闫肖锋

从上世紀80年代计划生育被列为中国的基本国策，提倡“晚婚、晚育、少生、优生”。到今天各地纷纷出台鼓励生育的政策，应该说都是顺势而为，国情变了，政策当随之而变。

从2011年开放“双独二胎”到全面放开“二孩”，8年来在人口政策的激励下，新生人口缓慢增加，但并未出现预想中的“婴儿潮”。2017年全面二胎政策实施的第二年，新生人口数较2016年反而降低了63万，出现负增长。为促进生育，最近，许多省份出台鼓励政策，社会上要求全面放开生育的呼声也越来越高，但年轻人似乎并不买账，尤其是在大城市，生孩子的成本越来越高，导致许多人“惜生”。

近日，人民日报海外版提出：生孩子不只是家庭自己的事，也是国家大事。伴随中国的人口红利基本已经用完，老龄化加剧，用工成本上升，社会保障压力大……要解决这些问题，不能仅仅靠家庭自觉，还应该制定更为完整的体制机制。

为了让更多家庭“敢生”“愿生”，鼓励生育政策也应当措施精准。

一是增加产假。这是简单有效的一个好办法。比较典型的是德国，从1927年的6周延长到1992年的3年；俄罗斯的产假时间更是从初始的12周延长到4年半。另外，男性的陪产假和育儿假也是相当重要的一个方面，如瑞典就规定，在孩子满8岁前，父母有权享有共计480天的育儿假。

这当然要参照具体国情。关键是，让企业独自承担产假成本是不合理的，为此国家应针对有休产假男女职工的企业给予相应的优惠补贴，或税收返还。

二是税收优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