郭晔旻

“及清季商港开放，商务益繁，其人逐商贾之利，散而之四方，凡地球上立国之地，粤人至焉。故上海一隅，粤人之聚族而居者，至二十万……”

——《1906年伯氏在岭南学堂演说词》

“花糖洋货商”

近代上海是个五方杂处的移民城市。在大众印象里，这里“街头巷尾皆吴语，数祖列宗半外乡”，主要居民来自临近的苏南（苏州、无锡）、浙江（宁波、绍兴）吴方言地区。但在起初，情况并非如此。

比较鲜为人知的是，早在《南京条约》规定的“五口通商”之前，上海已然成为“江海通津，东南都会”，并以其优越的地理位置吸引着各地客商的到来，其中以闽、粤、浙、鲁等地为主，“每日满载东北、闽粤各地土货而来，易取上海所有百货而去”。“商贾造舟置货，由福建厦门开船，顺风十余日，即至天津，上而关东，下而胶州、上海、乍浦、宁波，皆闽粤商船贸易之地，来往岁以为常。”许多粤商在上海从事埠际贩运，每年载大宗糖霜、海味、洋货来沪，再将棉花、杂粮运往华南沿海各地。上海人当时称之为“花糖洋货商”。

随着贸易量的增大和在上海居住时间的增加，外地客商开始在上海购地建屋。乾隆年间，广东潮州人于上海县城内外大量购置房地，并建立会馆，大量广东、福建客商开始定居上海。县城东门外一带乃闽粤客商集聚之所。乾隆时《上洋竹枝词》曾提到：“东门一带烟波阔，无数樯桅闽粤船”，“近日上洋风俗改，市人尽效嚼槟榔”，足见岭南热带地区特有的食槟榔习俗，当时就已传到了上海。

据推算，上海县在雍正年间约有人口40余万，在析出南汇县与川沙厅的情况下，嘉庆十五年（1810年）全縣人口反升至52万余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