郭　城

(辽宁大学 文学院 ，辽宁 沈阳 110000)

《树上的男爵》是意大利小说家伊塔洛·卡尔维诺《我们的祖先》三部曲中的一部。《树上的男爵》以其奇异的想象，打破常规的叙述，使其存在着被多角度解读的可能性。20世纪50年代，外国文学研究专业刊物《世界文学》杂志上首次译载了卡尔维诺的作品，然而并没有引起当时学界的重视，事隔25年，他的作品才再次被译介进来。1981年上海译文出版社出版了由刘碧星、张宓翻译的《一个被分成两半的子爵》，1987年《世界文学》第3期登载了《不存在的骑士》，1989年中国工人出版社出了一套世界著名文学奖获得者文库，其中意大利卷中选载了《我们的祖先》三部曲。当时国内学界对其虽有翻译，却也没有引起较大反响。已有的一些译介也有不少纰漏，例如，把《树上的男爵》误译为《跃立的男爵》。20世纪90年代以来，具有后现代倾向的解构性话语取代风靡一时的现代主义思潮成为文坛主流。在此影响下一些青年作家如王小波、残雪等发现了卡尔维诺并且对其推崇备至，使其在具有先锋意识的文学青年范围内流行起来。

目前国内对《树上的男爵》的研究主要是在《我们的祖先》三部曲的整体研究下进行的。如刘旭、吴馨、韩俊敏、骆冬青*刘旭《论〈我们的祖先〉对童话的借鉴和超越》(《外国文学研究》2005年第4期)，吴馨《追寻自我的历程—〈我们的祖先〉三部曲的主题分析》(2006年华中师范大学硕士论文)、韩俊敏《现代世界的精神分裂者 ——〈我们的祖先〉三部曲中三个祖先形象研究》(2010年华中师范大学硕士论文)、骆冬青《不朽的裂变 ——论卡尔维诺〈我们的祖先〉》(2013年南京师范大学硕士论文)。。对《树上的男爵》单一文本进行的研究较少，如周小莉、展月英、赵华恩、王晶晶*周小莉《〈树上的男爵〉中的身体形态与主体的现代性展开》(《广西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08年第4期)、展月英《对人与自然关系的重新审视——〈树上的男爵〉简论》(《青岛大学师范学院学报》2005年第4期)、赵华恩《对卡尔维诺〈树上的男爵〉的符号学解读》(《安康师专学报》2006年第2期)、王晶晶《在幻想与现实之间 —— 卡尔维诺小说〈树上的男爵〉分析》(2011年西北民族大学硕士论文)。等。对《树上的男爵》的现有研究着眼于主体的现代性、人与自然的关系、对文本的符号学研究、文本中幻想与现实的关系等方面。《树上的男爵》体现的主人公的疏离状态及作者书写这一状态的用意、对当下社会有何意义等，鲜有研究提及。对主人公的疏离状态进行思考与解读，并以此为出发点研究卡尔维诺对人与外界的疏离、独处与个人世界的构造、个体同他人的关系等问题的看法及在写作中的呈现，不失为一个新的方向。笔者从疏离状态进行解读，对《树上的男爵》研究角度或许有所创新，进而对文本中主人公体现的情绪态度对当今社会的意义进行探讨。

疏离(estrangement)，是一种同外界疏远偏离的状态。王蕾提出：“‘疏离’即一种疏远和分离的状态。疏离的内容为主体个人与客观世界之间的疏远、个体与个体间的疏远或是个体内部的矛盾对立。”[1]孟晶认为：“‘疏离’是一种陌生、冷漠、孤立无援、与人疏远的生存状态。”[2]在心理学中，“独处”与“疏离”在意义上有相似的部分。陈晓等提出：“独处(solitude)是指个体与外界无互动, 或意识上与他人分离, 并能够自由选择个人身心活动的状态。与孤独感只能体验到消极情绪不同, 独处是一种能够容纳不同情绪体验的开放性客观状态, 对个体有积极的建设性意义。”[3]笔者在这里要探讨的《树上的男爵》主人公的疏离状态与上述的理解有所不同，此处的疏离状态是主人公生活在一个同外部世界隔离的环境中，但又同外部世界保持一定的联系，即在独处的状态下同世界有距离的亲近。此处的对外界的疏远与偏离并不是绝对的，并非同外界完全断绝联系，也不是一种对外界怀有敌意的、对抗的状态。作者卡尔维诺的乐观态度与浪漫精神，使得他在描写主人公的疏离状态时，并没有让主人公沉浸在在同外界疏远过程中的失落、孤独、颓废之中，而是描写出主人公在这样一种免除外界过多打扰的环境中获得自由与自洽的理想状态。这种疏离更多的像是一种温和的反抗、平静的坚持，如同云游隐士般一面消散于江湖，一面又实际上记挂着人世万象。

一、 流变中呈现的疏离

研究疏离状态在《树上的男爵》中的呈现时，可以从这样的角度来理解：主人公从被逼迫上树时的愤怒与敌意，到对在树上的生活的适应并将其作为一种坚守的理想的心理与行为模式的流变。类似孟晶所说：“被动疏离中的恐慌——主动积极地疏离是安部作品所体现出的人物行为模式的变化。”[2]

在《树上的男爵》中，主人公柯西莫离家出走，爬上树不肯再下来，缘起于一次饭桌上父亲逼迫他吃下餐盘中蜗牛的行为。在柯西莫上树之后，原本只是一时赌气的他发现，树上的世界是如此广阔，这坚定了他生活在树上的念头。文中提到：“他懂得，由于树木如此繁茂，他可以从一根树枝跳到另一根树枝地走上好些里路，不必下地，有时，一段无树的空地，迫使他绕很长的圈子，但是他很快就熟悉了一切必需的路线，他计量距离不再是按照我们的标准，而是根据他在心里记得的他必须在树枝上走过的那条弯弯曲曲的轨迹。在有些地方，奋力纵身也难以跃上最近的枝头，他就会想到别的手段。”[4]32这时，柯西莫已经开始思考如何在树上自如的行动了，他已经下定决心同充满强权的地下世界决裂了。

在这里，柯西莫的疏离状态分为两部分：一是初期被动地因反抗父亲威严压制而对外界的拒斥，这时的柯西莫在疏离状态中是含有对外部世界的反叛与敌意的；二是逐步对树上生活适应之后，柯西莫对疏离状态的主动追求，这种追求一定程度上体现出一种理想主义的色彩。柯西莫在晚年回顾一生时就曾说：“许多年以来，我为一些连对我自己都解释不清的理想而活着，但是我做了一件好事情，生活在树上。”[4]258

柯西莫在与外部疏离的树上建立起自己的世界，通过建设木屋、打猎、读书等方式使自己在疏离状态下生活日益丰富，最大程度实现了对自由的追求，达到了一种自洽的理想状态。此时的柯西莫开始主动同地上世界的人们发生一些接触，这体现出疏离状态下柯西莫与外界有距离的亲近。

在树上生活过程中，柯西莫的思想有了明显的转变。一开始“离家出走”只为逃离外部压抑的世界，此时的柯西莫在对树上生活的不适应中经历了许多苦难，如被野猫抓伤、在暴雨中被淋湿等等。此时的他，在疏离中是含有对世界的抵触与敌意的。到后来，对于疏离状态的主动追求则完全是出于对在树上自给自足的充分自由状态的满足与喜爱。柯西莫在同世界的疏离中获得了自己完整的个性，他也变得对这个世界更加宽容，开始了在树上同他人、同外界的主动接触，他变得更为宽容并且富于爱心，就如作者在文中的描述：“他是一个不回避人的孤独者。甚至可以说他心中只有众人。”[4]74

作者在文本中通过对主人公在树上的心理与行为的变化过程描写，为读者呈现出一种流动的、变化着的却又始终围绕在主人公身边的疏离状态。主人公在疏离状态中心理与行为的转变体现出重要的美学价值，就是对人的个性发展的追求。

疏离状态下的柯西莫并未成为一名孤独者，他只是在独处中认清自我，使自我的个性从社会千奇百怪的束缚中挣脱出来。有时候，远离人群才能得到真正的宁静。在作者对主人公疏离状态的描写中，柯西莫远离了充满束缚的地面世界在树上自由自在地生活时，他被压抑的个性得到了长足的发展，用更多的时间完成自己的爱好与理想，对自由、对个性发展的追求始终同他坚持生活在树上的理想密不可分。

对这样一种疏离状态的描写，它的意义在于向读者展示了一幅追求自由与个性发展的美好画卷。作者并未将作品当作传声筒一般大声疾呼人们追求自由与个性，而是通过作品，通过对主人公疏离状态的描述，委婉传达了自己的思想与情感，并使有共鸣的读者感知。主人公柯西莫在疏离状态中不断地充实自己，他不再需求他人的帮助，这又推动了他对远离旁人的疏离状态的坚定选择。哲学家叔本华在其《人生的智慧》中说：“一个人内在所具备的越多，求之于他人的就越少，他人能给予他的也就越少，所以人的智慧越高，就越不合群。”[5]21卡尔维诺在这里描绘出这样一种循环：柯西莫远离旁人，完善自己；而对自我的完善，智慧的提高，又推动柯西莫更加远离旁人，执着于构建自己的自由世界。

对主人公在心理与行为流变过程下的疏离状态进行书写，并使其在这种疏离状态下得以成熟与完善，这无疑带有对地面世界的批判，暗含着作者对现实社会的不满与反叛精神的高扬。书中反叛精神体现出的意义，是对现实社会中的压抑、混乱、嘈杂的一种无声反抗。这一点始于卡尔维诺创作《分成两半的子爵》时，在《树上的男爵》中这种意识得到延续，并贯穿《我们的祖先》三部曲的始终。卡尔维诺说：“当我写一个完全是出自幻想的故事时，我不仅在不自觉地宣泄那个特殊时期的压抑感，而且还找到了走出困境的推动力；也就是说，我不是被动地接受消极的现实，而是能够对其注入活力、颂扬，野性，简约风格，强烈的乐观主义，它们曾经属于抵抗文学。”[4]269这样的创作，是卡尔维诺对当时社会做出的反抗并引领自己走出困境的一种方式。他并不采用直露的批判，而是始终保持着对文学性、对艺术的追求，并在追求过程中情感得以宣泄，反叛的精神得以曲折地传达。需要注意的是，作者永远不是为了表达反叛而书写，作者只是在完成自己的使命，做好自己的写作。而反叛精神的传达，只是作品中不自觉的流露。这样的现象，在捷克的宇宙塑料人乐队*宇宙塑料人乐队( Plastic People of the Universe)1968年成立于捷克，被马世芳称为“一个唱垮了政权的摇滚乐队”的前捷克总统哈维尔是该乐队的忠实歌迷。的创作中也有体现，关于这样一个对“丝绒革命”的到来起到重要推动的“唱垮了捷克政权”的乐队，有这样的评论：“他们(宇宙塑料人乐队)是这样相信的：‘对这个荒谬体制最好的反击，就是竭尽所能地忽视它。’他们用不和谐的高分贝噪音、粗鄙的打油诗、油腻的长发、惊世骇俗的打扮和浪荡的生活方式，直接把官方标举的那套‘好公民的价值’扔进了茅坑。他们不跟当政者对话，只跟自己人对话；他们没有变成异议分子，反而创造出一种可以暂时满足自己的另类文化；他们没有要求当权者赏给自己更多的自由，相反地，他们的行径就好像自己已经拥有了自由一样。”[6]58卡尔维诺在《树上的男爵》中对疏离状态的描写，也是这样一种创造、一种满足自己的另类文化的方式，作者只是竭尽所能地将自己的艺术才能倾注在作品里，而内中的反叛精神自然地就出现在了那里。当然，卡尔维诺采取的方式远为温柔与梦幻，这也使他在当时普遍颓废、碎裂、以艺术的虚无反对现实意义虚无的浪潮下如此不同，他的作品呈现出的童话色彩，让人们在比照中认清现实，却又不至过于惨淡。

二、 象征中呈现的疏离

在《树上的男爵》中，树上的世界作为一个与地面的世界始终保持着几米距离的平行世界，自有其象征意味。作者通过将主人公置身于一个不可能在现实中出现的树上的世界，表达了自己的思想与情感。这一设定本身作为一种象征，就包含着同我们的日常世界割裂开来的意味，亦即本身就是疏离状态的一种表达方式。树上的世界贯穿故事的始终，作者让主人公在这样一个呈现出疏离状态的象征中扮演了一个生活在疏离状态中的角色。主人公的疏离状态同“树”的象征的设定是不可分割的。在树上，是一个具有浪漫色彩、幻想色彩的象征，象征着从纷乱世俗中的逃离。主人公对树上世界的一系列建造，既是他在故事中疏离状态的演进，也是作者在叙述中对树上世界象征色彩的不断强调，树上世界就是一个处在同现实社会相疏离状态下的世界、一个幻想中的自由空间。文本通过对主人公在具有疏离意味象征树上世界生活状态进行描述，呈现其疏离。在这样的叙述下，作为主人公生活背景的树上世界呈现出的疏离意味与主人公在故事中的疏离状态并行不悖，主人公一系列生活与行为构建其疏离状态的同时，树上世界作为故事中贯穿始终的象征，也默默无语地表达着对现实世界的远离，清醒地提醒着读者，这样的故事如同童话一般，只能出现在书本里。

在作者的笔下，树上世界仿佛无边无沿，各种树木都在主人公柯西莫脚力所及的范围内，如圣栎树、橄榄树、花椒树等等，柯西莫可以根据自己的喜好与想法任意选择不同材质的树木进行加工使用。树上的世界可以满足柯西莫的一切需求。在这样一种充满童话色彩与象征意味的描述下，在作者对主人公疏离状态切实书写之前，我们已经可以感受到树上的世界作为象征与现实世界割裂开来的疏离状态了，而主人公在其中的生活不过是对此种疏离状态的强调。

WANG Xiang-yun, CHEN Qian, SUN Ya-hong, BAI Chong, SHANG Yan

树上世界对主人公疏离状态进行呈现，其意义在于为读者构建了一个可供栖息的童话世界。生活在树上作为一个具有象征意味的意象，有着幻想的成分。柯西莫离家出走，同这个世界疏远，但并没有因此而孤独、颓丧、沉沦，尽管他的心中也一直存留着“对于远方的思念，空虚感，期待”[4]180，尽管也有为父母送葬时只能远远地在树杈上观望一眼这样的酸涩存在，但更多时候，柯西莫在这疏离状态下是自我完全得到解放、个性充分高扬的自由愉悦的状态。在树上的生活有些类似于《桃花源记》中身处桃花源的人们无忧无虑的状态。不同的是，柯西莫并未选择与世隔绝，而是始终同外界保持着接触，但当外界的打扰过多时，他又将自己迅速地隐藏起来。这样一种生活状态，是一种令人向往的、难以在现实中存在的充满童话色彩的疏离状态。作者在后记中说：“为了与他人在一起，唯一的出路是与他人相疏离，他在生命的每时每刻都顽固地为自己和他人坚持那种不方便的特立独行和离群索居，这就是他作为诗人、探险者、革命者的志趣。”[4]273这是理想主义的一种体现。

作者对柯西莫在疏离状态下生活的描述也富有童话色彩。柯西莫在树上的生活与在地上几乎完全没有差别，他在树上与薇莪拉陷入疯狂的爱情，亲吻，做爱。他在树上狩猎，修建水利设施，读书，与伟人通信。柯西莫的疏离状态不但不是消极的、令人厌恶的，反而因其对完全的个人空间的童话世界的营造，很轻易地便可以引起为数众多在现实世界压抑下无所遁形的人们共鸣。在日常生活的种种规则制度的天罗地网下，人们又何尝不想拥有一个避难所和隐居处。就像卡夫卡想要拥有一个把自己隐藏起来的地窖一样，柯西莫与世界相疏离的树上世界也作为一个隐居处为人们所羡慕，它为现实生活中无处藏身的人们提供了一个栖息之地。当我们在现实生活中遍体鳞伤时，还可以躲进书里，求得些许慰藉。

选用“树上的世界”作为承载主人公一生行藏的空间象征，也许同作者的现实遭际有关。卡尔维诺的故乡，利古里亚的森林已经灭绝，但他通过在书中描绘遮天蔽日的树上世界使得他对家乡树林的怀念得以复生。柯西莫躲避着世人，树上的世界呈现在书里表征着过去，实际上也是对肮脏喧嚣现实的疏离。

三、 内视角中呈现的疏离

内视角，又称内在式视角，即观察者处于故事之内。人物的内在视角必然地带有视野的局限性，看起来与传统认为的知晓一切的全知视角是矛盾的。但实际上，随着小说艺术的发展，传统的以说书人的视角进行知晓一切的叙述已经显得刻板而难以令人信服。通过故事人物之口进行叙述，则能在尽可能多地透露故事信息的同时容易使读者接受与同情。《树上的男爵》即是以主人公弟弟的第一人称内视角进行叙述，但与通常人物视野受到局限不同，在故事中弟弟实际扮演了类似说书人的全知叙述者，因此作品实际选用的是“选择性的全知视角”或称“有限的全知视角”。申丹认为“选择性全知”视角应归于外视角范畴，但她所说的外视角是指观察者处于故事之外，而此处分析的主人公弟弟则处于故事之内并参与故事发展。主人公弟弟以第一人称展开叙述，因此应称之为“第一人称内视角”叙述，并明确作品是以第一人称内视角进行全知叙述。

内视角的运用贯穿整个故事，叙述者站在配角的位置对主人公在树上的整个人生进行了讲述。从柯西莫第一次爬上树，到最后乘热气球飞走，在内视角的运用下完整地呈现了主人公柯西莫所生存的与外界相疏离的世界。

在叙述者内聚焦的全知视角下，读者可以近似窥视一般看到主人公柯西莫在树上的生活，甚至叙述者连柯西莫内心活动都可以清晰捕捉。

《树上的男爵》采用内视角进行叙述，同样达到了这样的叙述效果，使读者同文本进行直接交流。文本不是平摊在桌上仅供读者阅读的。在读者借助叙述者的内视角对主人公进行观察时，读者仿佛对叙述者产生了代入感，在这一刻读者就是叙述者——柯西莫的弟弟。柯西莫不仅仅同父母，同王爵们，同仆人、律师、农民等疏远，他也同读者相疏远。如果作者采用柯西莫的第一人称视角进行叙述，读者也许在阅读过程中会与柯西莫始终站在同一位置而意识不到自己旁观者的身份，对柯西莫疏离状态的感知也仅仅局限于对故事的感受上。

叙述者的选择体现了作者的匠心。为什么偏偏是主人公的弟弟，而不是随便一个人、一个说书者的角色？主人公的弟弟是故事的参与者，他经历了柯西莫由反抗父亲到最终上树的全部过程。柯西莫最初上树时需要的生活必需品也是通过他送达。他对柯西莫生活情报的获取相较于旁人更为便利。由他来叙述柯西莫的故事是令人信服的。相较于说书者过于客观的立场。柯西莫的弟弟对故事进行叙述时多少带有自己的情感色彩，如在弟弟的叙述中，我们看到柯西莫的父母对柯西莫的出走呈现出截然不同的态度，父亲的焦急忧虑在弟弟看来更多是为了父亲自己的脸面、家族的名声，对此弟弟在叙述过程中毫不避讳地发表了自己的议论，对父亲的行为作出了谐谑的讽刺。而母亲对待柯西莫上树事件的态度被弟弟形容为“大将军”，言语中充分流露出对母亲的赞许。叙述者这样的倾向性虽然使叙述在一定程度上不再可靠，却更容易引起读者共鸣。

叙述者的感情色彩十分复杂，既有对哥哥的想念，也有对他离经叛道行为的骄傲，同时还带有一种无可奈何与冷漠。这种冷漠使叙述者得以对故事客观地说明，仿佛说的不是自己的哥哥而是随便一个什么人。这样一位叙述者的安插，完全代替了作者，读者在故事中很难感受到作者的影响，这也符合自福楼拜、亨利·詹姆斯以来作者隐去的趋势。通过这样的内视角观看，读者同主人公之间也就自然而然地建构起一种若即若离的关系，上一个场景里读者还能通过弟弟的视角探听主人公柯西莫内心的声音，下一个场景弟弟又推翻如前所述，声称一切关于他哥哥上树之后的经历都是他从资料记载、旁人诉说中得来的，这样狡猾的反复使得主人公柯西莫疏离状态的呈现不只存活在文本里，也存活在弟弟的叙述之中，同样也存活在读者同文本的交流过程之中。

综上所述，卡尔维诺在《树上的男爵》中以多种方式呈现出主人公的疏离状态，其中蕴含着他个人的经历与情感，以及他对社会现实的认识与态度。他不是简单地书写了一个童话故事，在表面温和奇丽的画面下，蕴含的是作者对社会人生的深深忧虑。主人公同树下世界看似分离又丝缕相连的描画，一定程度上也是作者自己对现实世界的态度。在卡尔维诺所处的20世纪，适逢科学技术飞速发展，欧洲资本主义的弊端逐渐显现，人与人之间的关系日趋恶劣，对金钱的无限崇拜使得人逐步为物所奴役，工业文明肆意侵吞着自然景象。而第二次世界大战的爆发所带来的绝望、惊恐情绪更是在全世界范围内蔓延发酵。在这种背景下，欧洲非理性的、对人类命运怀疑绝望的观念始终不绝。20世纪文学理论的一个重大转向——“非理性转向”便是在此基础上对西方传统的理性至上传统的彻底否定，理性与科学创造的技术世界对自然世界的侵袭引发了众多文人学者的忧思。卡尔维诺虽然未在作品中过分表露悲观，但这不代表他不曾在现实中感到痛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