邵帅

摘要：从幕府时到“甲午战争”爆发之前，日本长达数十年的对华间谍活动覆盖了几乎所有当时清政府所管辖地域的政治，经济，文化，交通，军事部署，风俗习惯，民族分布等情况。日本通过各种形式间谍行为意在增强在华日本商人对中国以及对亚洲市场的控制能力。当时负责对华业务的广业商会，间谍机构乐善堂，以及很多打着民间人士旗号的日方军政人员，驻华各地领事馆等参与构成其完善缜密的情报网络。这些间谍组织和人员对中国展开长达数十年的调查活动为以后发动中日甲午战争做了铺垫。

关键词：中日；通商；参与主体；经济调查

德川幕府末期，日本当局欲与当时的邻国清国通商，官方派遣幕府人员乘坐“千岁丸”，“健顺丸”来到当时的上海，并向当时任职上海道台的清政府官员吴熙递交了长崎奉行的关于希望通商的书信。由于清政府在鸦片战争失败后，于1842年缔结了《南京条约》，开放了上海港口。当时位于上海的国家被归类为“有条约通商国”，“无条约通商国”，“无条约无通商国”。其中“有条约通商国”仅有英国，美国，法国，俄国，葡萄牙，普鲁士，比利时，“无条约通商国”有丹麦，荷兰，意大利，西班牙等9个国家。日本当时属于“无条约无通商国”之列。

一、幕府末期的通商交涉

（一）“千岁丸”来航。

1862年6月3日“千岁丸”受长崎奉行的命令载着一行67人（日本51人，英国15人荷兰1人）来到当时的上海，由于当时的清政府正忙于镇压太平天国运动，由当时的上海道台吴熙接待了日本访船，并随时将交涉情况上报给上司。

5日，当时的荷兰驻上海领事带领日本通商访问团团长一行8人来到上海道台的官邸。据上海道台后来的记录，日本通商访团此行带来海参，鱼翅，海带，鲍鱼等货物。因当时的清政府并未与日本建立正式通商关系，故将此次的货物当做是荷兰在上海进行试售的货物对待。吴熙当时认为此前并无日本商人来清请求通商的先例，但是其一行人远道而来直接拒绝未免过于失礼。且日本通商访团非常恭敬的外交礼仪也给其留下来很深的印象。秉承着当时清政府奉行的“天朝怀柔远人”的思想暂且以荷兰的名义接受了日本的试售请求。

期间吴熙本人亲自到过日本通商访团宿地。日本访团当时表示“在上海外国人太多，货物试售情况不是很理想”而且由于气候，水土不服，3名访团成员相继病逝，从并不是很顺利的试售情况来看，日后很可能会被阻止来清国贸易的可能性很大。其将与日本通商访团交涉的情况报告给了当时的五口通商大臣，由担当大臣在7月30日向总理衙门提交了公文书信。并基于当时清政府的通商大局陈述了自己的意见。“日本非通商国，荷兰也非条约通商国，竟然以通商为由带日本过来，如若此次同意通商，往后各国竞相模仿要求通商，事态将会发展到不可控制的局面”（此端一开，恐启包揽之弊，将来各国纷纷效尤。何所底止）。

当时滞留在上海的日本通商访团因试售不佳，再次拜访了吴熙。其一行已在上海滞留两月有余，货物销售还不到一半，已决心归日。顺便也问询了日本是否可以和其他“无条约通商国”一样，在上海设置自己的领事馆的相关事宜。吴熙告诉其并非通商国，婉拒了日本设立领事馆的请求。值得关注的是，事实上吴熙在自己给总理大臣的书信中陈述了与日本通商的积极想法。虽在当面拒绝了日本人的要求但是在事后给通商大臣的书信中可以看到他对日清贸易的积极意见和建言。

（二）“健顺丸”来航。

1864年3月16日当时日本大约50人左右一行乘坐“健顺丸”来到了上海。由英国翻译带着面见了上海道台。当时清政府的接待大臣同意通商示明并非有任何照顾偏袒之心，而是为了展示天朝的怀柔之心与深情大意。指出中日通商有史可寻，要比与西洋通商历史更加悠久，可考虑给予登录和许可的便利。

1868年3月26日上海通商大臣在收到由长崎奉行来的书信并参考了众多意见后，提议总理衙门“许可其通商请求”，“不阻止其往来船只入港”。随后，总理衙门指示上海通商大臣通过中国商人解到日本的相关贸易章程并著手准备通商事宜。至此清政府正式开始积极处理与日本通商的相关事宜。

二、“政商难分”的日本在华商团组织

19世纪中叶，在中日缔结条约以前，欧美列强相继强行开港贸易。自1871年缔结《日清修好条约》以来，日中两国间的国交与贸易才进入正轨。根据条约规定日本商人得以自由出入上海，镇江，九江，汉口，宁波，天津，牛庄，芝罘，福州，厦门等共15个通商口岸。但截止到1892年，日本在清商业活动进展不顺，进行贸易的港口仅集中在上海，芝罘（烟台），天津，汉口，福州等。驻清日本领事馆在发往日本外交机构的日本外交文书第22卷对其原因做了以下解释。

“实际上仅海带寒天二品，输出额超过壹佰万元但到我商人手里的仅两三千余元无法与清商所得相比，清商势如破竹毫无顾虑擅自左右市价，壟断商利肆意闯入我市场横行暴为使我商所售诸货原价日渐低落造成生产者收支不均经营惨淡者比比皆是”。

也就是说，即使日本商人出口额达到百万元程度，由于缺乏商贸经验，不能很好地把握市场走向，大多商人，商店结果只能任由清商左右市场而自己束手无策导致经营陷入困难。但以明治维新为契机，日本走上了“殖产兴业，富国强兵”的道路。仅仅数十年间日本就脱离了沦为西洋殖民地的危机，加入了与欧美列强争夺中国市场之战中。

（一）驻清领事馆。

在中日外交缔结关系初期，为保护在上海的日本人，处理日中交流事业，时任日本外物大臣的柳原前光得到上海道台的许可，于1870年10月设立了日本第一所临时领事馆。1871年9月，正式缔结《日中通商章程》。次年1月29日在中国设立了第一所日本领事馆——上海领事馆。9月设立福州领事馆，10月设立香港领事馆。厦门，天津，新庄，芝罘（烟台），汉口，广东等港口也开设了日本领事馆。此时的日本领事馆基本集中在中国沿海岸地区。

开港后日本的主要出口商品为生丝，红茶，海产品，杂货等。其中，生丝和红茶在美国市场与中国商品竞争，鱼贝类和杂货主要输往中国。所以了解中国市场，打破中国产品壟断提高竞争力成了明治政府时代日本的“直接投资政策”的成败关键。负责海外出口的驻外领事和商人们担当了海外情报收集的重要角色。

领事馆的经济调查给日本经济的发展带来的影响是巨大的，直接促进了日本对外贸易的发展。也就是说当时日本的经济成长与海外的信息战略有密切的关系。明治政府模仿欧美的领事制度，以中国的领事馆为桥头堡慢慢的构筑起了“政民统一”的经济信息收集网。在中国全境内大约40处的日本领事馆在70年间对包括现代中国在内的社会经济情况进行了有组织，有计划的调查。将中国的关税情况，风俗习惯，市场走向，政策的变化，迅速的调查把握并汇报给日本本土。对于日本国内生产的改善，出口战略的调整，对清经济政策的制定都有很重要的参考作用。

（二）荒尾精与汉口“乐善堂”。

明治维新以后，日本受欧美列强的世界观所影响，学习了欧美的技术和制度。在以欧美为中心的世界体制中，在日本国内有不少建议推进欧美化从而达到支配和侵略中国的极端政见人士存在。荒尾精便是其中一位。起先其作为军人在中国进行活动，最后又转向贸易调查方向。主要原因是其本人受日本国内盛行的“兴亚主义”所影响。

乐善堂

当时的日本实业家岸田吟香虽然在明治13年时关闭了上海的乐善堂，但是其所经营的药铺并不只是为了追求商业利益而是日中经济协作与中国市场开发。岸田的计划是，首先针对日本国内缺乏对中国全面认识的资料等情况，将中国的相关信息广泛全面的介绍给日本国内，意在加深当时日本朝野对中国的认识和理解。为此自身必须参与到实际调查和广泛的信息，情报收集。汉口乐善堂就是明治时期荒尾精在岸田吟香的资助下运营的分店。乐善堂主要是从上海订购精铸水（眼药水）等药材，书籍以及其他杂货进行贩卖。表面上经营书籍和药材生意，实际上私下里对中国的地理，社会，经济，政治，军队，交通，商业等进行全方位的调查。作为原本调查中国实际情况任务用的资金也被巧妙的用到了谍报任务中，并且通过乐善堂的形式很好的隐藏了其间谍行径有效的躲避了中国官方的猜疑。荒尾精的目标是了解清政府所辖全境的所有情况。与列强支配的上海不同的是，汉口位于中国的地理中心部位，上交汉江下连长江，是交通中枢也是深入了解清国国情的绝佳之地。

（三）日清贸易研究所。

日清贸易研究所是由荒尾精在1890年设立的教育，研究机关。它的设立也被称为日本开启“有组织的研究中国问题的第一步”。该研究所的成果是《清国通商综览》（1892），是基于在中国各地的实地调查结果所编辑的3卷大著作。由此也可明显看出此研究所“间谍学校”以及“谋略机关”的倾向。

以改造中国为目标的荒尾精，为将日本或中国变为强国，企图建立中日之间较强的贸易协作。充分研究中日情况之后，根据在中国进行贸易给日本增加新的力量从而来引导和改造中国是荒尾精本身的想法。因而，日清贸易研究所的目的是利用汉口乐善堂通过贸易等得到的情报和经验，提高日本人在中国的营商能力促进中日贸易协作。1890年9月9日得到支援的荒尾精在上海设立了日清贸易研究所，在20日进行开设仪式时发表了演讲提到：

“将商权尽收我掌而凌驾于东洋，睥睨欧美，构筑横贯东西洋的威严商权，我国志士以及担心经济前途者，亦需明白此事”

从荒尾精的军人属性等来看，虽抱有对该研究所为情报机关的认识倾向，但是普遍看法认为最初是作为社员培养部门来设立的。从在清国的情报活动的经历来看，看到由中国人主导的中日交易所存在的问题并试图打破这种局面，所以以清国为对象欲展开国际贸易而预先设立了属于教育机关的研究所。然而，之后作为学校所设立的东亚同文书院与研究所教授的教育内容几乎相同，实质上也被认为是研究所后身。

（四）广业商会。

当时，日本在中国进行贸易，商业活动会社，商会等有很多。其中最具有代表性的就是明治九年设立的半官半民的“广业商会”。日本外交文书中曾提到过广业商会。

“现在本国人来清居留约有一千人 其从事商业者大概在上海天津开设分店的仅有三井物产会社虽说光业会社在上海有分店 但其已是穷途末路眼下正在处理残留业务而已”

广业商会是政府为对抗清国商人促进对清出口获得利润在1876年创设。由内务省，大藏省任命笠野熊吉为初任会长。向中国出口的商品大概有海带，鹿角，鹿皮以及阿依奴的产品和其所产生活必要物资。

当时执掌大权的大久保利通在确立，稳定政权后，以偿还外债，获得正币为目标将海产品的直接出口权收归内务省，大藏省的管理之下。进而掌握了开拓使手中的对清贸易资源（产品，贸易路线，人才）。广业商会背负上述国家目标，将准备金作为资本金于1876年6月创设了内务省劝商局，大藏省国债局的服务会社。此后运用近百万元的准备金，作为对清贸易有关的殖产兴业，正币政策的重要执行担当，以直接出口为主要业务的广业商会在大隈时期发展到了凌驾于三井物产的规模，以东京为本店，而且拥有函馆，长崎，神户，大阪，横滨，上海，香港支店。在松方财政期，伴随着财政紧缩对资本金进行的整理，基于承认居留地贸易由横滨正金银行开始了针对外国人为对象的外汇业务。由于广业商会规模被进一步缩小，整理，不得不返还了资本金。最终在1890年随着长崎支店的关门广业商会走上了历史的终点。

从开港到广业商会的创立，大隈财政期，松方财政期的三个时期，广业商会的创立，成长，破产，以明治初期中央集权国家的保护体制为条件的对请贸易实态----近代亚洲通商秩序的形成过程中都能看到日本政府发挥的作用以及日本企业的活动。广业商会关门后，作为国家课题，日本政府的对清贸易的调查研究方式也紧跟着发生了改变。

三、结论

从幕府末期开始到“甲午战争”爆发之前，日本展开了长达数十年的对华的间谍活动，这些间谍活动覆盖当时清政府管辖境内所有几乎所有地域的政治，经济，教育，交通，交通线路情况，港口水文，人文，军事部署，山川地理，民族分布等涵盖所有方面的内容。并且将这些内容装订成册出版供日本政府以及相关人员研读。研究证明，日本通过各种民间组织，商人，会社的经济调查，在政府的支持下意图经济侵略并控制当时羸弱的晚清国内市场，且还意在国际市场上与清商较量争夺国际市场话语权。这些机构即使解散或是转变为其他形式的组织，但其活动成果在之后的对华侵略中发挥了至关重要的作用。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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