陈四益

中国人喜欢以官衔称人，觉得这是一种尊重，或曰一种讨好。

韦应物当过苏州刺史，便叫他“韦苏州”；同样道理，当过太子宾客的刘禹锡也就叫作“刘宾客”了。

虽然任职只在一时，但即便免职了或撤职了或退休了，这官衔也会跟你一辈子。那原因大概是因为几千年专制主义制度下，官僚始终是人上人。所以，称官便相沿成俗了。

没有当过官的怎么办？有辙。中国人最擅长的就是“泛化”。我不管这个词的原初意义如何，这里的“泛化”，大致就是普遍化的意思。比如，在唐代只有做官之人得称“官人”，到了宋代，下棋的、卖唱的、说书的、抓蛇的、开小铺的，都可称“官人”，甚至还要加上“大”，叫作“大官人”。“相公”在汉末还是拜相封公者的专称；“员外”之称起自初唐，本是编外官职——有如今天的“处级待遇”、“局级待遇”之类。到了后世也便到处是“相公”，遍地呼“员外”了。

这风气直到今天似乎并沒有多少改变。张局、李处、王书记、钱主任，随处听到，管他是实职还是待遇，也不管在职还是退休，甚至不管有无职衔，只要爱听，都有。

（摘自《读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