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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什么说“养儿防老”不道德

2018-08-14陈志武

特别文摘 2018年5期
关键词:养儿防老儒家文化儿女

陈志武

在任何社会里,家庭有两个主要功能,一个是经济互助,一个是社会功能即精神互助。其经济功能包括两方面,第一,在家庭内部存在各种隐性金融契约关系,父母在后代身上有投资,所以后代有隐性“回报”责任;兄弟姐妹之间则你欠我的、我欠他的等等;这个家欠同族上另一家的,等等,相互间存在许多说不清、也说不完的隐性债务、保险责任。第二,因血缘关系,“家”能大大减少各成员间利益交换的执行风险,减少交易成本。

儒家文化的道德标准

为了支持“家”的经济互助和精神互助功能,社会就必须有相配的家庭、家族文化,帮助实现这些错综复杂的隐性金融契约。这就是儒家以及其他源自农业社会的传统文化所要达到的目的,也是2500年前儒家文化产生的背景。

也就是说,在没有市场提供的各类保险、借贷、股票、投资基金、养老基金等金融品种的前提下,成家生儿育女,而且最好是生儿子,就成了规避未来物质风险和精神风险的具体手段,即所谓“养子防老”。

生儿育女既是父母对未来的投资,又是为未来买的保险,儿女是人格化了的金融品种。父母也许爱子女,也许不爱,这不是最重要的,关键是儿女长大后要“孝”,这是保证父母投资有所回报的关键。“养子防老”是保险和投资的概念,而“孝”则是儿女履行隐形“契约”的概念。以“孝”和“义务”为核心的儒家文化是孔孟为了降低这些隐形利益交易的不确定性、增加交易安全而设计的。

于是,由“三纲”、“五伦”建立并延伸出来的家秩序、社会秩序就很关键了,臣必须服从于君,子必须服从于父,妇必须服从于夫,弟必须服从于兄。这些服从关系是无条件的,也不管有理还是无理。

从儿女出生开始,通过《三字经》等经典将他们扣上“三纲”包袱,让他们任何时候都会因不服长者的意愿而内疚得无地自容。

中国人追求的精神生活或许不是宗教性的,而是家庭温暖和亲情。但是,人与人之间的友情是一件非常个人化的事情,每个人有不同偏好、不同性格,即使是同父母的兄弟姐妹,性格与喜好也难以相同,他们除了知道彼此是兄弟姐妹而“应该”有亲人关系外,不一定有心灵深处的相通,不一定有出于“自愿”的友情。家庭成员间只会因为名分以及相应责任而彼此相依赖、相交往,可是这不等于他们的关系能超出原始情感而达到更高的心灵沟通境界,就像包办婚姻中夫妻知道彼此有责任、是夫妻,但他们之间可能没有“爱”的体验。

所以儒家文化里“孝”、“顺从”、“听话”排在第一,这是可以理解的。

现代孝道的走向

通过对总样本的计量分析发现,收入越高同时又买了某种金融保险品种的城市人更容易说“生儿育女是出于感情”,而不是为防老等经济目的。

这说明像北京、上海这样的发达城市,有了满足生活需要的收入,同时又利用保险品种、投资基金等把夫妇未来的经济風险规避好之后,他们更多把“家”看成是感情交流、满足精神需要的社会单元,原来由“家”胜任的经济功能逐渐由金融市场承担,“孝道”责任逐渐由“爱”取代,经济与金融发展正在改变社会的这些文化。相比之下,在农村,家庭关系仍然以经济交易当先,“养子”继续是规避未来风险的主要手段。

隐性和显性的经济交易几乎完全从家庭关系、家族关系中退出之后,父母可以在退休后仍然保留住自己的独立人格,不需要受后代的支配。对于儿女来说,他们也不用感到“孝”的责任压力,但他们出于爱父母还是可能自愿选择去照顾父母。

一旦强制性的经济责任不再存在于父子、兄弟之间,父亲没必要再以一副威严不可亲近的面孔出现在儿女面前,用不着强制儿女无条件地听自己的话并要求在父母讲话时儿女不能还嘴。父母与儿女间、兄弟姐妹间因经济利益关系引发的张力也就消失了,他们之间可以更平等地注重感情交流和心灵沟通,让亲情、友情成为家庭关系的主旋律。

孝道文化的出路

以往,中国人之所以只认自己亲生的孩子,是因为当生孩子是出于经济目的时,亲生的孩子在儒家“三纲”之下更靠得住(交易更安全),而领养别人的孩子到时候难以靠得住,可能没有投资回报(交易不安全)。

西方家庭文化没有一套名分责任安排,因此不会强制人去无条件地“孝顺”、“听话”,他们强调的是自由选择,是自愿照顾老人、兄长。

换言之,儒家文化会不断提醒你欠这个多少、欠那个多少,逼着你在内疚得无地自容的情况下去给照顾过你的人以回报;在西方国家,后代和亲戚更多会因为爱你而自愿给你帮助,不会因为内疚去给你“孝顺”。中国以往的模式是后代供养长辈,而且往往引起后代之间互相推诿责任;在西方国家,是长辈总想给后代留下多少遗产,并且是自愿的。

从表面看,在金融市场把经济交易从西方国家的“家”中剥离出去后,没有了那些你来我往的经济交换,家庭关系好像很没有“人情味”,特别对于习惯于儒家文化的人可能更是如此。实际上,如果儒家的本意是要把家庭建成一个不“言利”、以纯感情维系的基本社会细胞,那么由市场取代家庭的经济功能才是最好的药方,这样,个人空间才能达到最大,他的精神世界才可以更自由地拓展,精神生活才可以丰富。

从中国大中城市的文化观念变化中,我们看到,随着经济和金融证券在中国的快速发展,大中城市的“家”已经发生了极大的变化,其经济功能也逐步由金融市场取代,看到儿女时父母首先想到的不再是自己的投资和养老保障,也不再把儿女当成自己的财产,“家”已主要是情感交流、心灵沟通的地方。家庭生活不再死气沉沉,而是越来越有个性,父母跟子女间的交往也日益平等,个人自由在中国终于有了更好的基础。

这是中国主流文化发展的大趋势。

(摘自《金融的逻辑》西北大学出版社 图/陈明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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