4号。。

(二) 日本积极扩张的舆论

中日两国友好，需要两国民众建立互相的信任，尽管日本代表在华盛顿会议上有对华友好的言论，但日本国内舆论，包括主要研究中国问题的《外交时报》《中外新闻》《太阳》三大杂志在内，大多坚持怀疑、轻视中国的态度*梓生《日本改变对华态度的观察》，《东方杂志》19卷6号。有关华盛顿会议之后日本的反映，另可参坚瓠《减兵会议与日本》，《东方杂志》18卷22号，等。。

中国人当时虽对日本在满蒙地区的扩张无可奈何，却也希望两国能够和平相处，“从历史上看来，中日两国间的任何交涉，处处告诉我们：日本太强暴，而我国太懦弱。我们虽不能希望立刻反懦弱为强暴，以与邻国相抵抗，却希望两国国际间的友谊，始终建立在正义和公理之上，丝毫不含侵略和仇恨的色彩”*颂皋《中日两国之新交涉》，《东方杂志》22卷12号。。

在华盛顿会议召开前后，日本为与美国争夺太平洋霸权，不仅进行舆论准备，而且在国内财政面临新的困难之际又积极扩军备战。特别在华盛顿会议之前，日本政府曾竭力资助中国境内的英文、日文和华文报纸杂志。以至于华盛顿会议之后，日本减少了对许多报馆的资助，这些报馆因此停刊，正说明了这一问题。日本除了对华外，还努力影响国际上其他宣传机构的内容。如在太平洋问题上，美国始终是日本的敌对目标，但日本最初的新闻政策是让相关英文报纸宣传美日提携的论调，而在中、日文字报纸中又时时以对美问题引起华人关注，以达到转移华人注意力的目的。当时有一批英美记者得到日本政府的资助，其中最著名者为英国人勃林克来大佐(Captain Brinkley)。对中国及朝鲜等地的新闻，日本政府则一面援助亲日者，一面压制直言不阿者。而在中国的日文报纸，则流品低下，极尽造谣、攻击之能事。时人因此认为，日本对华新闻控制政策“像她的国际密探制度一样，已是深密到无微不入的了”*文宙《日本对华的新闻政策》，《东方杂志》24卷21号(《密勒氏评论报》)。。

美国哥伦比亚大学哲学教授皮金氏(Walter B. Pitkin )等人曾讨论了美日战争问题。

皮金氏认为，日美矛盾尖锐，国内都有与对方交战的舆论。日本国内这种舆论由来已久，包括1853年美国人强制日本通商、1893年兼并夏威夷、1898年夺取菲律宾诸岛、(1913年)加州排日法案、邀请中国参战、获取在中国优先投资机会、巴黎和会反对日本独占中国青岛主权、干涉日军在西伯利亚扩张、支持中国学生排日，等。自从加省颁布排日法案后，人们多以为日美之间必然一战，但事实上日本通过外交努力又与美国秘密达成了协定。皮金氏认为，美日之间爆发战争的阻碍因素主要有四，一是美国人的非战心理，二是世界经济衰落的环境，三是美国控制着日本工商命脉，四是美日两国有识人士都看到不能轻启战事。

皮金氏认为，随着时间推移，只要日本能控制国内舆论，人口增长同时达到一定规模等，美日之间的战争必然发生。在近五到十年内，这种战争有三种现象，一是双方都不欲战，尽管有外交冲突，但出兵多是小示威而已。二是因两国在中国及西伯利亚的扩张而不断产生冲突，日本谋求摆脱美国控制。三是日本达到了供给独立不依赖美国的地步，过剩人口大量出现，则急需改变东亚政策的现状，届时战争则不可避免*刘庄《美日战争何时实现乎》，《东方杂志》18卷10号。。

郭绍宗为留日学者，1923年春，他注意到日本东京某大报一文，题为《最终决定之新国防方针》，其中记有：“帝国与某假想敌国入于交战状态，更受其封锁时，食粮及作战资材有需于邻邦之必要。于斯时也，我陆军迫于此必要，将出或种行动。某某海峡之完全联络，边陬之严重警备，对于大陆之某地域，至招军事行动，及兵力配置等之变更。又我国海军因华盛顿会议之结果，主力舰队对美为六与十之比，注力于补助舰。陆军兵力平时缩小至二十一个师团，兵数为二十三万，战时为○○师团，并为新兵器之充实等。”郭绍宗认为日本自日俄战争后，陆军一度继续以俄国为假想敌，以防止俄国报复，海军则以美国为假想敌。自从俄国革命发生后，日本海陆军统一了假想敌。从当时国际关系看，日本的假想敌非英国即美国。但英国自“一战”后遭受重创，国民渴望和平。故只要日本不主动压迫英国，英国也不会积极进攻日本。这样，日本的假想敌最大可能者只能是美国。郭绍宗通过解读日本新的国防方针，并认为日本一旦挑起战争，必然面临诸多困难与劣势，并归于失败*郭绍宗《日本国防方针论(东京通信)》，《东方杂志》21卷18号。相关文章另有郭绍宗《美日战争之战略观(东京通信)》，《东方杂志》23卷15号，等。。

(三) 日本扩大满蒙权益

在这一时期，日本还勾结美俄等国家，以共同“开发”满蒙的名义扩大自身特权。同时竭力寻求国际支持，并因自身经济危机及大地震灾害的损失，不得不相对缓和对华外交。

据1924年海关调查，外人在华人口约320 829人，其中，日本人198 206人(约一半在满洲)、俄国人85 766人(多为来华避难)、英国人14 701人、美国人8 817人(另据美国国务院1926年调查为12 000人)、葡萄牙人3 657人、德国人2 733人、法国人2 715人，其他则为意大利、奥地利、西班牙等国人。当时中国人口约444 653 000人，其中约10 277 000人生活于条约商埠，约占总人口的2．5%。中国对外贸易出口总额约为15亿金元(1926年)，进口为7．79325亿金元(1924年)，进口相比1915年增加了119%，其中日本对华商品输出为3．58725亿金元。1924年各国的对华贸易占其对外贸易总量的比例分别为，日本35%、美国21%、英国19%、法国4%、德国4%、其他17%*倪文宙《外人在华利益的调查》，《东方杂志》24卷7号。。

时人注意到，围绕中东路权益问题，列强展开激烈的争夺。其中，1925年底，美国银行团经政府同意将给南满铁路公司贷款四千万元。此事不仅违反了美国倡导的“门户开放”政策，给中美关系带来障碍，而且助长了日本在满蒙地区的扩张政策。这种债务一旦成立，必然加剧俄日两国在满洲的竞争。而中国需要注意的，就是努力使南满铁路问题成为中日两国间的悬案，防止日本将其国际化的图谋。并提出，“我们刻下要引起注意的，只是设法勿令满洲问题牵涉到世界问题，只要让牠暂时成为中日间的悬案好了。美银行团贷款于满铁，是很容易改变现时满洲问题的性质，所以我们必须坚决反对的”*育幹《满铁外债的国际关系》，《东方杂志》24卷22号。有关中东铁路及其与列强的历史关系，另可参钮甸夏《中东铁路与俄日美之关系》(《东方杂志》24卷23号)，其中概述了中东铁路的历史、机构设置及其与道胜银行、侨民、哈尔滨等城市发展、东三省铁路发展、满蒙问题、苏俄、日本、美国等方面的关系。这一时期，《东方杂志》关注中东路问题述评，还有《兴安岭中之秘密国“索伦”——日本拟与马贼往探险》(《东方杂志》22卷7号)、斡勤《中东铁路之过去现在及将来》(《东方杂志》22卷7号)、《英报论日本积极侵掠满蒙》(《东方杂志》24卷15号)、何维华《日本南满铁道公司经营东省之现状》(《东方杂志》24卷20号)，等。。

有人记述了日俄两国谈判经过。日俄两国的交涉，起始于1920年8月26日的大连会议，因日本拒绝从西伯利亚撤兵和放弃库页岛的资源，同时西伯利亚发生反日事件等，会谈因此破裂。后在1922年(笔者按：时人误记为1922年，应为1923)9月4日召开长春会议，尽管俄国答应对反日事件道歉和承认日本在库页岛的权益，但因日本国内发生地震，谈判中止。其间俄国因得到英法等国的外交承认，而日本则忙于国内震灾，双方交往一度冷淡。1924年3月开始北京会议，因俄国对日表示强硬，远东地方政府曾否定日本在海参崴的领事裁判权、停止与日方通邮和商业贸易等，日本也一度怠慢俄国谈判代表，会议至5月正式开始，直到1925年1月21日，经过多次反复后，双方才达成协议。

在协定中，俄国将库页岛权益让与日本，允许共同开发等。相比较而言，日方获益更多，虽然有撤退在西伯利亚的驻军等让步，但获得开发库页岛石油、煤炭、森林，投资并殖民于西伯利亚，摆脱国际上的孤立处境等优惠。俄国摆脱了东部受“白党”干扰、国际地位孤立等困难，并获得开发西伯利亚的外部资金，国际地位因获日本承认而更加上升，同时排除了西伯利亚“白党”的反抗活动等。两国协定对于世界的影响，西方舆论有人担忧中日俄三国联合局面的形成，不利于西方扩张。对于中国而言，因协定中两国承认朴兹茅斯条约，而这一旧条约有俄国在中国的权益让与日本的内容，这是对中国主权的侵犯，北京政府亦发表声明，不承认日俄两国条约中侵犯中国主权的内容*幼雄《日俄协定之成立及其影响》，《东方杂志》22卷7号。这一时期反映日本外交活动的相关作品另有幼雄《第四次的日俄预备交涉》，《东方杂志》21卷12号；幼雄《日俄邦交恢复》，《东方杂志》22卷3号；幼雄《日本的减军》，《东方杂志》22卷8号；雨荪《英日退款用途问题》，《东方杂志》22卷9号；纽约某报《英日同盟恐将复活的推测》，《东方杂志》24卷19号；洪康《日本政府的军备扩张热》，《东方杂志》24卷24号，等。。

自从华盛顿会议以后，英日同盟消失无形，日本在世界上外于孤立地位。为争取太平洋地区霸权，日本虽然努力争取相关国家的支持，但为了摆脱国内经济危机，竭力以控制中国满蒙地区作为其核心国策，这一国策与其他国家的利益发生冲突，尤其是美日矛盾不断上升。日本为摆脱国际孤立地位，并与美国相抗衡，在1922年以后还努力寻求与其他国家结盟。其间，日本为获得从安南进口货物、尤其是粮食的便利，1925年5月19日与法国订立商约。有人认为，当时传闻的日俄有军事秘密协定等，无论消息是否真实，但可以说明，日本为对抗美国，努力想寻求法国或俄国的支持*可见幼雄《法日之接近》，《东方杂志》21卷11号；化鲁《日俄密约》，《东方杂志》21卷15号，等。。

(四) “不干涉”外交政策

这一时期，日本因国内经济危机，加之遭受关东地区大地震严重损失，在竭力维护在华特权同时，对华主要采取“不干涉”政策。

1923年9月1日11时58分41秒，日本关东发生大地震，时人概述了灾害损失、日本政府救灾举措及感想。认为此次灾害财产损失不低于100亿元，约占其总财富的7—8%*林骙《日灾的观察》，《东方杂志》20卷21号。。时人看到，“一战”爆发后，尤其大正四年(1915)，日本对外贸易呈现空前盛况。但战后因国内物价上升，日本国际贸易不断恶化，并出现入超，加之地震灾害后民间购买力大为下降。因国内物价将呈上涨趋势(英美等国的物价，当时呈下降态势)，日本企业难以保持竞争优势。时人认为，日本政府惟有面对现实，最可能做的应是通信及运输事业的复兴、被焚校舍的修复等。而这类事业建设经费来源，则应是节省财政经费，因此需要裁减不必要的官厅机构、缩减军备开支等*吴心水《日本复兴事业与经济界之现状》，《东方杂志》21卷11号。相关文章另有冯次行《日本在世界的地位与其危机》，《东方杂志》21卷16号，等。。

由于经济恶化，这一时期日本国内政局动荡。特别围绕对华政策，政友会与民政党之间党争恶斗激烈。另外，由于受世界民主主义思潮影响，日本国内出现民主改革等政治要求*可参渊泉《日本之普通选举问题》，《东方杂志》16卷4号；《日本普通选举运动之风潮》，《东方杂志》17卷6号；鸣田《日本社会主义运动史》，《东方杂志》17卷19号；幼雄《日本众院通过普选案》，《东方杂志》22卷5号；得一《日本无产政党的成立与解散》，《东方杂志》22卷24号；何作霖《日本劳动农民党的成立》，《东方杂志》23卷8号；育干《日本总选举结果与其继起的纷争》，《东方杂志》25卷5号，等。。在民政党执政期间，对华关系主要采取“不干涉”政策。1927年1月18日外相币原喜重郎在议会演说，表达了日本政府对华外交立场：“一、尊重支那之主权及领土保全，对于其内争，严守绝对不干涉主义。二，两国间共存共荣的关系及经济上的提携，总期增进。三、有道理的支那国民的欲望，愿以同情与好意迎之，对其实现且愿协力。四、对于支那现状尽量取耐忍宽大态度，同时我国正当而重要的权利利益，则始终用合理的手段拥护之。”币原喜重郎认为，正是日本坚持了这一对华政策，使得日本在华盛顿会议之后国际地位不断上升。“我们的国际地位，在半世纪前，我们于极东一隅，国民生活与海外世局全没交涉。但中日一战成了东洋一大势力，日俄一战更成了世界一大势力，世界大战一参加更成了五大强国之一，在巴黎和会上占特殊地位，华盛顿会议以来，成了世界三大海军国之一，更为列国所注重。”当时中国国民政府外交部长陈友仁于1月22日在汉口发表对外宣言，要求列强尊重中国主权独立与领土完整的权利。1月28日英国公使于北京和汉口分别向中国南北政府提交外交宣言，其中表示准备放弃在华领事裁判权等*[日]币原喜重郎《日本前外相的“支那问题概观”》，《东方杂志》25卷16号(日本《外交时报》)。另可参《日本外相币原喜重郎向日议会宣布之对华外交方针》，《东方杂志》24卷4号。。

日本政府以所谓对华“不干涉”政策，以保证其满蒙地区特权等为前提，支持中国国内的亲日势力，以此企图达成与中国“亲善”。这一政策与日本国内对华采取所谓“积极政策”的主张相比，方式相对温和，一定程度也有利于日本的外交，但与当时中国国民政府的外交诉求还是有着根本的差别与冲突。

三、 “积极行动”政策时期：1927年7月到1937年7月

自1927年日本出笼“东方政策”后，日本国内在对华外交政策上出现“不干涉”政策与“积极行动”政策的剧烈冲突*按：20世纪20年代，日本政坛的斗争主要表现为政友会与民政党之间的恶斗。1927年4月政友会的田中义一上台后，改变了民政党若槻礼次郎内阁的“币原外交”——所谓“不干涉”中国内政的政策，竭力执行对华强硬、在满蒙地区“积极行动”的政策。当时田中内阁国务大臣小川平吉与若槻内阁外相币原喜重郎围绕对华外交政策有过论争。这种论争，表面在对华外交政策取向的差异，实质是日本政党之间的政权恶斗。《东方杂志》相关文章可参宰白《内中内阁与立宪民政党》，《东方杂志》24卷11号；《日本外相币原喜重郎向日议会宣布之对华外交方针》，《东方杂志》24卷4号；[日]小川平吉《币原“支那问题概观”的反响》，《东方杂志》25卷16号；育干《田中内阁崩溃后的日本新政局》，《东方杂志》26卷13号；执中《最近二年来日本政局的鸟瞰》，《东方杂志》26卷14号；[日]滨田丰太郎(幼雄译)《日本两大政党的对华政策及其批评》，《东方杂志》28卷20号，等。，由于少壮军人势力崛起，后者最终逐渐占据主导地位。具体又可分为两个时期，即1927到1932年、1932到1937年。

(一) “东方政策”与伪“满洲国”成立

在1927到1932年伪“满洲国”成立之前，满蒙问题是中日冲突的核心。日本政府以保护侨民为借口，公然在满蒙，特别是在东北地区实行所谓的“积极政策”。中国国民政府谋求国家统一，国内兴起的民族独立运动与日本政府的“大陆政策”发生更为激烈的冲突。由于日本军部的专制与狂热，1927年日本政府明确以“大陆政策”为其国策。尤其田中义一就职后(按：田中义一内阁自1927年4月到1929年7月)，一是决定出兵山东，二是召开东方会议。

东方会议于1927年6月27日开始，会期10天。会议内容当时对外保密，但田中会后发表了对华纲领八条，其大意有：一、“不偏于一党一派，严戒干涉各派间的离合集散”；二、“对于中国正当的国民希望协力助其达成”；三、“在中国未成立巩固的中央政府以前先与地方稳健的政权者为适宜的接冲”；四、“在中国已有统一政府以后，日本当助成其发达”；五、“在华日本权利利益及日侨生命财产有危害时，出断然自卫的处置”；六、“对于排日排货运动除设法解除疑惑外，更为适应机宜的处置”；七、“在满蒙，尤其是东三省，凡能尊重日本的特殊权利的，日本政府当维持之”；八、“满蒙的特殊地位受侵迫时决防护之”。

时人认为，田中内阁对华外交纲领“虽用外交的辞藻来加掩饰，可是干涉中国内政的野心，却已完全揭露了。对于满蒙的特殊地位既不放弃，则所谓协助‘中国正当的国民希望’不是一句欺人的话吗？在满蒙能尊重日本的特殊利益，日本政府当维持之，这句话就是说日本须勾结一个政权者，维持其势力，使其永成日本的工具，那末不偏于一党一派，不干涉各派间的离合集散，不又全是废话吗？至于借保护侨民生命财产的题目，行干涉内战的实际，又是一切帝国主义者的老调”*化鲁《日本的东方政策》，《东方杂志》24卷13号。。

1927年7月25日，日本政府正式抛出臭名昭著的“田中奏折”，明确了征服中国的所谓“东方政策”。其本质是以全面控制朝鲜的做法，谋求满蒙地区脱离中国本部，并由日本人完全控制。为维持在满蒙地区所谓的“特殊地位”，日本政府竭力阻止中国国民革命军北伐，于1928年制造了“济南惨案”后，又制造了“皇姑屯事件”，1931年制造了“万宝山事件”“中村事件”“九一八事变”等。

1927年日本出现严重经济危机，当时国内再度出现要求扩大侵华权益的“积极”舆论，而田中内阁上台后通过了巨额军费预算*按：有关近代日本军费预算可参汝勋《日本一九三四年的预算及其经济动向》，《东方杂志》31卷4号；斐丹《日本财政之增税问题》，《东方杂志》32卷8号；李立侠《日本军费之膨胀与财政危机》，《东方杂志》32卷20号；古占《日本战费论》，《东方杂志》34卷16-17号;吴斐丹《明年度日本的新预算问题》，《东方杂志》35卷23号；孙礼榆《一九三九年度的日本预算》，《东方杂志》36卷3号；斛泉《日本明年度预算》，《东方杂志》36卷8号；黄霖生《日本战时金融的破局》，《东方杂志》38卷22号，等。，并出兵中国山东。当时日本国内舆论，有人却为日本在中国山东的暴行*《东方杂志》评述日本出兵山东、并制造“济南惨案”等罪行，可参育干《接二连三的日帝国主义逞凶案》，《东方杂志》25卷6号，等。开脱罪责，并积极宣扬开发中国山东。其中，日本社会名流鹤见祐辅论述中国社会现状以及中国革命(按：指北伐战争)所导致的变化，建议日本政府了解中国社会现状，并有明确的对华政策。认为革命者将中国社会混乱的责任转嫁外国人不完全符合事实，也是不具备科学精神的表现。中国革命者以三民主义感召民众，可以说明中国社会出现了主义之争，而不再是单纯的个人权力之争，但这种变化本身又不具备确定性。中国革命导致外国传教士纷纷离开中国，必然导致外国对华政策的变化*[日]鹤见祐辅《日本名士之动乱中的中国观》，《东方杂志》25卷6号。。

长野朗则建议日本政府借口中国“内乱”，“根本解决”满蒙问题，即让满蒙地区脱离中国本部，并实行所谓的国际共管。

长野朗认为日本对华政策的重心在满蒙，面对中国国内兴起的反帝国主义运动，“而为根本解决之时机至矣”。认为满蒙地区不可能不受反帝运动影响，虽然当时经奉系军阀张作霖压制，反帝运动一度沉寂，但如果反帝运动与反军阀运动连结到一起，加之国民党在东三省伸张势力和组织，奉系很可能转而煽动排日运动。“假使奉天派在满洲煽动排日，其结果必激发潜伏于东三省内之反帝国主义运动，故不能不加以适当之防制。”由于日本当时人口增加，粮食及工业原料均依赖海外，“故日本唯一之活路为满蒙之发展”，日本与中国的矛盾因此必然激化。因此建议日本政府应“根本解决”满蒙问题。

长野朗认为虽然满洲问题复杂，但面对中国民众及各国“共通”的要求，又不难加以解决。认为让满洲脱离中国本部，可以方便不堪内乱的中国民众移居，亦可以方便列国在满洲的贸易，“满洲之经济的解放”应由日美等国提供资金与技术、中国提供原料与劳力。其“根本解决”方法有二，一是“使满蒙由中国本部战争之漩涡分离，维持其秩序与治安，得安心为经济的发展”，二是“将满蒙向世界为经济的开放，供各国民得自由经济的发展”。

时人认为，长野朗的观点“此实可以代表大多数日人之野心”*[日]长野朗《日本心目中的满蒙政策》，《东方杂志》24卷21号。。

而日本当时还通过资助欧美报刊，竭力宣传满蒙地区所谓的“特殊地位”。美国人乔治白朗生李(George B. Rea )自称为上海美国商会驻美代表，其所办《远东时报》帮助日本政府鼓吹“强硬满洲政策”论调，其目的在于使东三省脱离中国独立、并处日本“保护”地位。时人认为，乔治白朗生李无视中国对满蒙地区拥有领土主权的事实，同时在日俄两国勾结、共同侵犯中国满蒙地区的情况下强为日本辩解。当时奉系军阀即将退出北京，日本政府未必不勾结张作霖、帮助清废帝复位，以使自己处于“保护者”地位。“然日本此举，系公然破坏开放门户政策，其能否成功，当然须视美英两国尤其美国之态度而定。因此日本之宣传者，连乔治白朗生李在内，数年来在美国从事浓厚之宣传，冀使美人迷误于满洲地位”*《日帝国主义的新工具》，《东方杂志》25卷2号(《密勒氏评论报》)。。

日本人对满蒙的“开发”，却成为当时中国人心中的耻辱*周曙山《日本在满蒙的所谓特殊地位及其势力(东京通信)》，《东方杂志》23卷7号。。在《东方杂志》中，时人论述了日本政府侵略中国东北的新政策及其具体措施。认为日本侵略中国东北的政策可分为三个阶段：一为初期以“满铁”(按：南满铁道公司，时人多简称为“满铁”)、关东厅、关东军司令部及沈阳总领事馆为四头执政者；二为田中内阁时期将四头集中于外务省，以推行其积极侵略政策；三为当时以东北外交权分给“满铁”当局，以更积极地“开发”中国东北。这种新政策以“满铁”为中心，采用英国吞并印度设立东印度公司的方法，不仅使“满铁”有直接与东北地方政府的外交权，以免与中国中央政府交涉，而且可以直接推行其侵略措施。其具体措施则以“满洲青年联盟部”(1930年7月受“满铁”支持而成立，总部设于大连，东北各地设20多分部)调查各地民众对日态度以确定对华侵略方针*颂华《日人侵略吾东北的新政策》，《东方杂志》28卷5号。。日本在大连召开各地方事务所长参加的“满铁”地方会议，认为日本对中国东北的侵略一贯以严密的调查为基础，此次会议的内容因该会严守秘密而一时无从得知，但从其地方部长的训词中可见其要求“‘切实’‘调查’，‘研究’‘讨论’，‘画策’‘实行’”。认为中国应认真对付，及时制定切实方案、并不屈不挠一心一德地推行*颂华《日本在我东北举行的满铁地方会议》，《东方杂志》28卷7号。。

有人指出，在中国民族运动过程中，时人了解日本侵略中国东三省的情况，远不如英国侵略长江流域的情况。“日俄战争后，日本在东省的势力，日益膨胀，观其殖产施设，在作永久计划，大有万古千秋之概。”日本侵略中国东三省的先锋则为南满铁道公司，成立于1907年，当时资本2亿元。其后凭借“二十一条”等不平等条约，以及欧战时机扩大经营，到1927年资本增加到4．4亿元。主要经营铁道、港湾、矿山、制铁、电气及煤气、地方事业等六项事业。该组织名为公司，实际受日本政府指使，以开拓中国东三省与蒙古为使命，同时将东三省作为日本殖民地。

日本政府还曾与美苏等国政府共同图谋中国东北权益。当时，曾任意大利外长、时任驻法公使施福柴(Sforza )认为，苏俄的对华政策具有“两重人格”，一为“第三国际之人格”，一为“行帝俄外交之传统”;一是在中国推行共产主义，二是仇恨英国的自由主义。苏俄虽宣称放弃在中国的领事裁判权等特权，但事实上积极资助外蒙独立，并且通过1924年的中俄协定掌握着中东路的经营权*[意]施福柴《苏俄在华之帝国主义》，《东方杂志》25卷5号。这一时期述评苏联侵略中国满蒙地区的相关述评另有育幹《日俄提携的新趋势》，《东方杂志》25卷1号;[俄]J. B. Powell《满洲中俄国事件之写真》，《东方杂志》26卷19号;蒋星德《中俄会议的前夜》，《东方杂志》27卷8号;[日]铃木茂三郎《极东日俄经济危机之成熟》，《东方杂志》28卷11号，等。。当时日本国内，田中内阁的行为亦遭到民众社会党、劳动党、无产政党的声讨*记者《日本出兵山东与其本国舆论》，《东方杂志》25卷10号。《东方杂志》述评日本当时在华暴行的相关文章有[日]须贺正俊《日本出兵山东之用意》，《东方杂志》24卷13号;育干《日本大举侵掠中国的开始》，《东方杂志》25卷8号，等。按：20世纪20年代日本各政党的对华外交政策主张并无根本差异。。

俄国前陆军大佐、远东问题专家尼古来夫认为，满洲事关中日俄三方利益，其中中国人移殖满洲以期改良生活，俄国人谋求获得出海口以打破经济封锁，日本人谋求获取重要物产并倾销工业品。日本主要依赖武力的做法是行不通的。解决之道，唯有承认中国对满洲的主权，保护俄国中东路权益，同时承认满洲所造铁路主权既不是俄国的也不是日本的，而是中国的*[俄]尼古来夫《中俄日在东三省的利权竞争》，《东方杂志》25卷9号。。

日本发动“九一八事变”后，不断扩大在中国东北的权益，并操纵成立了伪“满洲国”。“由一时的军事占领渐进于永久政治组织的形成。”美国国务卿史汀生在1932年1月7日发表的声明中主张，“凡以违反非战公约约束及义务之方法而引起之事态、条约、协定，美国不承认”，即史汀生主义。日本东京帝大教授法学博士横田喜三郎认为，史汀生主义尽管为美国国内的外交政策，但得到了当时国联的认可，国联于1932年3月11日的决议在内容方面事实上采用了其主张。横田喜三郎认为，经过“一战”后，国际组织主要谋求和平，因此史汀生主义符合当时的世界大势，“史汀生主义将来必然仍能维持发展其生命”。日本政府虽然承认国联3月11日的会议决议，但又反对将满洲事件包括在内。横田喜三郎认为，日本政府应该改变不妥协的态度，因为国际间的任何协定，都最终必须双方妥协*郑允恭《史汀生主义与世界大势》，《东方杂志》30卷11号。。

日本的满蒙政策也受到其国内相关人士的质疑。其中，堀江归一是日本著名经济学家，他曾在演讲中回顾了日本政府“一战”后的对华外交政策，质疑田中内阁对华采取的所谓“积极政策”。认为日本政府对华经济政策的失败，主要在于随着内阁变换而“滥加变更”。田中内阁公然实行所谓的“积极政策”，不仅遭到西方列强的反对，而且是以关系国全体为敌。认为当时从日本经济立国看，满蒙地区确有“特殊地位”，这本来是可以“谅解”的事，但要因此采取“特殊行动”，则大谬不然。时人认为，堀江归一的论述“尚觉公允”*[日]堀江归一《日本之满蒙经济政策》，《东方杂志》25卷2号(日本《改造杂志》)。。

日本社会这种“特殊地位”论，同时反映在很多方面，包括日本自认为是亚洲国家唯一的“主导者”，是“保全”亚洲其他国家主权的当然责任者，等等。自然，这种自我膨胀的国家定位，不断受到时人批驳。

(二) “中日经济提携”政策

1932年伪“满洲国”成立后到1937年“七七事变”爆发之前，这一阶段内日本由于侵略中国的行径遭到国际社会的反对，外交陷入孤立，国内再次兴起所谓“中日经济提携”等“亲善”论调。

“九一八事变”后，日本为扩大对华贸易，以伪“满洲国”全面控制东北政治，以“满铁”这一在华最大的国策公司为首的众多特殊公司全面控制了中国东北经济。后因遭受国际社会普遍反对，而于1933年3月27日宣布退出国联，进一步开始全面控制中国的战略图谋。继“九一八事变”后，日本又于1932年挑起“一二八事变”，1933年进犯热河，1934年到1936年渗透蒙古与华北地区，1937年发动全面侵华战争等。

1935年1月底，由外相广田起草的“中日经济提携案”，具体条件有三，一是要求中国政府阻止国内排日运动与思想，二是要求利用中国原材料的同时向中国倾销工业品，三是对华实施所谓的技术和经济援助以开发各类矿产资源。其目的在于控制中国经济，而其动因有五，一是“九一八事变”后日本在华经济利益因中国国内抵制日货运动而受损，二是各国反对日本恶意倾销工业品而对日本发起的经济战，三是日本对外贸易的萎缩导致的国内经济危机，四是日本投资中国以图获得工业原材料的企图面临很多现实困难，五是世界市场面临萎缩时列强竞争在华权益加剧。时人认为，日本要实现所谓的经济提携，必须首先放弃侵占中国满洲的野心，且应在互助互惠、放弃干涉中国内政和强制物物交换等条件下才有可能实现*白苇《论“中日经济提携”》，《东方杂志》32卷8号。。

时人看到，日本依靠剥削国内民众与掠夺殖民地而积累起来的资本急于寻找国外市场，同时面对美国资本的竞争，因此武力占领中国东北地区成为必然*亢心栽([英] S. Dashinsky 原著)《日本对外侵略之政治经济背景》，《东方杂志》30卷16号。。而中日“亲善”难以实现的原因正在于日本蔑视中国的国家尊严与民众的自尊。其外交政策并不由外务省决定，而由日本军人左右。“因之中日亲善问题，根本要看日本的军人，是否能够改变态度，是否愿意抛弃他们‘帝国’的梦。只要他们回转头来，中国是很愿意合作着的。”*国纲《中日亲善问题》，《东方杂志》32卷6号。

日本人尾崎秀实在日本《改造》杂志发表文章，具体分析了日本由于大陆政策受阻等原因，国内因此出现所谓中日“亲善”、中日“经济提携”等论调。认为日本要实现中日经济提携，不仅需要面对中国国内谋求建立民族统一国家、反对日本进一步染指中国华北主权的抗日民族运动，而且还要面对欧美各国的强烈反对。

尾崎秀实认为，中日“亲善”的论调所以在当时(按：主要指1937年初)盛行，其原因有四。第一，日本因1931年以来推进“大陆政策”受阻而急于打开外交新局面。日本前期所以推进激进的“大陆政策”，又主要在于日本资本主义的急速发展以及日本在亚洲强势地位的确立等。第二，日本军部确定战略新方针的需要。当时军部从多面转向集中的战术方针。由于中国已经结束军阀混战，当时正谋求统一与建设，日本想将中国与苏联、欧美等主要敌手区分开来而视作日本的战术敌人。第三，日本急需改变战时体制，而中国则是重要的原料来源国，对日本有着重要的经济价值。第四，中国地方政治力量的屈服于中央，表现为1936年“西安事变”的和平解决等事件，说明中国国民政府力量的上升。

中日“亲善”的论调，主要来源于与中国大陆有着密切关系的日本经济界，“这种中日亲善论乃至中日经济外交论(按：指中日“经济提携”论)，是日本内部对于大陆政策急激推进之一种抗议”。当时日本人在满洲问题告一段落后(按：指“九一八事变”后，日本操控在中国东北成立伪“满洲国”)，为调整与中国本部的经济关系以及应对世界经济的垄断化，设想以“中日满经济集团论”来处理与中国本部的关系。如当时日本人猪谷善一主张，在“中日满经济集团”内部，由日本为主导，排斥外部扩张势力。当时面对急剧恶化的中日关系，日本政府在与中国国民政府交涉解决“成都事件”“北海事件”等过程中，企图根本解决中日间的根本问题。这种企图之所以失败，正由于其推进急进的“大陆政策”。随着中国国民政府和平解决“西安事变”，经济界开始提出中日“经济提携”论。

当时日本社会评论界的主流还出现赞成中国统一、发展资本主义的论调，这一论调可视为中日“经济提携”论的表现。如太田宇之助说，“中国不统一，则中日间无和平”。平贞藏、矢内原忠雄等人都有相似见解。矢内原忠雄尤其激烈地主张日本调整对华政策，认为日本有统一后民族国家发展的历史经历，只有正确认识中国的民族国家统一并能提供帮助，这才是其政策成败的关键。

当时列强争夺中国市场的政治环境，则是中日“经济提携”论出笼的根本原因。“中国因为国民政府经济建设的进步，产业开发的进步，其为外国商品输出市场愈加重要，世界市场中日本商品之输出市场，多在其他帝国主义国家直接影响之下，受着减税壁垒、进口限额以及其他限制，前途愈加困难，因此中国市场更加重要。”面对当时世界列强以“经济提携”与中国联络，日本政府虽明确反对却无力阻挡。日本在1934年曾声明不允许外国资本开发中国，但面对外国资本的竞争，日本不能独立于外。日本外务省因此于1935年提出中日两国在华北地区进行“经济提携”，并在1936年加以具体化，包括在华北创设资本超过千万元的兴中公司等各种企业。

尾崎秀实认为，中日间要实现真正的“经济提携”，主要难点有三。一是政治问题，日本倡导在中国华北进行所谓“经济提携”，但事实上日本却以政治军事手段操纵华北地区成立冀东伪政权等，中国国民政府自然予以强烈反对。二是两国资本发展目标不一致，日本企图以中国为其原料来源地，而中国民族资本却以发展本国工业为己任。矢内原忠雄认为，中国不排除与其他帝国主义的资本关系，这是错误的。日本与中国在华北地区的“经济提携”，“至少是循着日本大陆政策之路线而进行的，这种经济的资本的方法走不通时，大陆政策之本来的方法(按：指以军事政治手段强行侵略中国)，必然会发动的”。三是最大的难点，即在于正面反对日本“大陆政策”的中国抗日民族运动，以及日本对华北特殊的要求受到英美等国反对，日本不得不处于与列国敌对的地位，因此必须依靠“经济提携”的政策*郑克成《日人之中日经济提携观》，《东方杂志》34卷11号。。

1937年日本发动全面侵华战争，此后又提出所谓“东亚共荣经济”论等*运公《东亚共荣经济论》，《东方杂志》38卷22号，等。。而日本野蛮的侵略行径引起国人的愤怒。1937年初，《东方杂志》专门致信社会名流，就“中日有提携的必要和可能吗”“中日亲善的障碍何在”“中日妥协以至亲善的先决条件如何”等八个问题，征求对中日关系的意见，并刊登47位时人的论述。当时大多数人均以日本武力侵华为中日关系恶化的根由，说明两国要亲善，惟有日本放弃既定侵华政策及权益，两国才能有平等外交的基础*《中日问题(征文)》，《东方杂志》34卷1号。。另外应该看到，日本社会当时存在的对华友好主张，虽然多未深入分析中日两国当时存在的政治鸿沟，同时还存在狭隘民族主义的理论局限等，却与日本政客的“亲善”说辞有着显著区别。这样的社会舆论，也曾经对日本政府强行推进侵华政策有过一定程度的阻止作用。

综上，日本的“特殊地位”论虽然有一个逐步发展过程，但本质同一。了解这些内容，有益于深入了解近代日本的强权逻辑及理论缺陷，有益于深入了解日本政府长期推行对外扩张政策的侵略企图以及发展道路的迷误，对研究日本近现代史应有裨益。

注释：

① 《东方杂志》1至44卷，商务印书馆1904年至1948年间发行；② 《“东方杂志”总目(一九○四年三月——九四八年十二月)》，(北京)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1957年版；③ 罗荣渠《现代化新论(增订版)》，北京大学出版社2004年版；④ 陶海洋《〈东方杂志〉研究(1904—1948)》，合肥工业大学出版社2014年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