金一南

抗日战争期间，国民党副总裁汪精卫、中央宣传部部长周佛海以下20多位中央委员投敌，58位旅长、参谋长以上将官投敌，有的部队成建制哗变。整个抗战期间，协助日军作战的伪军高达210万人，超过侵华日军数量。

“二战”中，各国都有伪军。但是伪军数量超过侵略军数量的，中国是唯一一个。

汉奸与汉奸之间还斗得非常厉害。南京伪政府的汪精卫与华北伪政府的王克敏就斗得不可开交。汪精卫用来取代王克敏的王揖唐，此人到了一趟日本，见了裕仁天皇，回来写首七言诗：“八纮一宇浴仁风，旭日萦辉递藐躬；春殿从容温语慰，外臣感激此心同！”

多么丑陋和丢人的事！这样一批人，把中国政治演绎到如此龌龊和猥琐的地步，怎能不极大地助长侵略者灭亡中国的骄横和癫狂。这难道不是集团性的精神沉沦和人格沉沦？

为什么出现这样的局面，起码有以下几点理由。

一是弥漫于统治阶层的失败主义。国民党副总裁汪精卫就说：“战呢，是会打败仗的。和呢？是会吃亏的，就老实承认吃亏，并且求于吃亏之后，有所抵償。”他问冯玉祥：“大家都说抗战到底，‘底在何处？”冯玉祥回答：“日本投降。”汪精卫后来嘲弄说：“这简直是一个丘八的狂妄与无知。”当时像汪精卫这样无心抗日、谋求妥协的大有人在。

二是弥漫于社会中的妄自菲薄，精神上跪倒在别人面前。

国民党中央宣传部长周佛海就说过：中国人的要素、物的要素、组织的要素，没有一种能和日本比拟，战必败。看自己一切都不好，看别人一切都好的心态，当时十分普遍。“七·七事变”后胡适向蒋介石推荐高宗武“此人能负责任，并有见识”；这个后来出任汪伪政权“外交部长”的高宗武的所谓“见识”，就是毫不隐讳地认为：只要中日开战，打不了三个月中国就垮。胡适本人就深为此观点所动。

三是自由主义思想侵蚀，只知个人，不知民族。例如周作人，面对日本侵略，很多知识分子在《救国宣言》上签名，周作人不签。卢沟桥事变后，北京大学撤离北平，周作人不走。连劝诱周作人出任伪职的日本人都感到意外，原以为他不会放弃文人清高，出任伪职可能性只有1%，未料想他不但接过汪伪政权北大图书馆馆长聘书，后来竟出任伪华北政务委员会教育总署督办一职。周作人说过，“就是死了许多文天祥也何补于事呢，我不希望中国再出文天祥”，但不做文天祥就可以做侵略者的陪衬和帮凶吗？就可以不要民族气节吗？

四是长期受封建社会影响，只知小家，不知国家。清末京师大学堂译局总办严复说：“中国自秦以来，无所谓天下也，无所谓国也，皆家而已，一姓之兴则亿兆为之臣妾，其兴也，此一家之兴也，其亡也，此一家之亡也。天子之一身兼宪法、国家、王者三大物，其家亡则一切与之俱亡。顾其所利害者，亦利害于一家而已，未尝为天下计也。”这段话极其深刻。以血缘和姓氏为核心的封建王朝从来是“家天下”，统治者只对家族、姓氏负责，不对国家、民族负责，全社会没有“天下为公”的理念和实践，怎么可能要求民众与你“万众一心”。

（摘自《心胜2》长江文艺出版社 图/高加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