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农转非”这个昔日的热词，如今已成为历史，渐渐地淡出了人们的视线。笔者曾经有过长达7年之久的“半家户”户龄，那一段经历，让我刻骨铭心，难以忘怀。

20世纪80年代前后，我所在的江苏地区，居住在城市里的“半家户”真不少。绝大多数是回城知青，他们在农村结婚生子，另一半是农村人；还有就是像我丈夫那样，出生于农村而工作分配在城市的大学毕业生，家庭其他成员在农村。

在那个城市户口特别吃香的年代，“半家户”们的日子有点尴尬。“文革”刚刚结束不久，物质比较匮乏，生活必需品凭票供应几成常态；单位福利分房轮不到，只能蜗居陋室甚至集体宿舍。为了解决夫妻分居两地、子女教育等问题，许多“半家户”的另一半不得不来到城市生活，仅靠一个人的配给票证度日，粮油、煤炭买“议价”，日子过得紧巴巴。户口制度的城乡二元化，使得那些蜗居城市的“半家户”们享受不到与城里人同等的国民待遇。

安居才能乐业。“半家户”们的安居之路并不平坦。其三部曲为：申请由集体户口变成“半家户”，家庭其他成员户口“农转非”，福利分房。

首先，要成为“半家户”并不容易。申请者必须拥有独立住房（无论大小）并有配套的厨房，经所在单位签署意见加盖公章后，送交派出所审批。1982年我家提出“半家户”申请后，户籍警旋即前来实地考察，发现我丈夫和他父亲两人6平方米的居所里，只有煤油炉而没有厨房。出于对知识分子的同情，这个与我丈夫萍水相逢的户籍警，还是（越位）向我丈夫所在单位提出了改善住房的建议。此后不久，我们家拥有了12平方米的住房附带一个小厨房。户籍警第二次实地考察后，我们的“半家户”申请才获得通过。

成为“半家户”还只是这一类特殊家庭成员户口“农转非”的第一步。当时的户口政策规定，夫妻双方有一个农村户口的，患有严重疾病者凭医院证明可以办理“农转非”，子女（户口当时随母亲）户口问题也就迎刃而解。由于一大批插队知青返城，每年“农转非”的指标卡得很紧，一家有两个以上农村户口的，要实现全家人“农转非”，就得排队等上好几年。

没有城市户口的农村人，没有各种计划票证还可以将就着过，最令人头疼的是小孩上学。什么小升初，中考高考，没有城市户口，勉强在城里读了中学，还得回原籍参加考试。对于他们来说，教育公平，无从谈起。

1985年开始，我不得不加入了南通市城区（今崇川区）“半家户”们向“农转非”进军的行列。

去医院开具病情证明颇费周折。我患有心脏病，经常发作，心动过速，每分钟高达150多次，面色苍白呼吸困难，挺吓人的。急匆匆赶到医院，说不定又突然恢复了正常，心电图检查结果，只是窦性心律不齐心动过速而已，这个结论并不符合“农转非”条件。

世上还是好人多。我们遇到了同情弱者的好医生，经过几次折腾，终于有了符合“农转非”要求的病历证明。

1987年，我家3个人的户口“农转非”问题分两批解决。高兴之余，我把俗话所说的人生“三大喜”增加了一条：洞房花烛夜，金榜题名时，他乡遇故知，户口“农转非”。

甩掉了“半家户”帽子后，好事连连。1988年，两个小孩顺利地在市区读上了重点小学、初中。此后他们兄弟俩一路欢声笑语，先后成了高校教师。

1989年秋，我们家又赶上了单位福利分房的末班车。根据家庭人口数、职称职务打分，我家可以分到校内新建的一个大套，层次也不错。考虑再三，比我们困难的人很多，我爱人只要了一个面积小得多的中套“二手房”。知足者常乐。要不是甩掉了“半家户”帽子，我们说不定还会继续蜗居在那个低矮潮湿的棚户区。搬迁时，竟有一大群亲戚前来祝贺，盛况不亚于搬进了装修豪华的单体别墅。

改革开放40年来，中国经济社会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户籍制度住房制度改革也与时俱进。当年“半家户”们的安居三部曲正渐行渐远。君不见，往日竞相“农转非”，而今新潮“非转农”。作为这一段历史的见证者，回顾它，是为了更好地奋力前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