唐德刚

“同盟会”是怎么回事呢？它的名字本身就说明得很清楚。它是许多小革命团体（加上许多革命单干户）所联合组织的一个革命大同盟或革命大拼盘。

“同盟会”最早的团体盟员计有“兴中会”“华兴会”“光复会”“军国民教育会”“科学补习所”等等。按道理，这些小团体一经入盟，小团体本身就不应该继续存在了。但咱中国知识分子是欢喜搞小圈圈的，所谓“党外有党，党内有派”也。 “国共合作”期间，有所谓“跨党分子”；“民主同盟”初期老盟员也大多有双重党籍的——例如某人是“民主同盟”盟员，他同时也是“青年党”或“民社党”党员。这样一来许多盟员就要发生“双重忠诚”的问题。一旦这双重忠诚发生抵触，盟内党内就要闹分裂了。

事实上，同盟会成立之初，就发生了这样的問题。

当时当选“总理”（也就是党魁）的孙中山先生本人就是个“跨会分子”。孙中山先生原是“兴中会”的党魁。但此时兴中会已不复存在。原兴中会会员加入“同盟会”者，也只有中山本人及梁慕光、冯自由三人而已，而中山却念念不忘他的兴中会。所以等到“同盟会”需要有个“会旗”时，中山就坚持非用原兴中会的“青天白日”会旗不可。党魁示人不广，这一下就和他的副党魁黄兴几乎闹翻了。

华兴会当时是“同盟会”团体盟员中最具实力的一个。华兴会会员在第一次入盟时即有九人之多，再加上个《二十世纪之支那》这个杂志和社址。这刊物旋即易名为《民报》，作为同盟会的机关报。黄兴既坐了同盟会的第二把交椅，他倒能舍弃“第二种忠诚”而和中山合作无间，但是华兴会在精神上却并未消失。那些后来不愿或无意与“同盟会”发生直接关系的小团体，像共进会、日知会和文学社等等，实际上都与华兴会有最密切的关系。

至于光复会，它在一开头便是“同盟会”下大的盟员。会员中最初加盟的，也只有一个人。同盟会早期的重要位置，他们也未分到一席。一直到章太炎因“苏报案”在上海坐牢期满，于一九零六年夏季，东渡日本，接编《民报》之后，光复会的会员在同盟会内才稍形活跃。《民报》也以太炎接编而声价十倍，畅销一时。

之后，同盟会因故分裂，光复会也恢复了它自由的组织，和同盟会分头革命了。

同盟会虽然分裂，但是并没有把这一大拼盘闹垮。第一是因为这时革命的浪潮已如日中天，而且是全国性的。在千万革命志士、无数革命集团各自为战、群龙无首的状态之下，“同盟会”和“孙逸仙”却正好具备这个“首”的资格。

第二是，同盟会的团体盟员此时已不能起决定性作用，因为绝大多数（数以千计）的新盟员，原都是一些革命的单干户。他们在入盟之前并没有个小组织。因此也没有“第二种忠诚”——他们就一心一意，生死以之，为同盟会的理想奋斗到底。这种单干户最标准的代表，便是汪精卫和胡汉民了。

汪、胡二人都是清末第一流的才士。他二人入盟之后，立刻就变成《民报》的台柱。再与章太炎等相配合，真是云从龙、风从虎，几管毛笔，横扫天下。所以同盟会自然也就成为中国革命独一无二的发言人了。

但是汪、胡在加盟之前都没有参加过小组织。因为广东佬那时，不论是革命或保皇，都站在最前排。搞革命要做“会党”，汪、胡不为也；搞保皇要抬举“载湉小丑”（章太炎办《苏报》所用的詈辞，章也为此坐牢），汪、胡亦不为也。所以他二人就变成排满革命的单干户。一旦入盟，也就只有第一种忠诚。追随中山，作其肱股，而终生不渝了。

但是那时保持同盟会不致分裂的最大功臣，应该还是黄兴。黄兴是“同盟会”中的实力派。黄兴这个人虽也是一个跨会分子，却有点儒家气质——也可说是“固有文化”的涵养吧——他识大体、有气度；他拒绝了赵匡胤的那件黄袍，并且苦口婆心、任劳任怨地维持了“同盟会”的团结，这才有后来的民国。

（摘自《从晚清到民国》中国文史出版社 图/傅树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