贾康

关于新技术与新商业革命，应在“科学技术是第一生产力”的这一视角上，使之与改革这个“最大红利”结合起来。

在新技术革命时代，我们需要继续深刻领会邓小平理论的一个重要的论断：科学技术是第一生产力。恩格斯写的一篇文章《在马克思墓前的演说》令人印象深刻。他提到，在马克思看来科学技术在人类历史上表现为一种革命性的力量。笔者认为这就是邓小平提到的科技是生产力思想的源头。科技对于传统生产力三要素——劳动力、劳动对象、劳动工具，不是做加法，而是做乘法。

放眼世界，美国之所以是世界头号强国，硅谷奇迹正是其引领世界发展潮流的关键所在。改革开放走到40年，深圳高新科技集群的崛起令人振奋。实践证明，科技的创新发展确实是“全要素生产率”里的关键要素，是走向新时代要追求的高质量升级发展的新动力最主要的组成部分。然而，虽然这几年中央如此强调创新发展，但在产学研的实际结合过程中却遇到了一些问题。

由于中国特定制度环境方面的创新跟不上，把官本位、行政化的这些规则套用到知识分子头上和科技创新领域，这极大地打击了科研人员的积极性，约束了我们科技创新潜力的发挥。如何使我国的科技焕发创新活力，如何使我国的科技创新人才脱颖而出，如何培养出高水平的领军人才，这是必须把科技第一生产力和改革这个最大红利结合起来才能解决好的问题。

同时，要把新技术革命和新商业革命结合起来。目前我们接触到一系列新技术的概念：大数据、云计算、移动互联、万物互联、人工智能、区块链等，从大的发展脉络上来看，这些概念带来了发展新机遇以及一系列挑战。

自工业革命落伍以后，中国一路积贫积弱，内忧外患。1949年新中国成立标志着我们“站起来”，改革开放使我们“富起来”，中华民族伟大复兴之路越走越宽。面对新技术革命的大潮，我们决不可与之擦肩而过。我们要先占领若干制高点，最后进入第一阵营成为先行者，这要经过几十年的奋斗。具体过程中，有以下关口：一是2020年全面小康；二是要解决跨越中等收入陷阱这个历史性考验；三是新的“两步走”战略目标——第一步是2035年基本建成社会主义现代化，第二步是2049年-2050年建成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

在此过程中，必须要把结合着新技术革命的新商业革命落到实际生活中，使之走向现代化的市场体系中，生产力获得进一步解放，形成可持续发展，最后达到现代化战略目标。

商业革命方面，中国需要继续打造包容性的环境，容许自下而上的试错空间。这些年改革开放带给我们空前的弹性空间，正是由于有了这样的空间，我們才可以看到像BAT、华为这样的民营企业走到世界前列。现在的BAT还有京东实际上已成为世界上最大型的百货供应商、云上平台，他们自己不生产百货，却在整个经济生活中产生巨大影响力，越来越多的社会成员感受到了这种商业革命带来的实实在在与美好生活相关联的正面效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