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元涛

90年前，1928年3月10日，《新月》杂志在上海创刊。

由诗人徐志摩牵头，胡适、梁实秋、闻一多、罗隆基等一干当红文化名人投资入股，他们多是北京“新月社”时期的老朋友。其时，张作霖沿当年八旗军路线入关颠覆北洋政府，蒋介石率国民军北伐兵锋直指北京，为避战祸，北方文化人纷纷南下，大多流落于上海。

旧同仁重聚，分外亲热，吃酒谈天之外，自然想结伙干点正事。当时，对他们来说，办报办刊，是最佳的创业风口。1926年至1932年间，仅在上海，就先后诞生过七百多家报刊。胡适、徐志摩等均为响当当的作家学者，号召力强，因此他们自信，登高一呼，应者云集，不会是太困难的事。

【有心无力】

创办杂志，徐志摩自有一番雄心，但很明显，他高估了自己处理生活与事业之间关系的能力，其中，尤其低估了陆小曼带来的负面影响。

徐、陆由北京移居上海，主要是为了远离舆论漩涡，求得一份清静。徐志摩从好友王赓手中抢夺陆小曼，这可是京城文人圈的第一“八卦”，对此，别人可以当热闹看，最着恼的却有两个人，一个是徐志摩的老师梁启超，另一个是徐志摩的父亲徐申如。徐父坚持不认陆小曼为儿媳，断然中止了给徐志摩的一切生活补贴。

徐父之见，也不是全無道理。陆小曼在上海，要住豪宅，要雇佣人，要吃美食，要办沙龙，而且她还有一项所费甚巨的开支，那就是吸鸦片。为此，徐志摩担任光华大学和东吴大学两份教职，每天忙得晕头转向，收入依然不敷家用。

此时，上海世家子弟翁瑞午出现在徐陆的生活中。房地产商人翁瑞午家财丰厚，藏字画，爱京戏，是极品票友，能与陆小曼搭台唱整本的《玉堂春》。更实用的是，他懂医道，善推拿，在沪上有“妙手回春”之誉。陆小曼平日容易像林黛玉一样，经常心口疼，又查不出病因，只能等翁瑞午使出推拿绝术，手到病除。

翁瑞午与陆小曼还结伴吸鸦片。徐志摩上课一天，拖着疲惫的身躯回到家，最经常见到的场景，是昏暗的客厅内一男一女正一榻横陈，隔灯并枕，吞云吐雾。对此徐志摩怎么看？他认为，男女对坐打麻将是最暧昧的，容易引发不伦之恋；而同榻抽大烟，则只能谈情，不能叙爱，最为清白。当然，他这么想的前提是——只要陆小曼好，他什么都肯牺牲的。

这种生活状态下的徐志摩，即使想把《新月》杂志视为创业的良机，恐怕也只能有心无力。

【涉险过关】

1928年6月，《新月》出刊三个月，正是需要检讨读者定位、全力布局市场的关键时刻，徐志摩突然要去欧洲旅行。问他需要多少时间，他也说不准，多则半年，少则数月。

对徐志摩与陆小曼生活内情略有所知的人分析称，徐志摩是实在对陆与翁的暧昧关系忍无可忍了，才想一走了之，就算没办法彻底逃避，也需要与陆小曼拉开一段距离，以方便自我疗伤。

在外人眼中阳光浪漫的徐志摩，当时写有这样的诗，被视为其心境的写真：“阴沉，黑暗，毒蛇似的蜿蜒/生活逼成了一条甬道/一旦陷入，你只可向前/手扪索着冷壁的粘潮/在妖魔的脏腑内挣扎/头顶不见一线的天光/这魂魄，在恐怖的压迫下/除了消灭更有什么愿望？”

但只有真正了解徐志摩、翁瑞午、陆小曼三人关系的人，比如徐的好友邵洵美，才知道徐志摩此行，负有一项秘密使命，就是给翁瑞午手中的一批古玩字画找买家，以筹措资金补贴陆小曼的生活所耗。有人或问，干嘛那么费事，在上海直接叫卖不就好了？但对翁瑞午而言，一是丢不起那人，二是指望欧洲阔佬能出个好价。

徐志摩这样一甩手，《新月》杂志就落归了罗隆基掌控。

罗隆基担当编辑，《新月》杂志登载的文艺内容大幅减少，政论内容开始成为主打，而且以抨击国民党为主调。相信《新月》的读者尤其是一些长期订户，会相当困惑，原本要看的是风花雪月，怎么突然变成了投枪与匕首？在此前的北洋时代，罗隆基式的批评，往往令当政者束手无策，尽管实在惹急了，他们可能动用肉体消灭的极端手段，就像暗杀邵飘萍和林白水一样，而到《新月》诞生时，蒋介石建政，情况就完全不同了。

蒋介石曾经找上海的记者训话，严厉指出：你们采访新闻，为什么以我的私事为专电资料呢？说什么蒋夫人来南京，说什么蒋介石去看病，这都是我的个人家事而已，有什么新闻价值呢？以后不要这么做了！”如此一来，《新月》与《晶报》《良友》等报刊一道，不得不收敛锋芒。

外部有危机，内部又现裂痕。原本，对于杂志起名“新月”，诗人闻一多就不大接受，因为在他看来，这种闲情的调调，与他本人的气质相去甚远，相当于把“老鹰”称为“夜莺”。现在，《新月》又办成了政论刊物，闻一多、饶孟侃等人干脆拒绝供稿。无奈之下，徐志摩与陈梦家等人，只好另起炉灶办了一份纯文艺的《诗刊》，从此对《新月》事务已不大过问。

扭转《新月》办刊方向的，除了罗隆基，还有胡适。胡适曾在1928年的日记中写道：上海的报纸都死了，只有几个小报小刊，偶尔还说说老实话。因此，《新月》于他，几乎是最后的阵地。

胡适曾在《新月》上发表《孙中山先生的“行易知难”说述评》等系列文章，直接拿国民党的祖宗开刀，蒋介石岂能容忍？杂志应声遭到查禁。是邵洵美专程赴南京，找好友张道藩说情，上下打点，才好不容易涉险过关。

【寿终正寝】

尽管徐志摩一直声称，《新月》杂志独立经营，与他们早一步创办的新月书店无关，但实际上这只是一个梦想，杂志的生死，到底还是与书店休戚相关。

到1931年，新月书店熬过四个年头，先后换了四任经理，一直未能改变亏本的局面。等到实在挺不下去时，经理张嘉铸去找邵洵美诉苦，说如果书店倒了，杂志也保不住。邵洵美当时就火了：这么困难了，徐志摩居然不肯直接讲，还派中间人来试探我，于是马上打电话质问，徐志摩一脸迷糊地解释说，因为书店有专职经理，所以他平时是不太管的，知道一直不景气，但没想到会垮得这么快。

没办法，古道热肠的邵洵美只得从家里拿出一笔钱入股，以解书店及杂志的燃眉之急，随后又提供担保，从中国银行透支一万元，相当于把书店整体买了下来。这样，顺理成章，经理一职，也就担到了他的肩上。

在邵洵美的全力经营下，新月书店营业略有起色，《新月》杂志得以继续存活。但不幸的是，1931年11月，徐志摩因飞机失事不幸殒命，新月群体顿时失去灵魂。作为老朋友，邵洵美基于情怀，又勉力支撑了一年多，仁至义尽，终于放手。1933年3月，由股东代表胡适出面签字，将新月书店让给了商务印书馆，《新月》杂志随之寿终正寝。

值得一提的是，令闻一多不爽的“新月”之名，来自印度诗人泰戈尔的《新月集》，这是确定无疑的。凭徐志摩与泰戈尔的亲密关系，一般人会以为这是徐志摩的手笔。事实上，还真不是。当初徐志摩与胡适、梁实秋等在北京筹组文学社，苦于没有好名字，是南开大学教授张彭春给出了“新月”二字，获得全体同仁一致赞同。

张彭春作为南开大学创办人张伯苓的弟弟，是中国首批戏剧活动家之一，也是最早引介泰戈尔的人之一，“新月”是他给二女儿起的名字。多年后，张新月还在美国发表过一份声明，说是先有她的名字，之后才有的新月社、新月派与《新月》杂志。

（作者系文史学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