何孝荣

摘 要 明代尤其是明代初期，统治者推行“抑商”政策，同时也有恤商、通商之举，明代中后期尤其是后期确立恤商、通商政策。明代恤商、通商政策使商业经济得到一定程度的恢复及发展，社会经济发展水平超越此前各个朝代，中国成为当时世界先进强国。但是，“抑商”政策阻碍了商品流通和商业经济的发展，并且中国根深蒂固的思想观念，影响并妨碍了恤商、通商政策推行，延缓了中国经济和社会的进步，使中国逐渐失去了领先世界的机遇。

关键词？演明代，抑商，恤商，通商，商业政策

中图分类号 K24 文献标识码 A文章编号 0457-6241（2020）04-0018-09

明代（1368—1644年）是中国古代史上一个重要朝代。这一时期，传统的政治、经济、文化发展极度成熟，各个方面都取得突出成就，是当时的亚洲中心和“世界上最强大的帝国”。同时，明代尤其是明代后期，社会各领域呈现出种种新因素，具备新旧交替的潜质，延续几千年的中国古代社会迈出向近代社会转型的步伐。具体到明代的经济，其时的农业、手工业、商业都得到了较大的发展，商品经济呈现出繁荣景象，社会发展水平超越中国此前各个朝代，在当时世界上也是一个先进强国。而明代商业发展和商品经济繁荣，与政府采取的商业政策有很大关系。

从20世纪30年代开始，学术界对明代商业政策的讨论和研究已近百年。迄今为止，学界基本认同明代奉行了“抑商”政策。①但是，一些学者也提出，明代同时存在“恤商”政策，尤其是明代后期“恤商”代替了“抑商”，还有一些学者主张明代商业政策为“重商”，②最近又有学者强调“通商”是明代的商业政策。③通过研究，我们主张，明代一方面推行抑商政策，另一方面也注重恤商与通商;明代初期的商业政策以抑商为主，到了后期恤商与通商则成为商业政策的主流。

中国是一个古老的农业国家，农业是古代社会最主要的经济部门，农民是国家赋税和徭役最主要的承担者。秦汉以后，各个朝代为了统治的存续和长治久安，多视农业为“本”，予以大力发展，并加强对农民的控制，同时视商业为“末”，抑制商业发展，奉行所谓“重农抑商”（“崇本抑末”）政策。明代继承了传统的“重农抑商”政策，其中“抑商”政策部分表现为几个方面。

1.宣扬“抑商”政策。早在江南政权时期，吴王朱元璋就表示：“今日之计，当定赋以节用，则民力可以不困。崇本而祛末，则国计可以恒舒。”④洪武十八年（1385年）九月，明太祖对户部官员说：“农桑，衣食之本。然弃本逐末，鲜有救其弊者。……朕思足食在于禁末作。”①洪武十九年二月，他再次强调：“我国家赋税已有定制，撙节用度，自有余饶，减省徭役，使农不废耕，女不废织，厚本抑末。”②他甚至下令：“若有不务耕种、专事末作者，是为游民，则逮捕之。”③

“抑商”作为明太祖制定的国策，也为其后各朝所宣扬。如，明宣宗说：“为国养民，在有实惠，何必拘于法古？诚能省徭役，薄征敛，重本抑末，亦足养民。”④景泰年间，有官员提出：“欲致国用之饶裕，岂必掊克聚敛之为哉！诚能痛抑末技，严禁游惰，凡工商僧道之流，减汰抑遏，悉驱而归之农”，⑤得到明景帝赞同。嘉靖九年（1530年）正月，兵部尚书李承勋上言，希望皇帝“思小民衣食之孔艰，皆以重本抑末为主”云云，明世宗“嘉纳其言，下所司议行”。⑥“末”中包括“工商僧道之流”等各类非农业人口，商人无疑在其中。

2.阻遏民众经商。明初，为了打击地方豪强势力，恢复和发展农业经济，明太祖、明成祖先后强制迁徙江南以及各地“富民”到其老家临濠（治今安徽凤阳）和南京、北京等地，居住耕垦，或为厢民。吴元年（1367年）十月，“徙苏州富民实濠州”。⑦洪武三年六月，明太祖又提出，“苏、松、嘉、湖、杭五郡，地狭民众，细民无田以耕，往往逐末利而食不给”，强令“五郡民无田产者往临濠开种”，“徙者凡四千余户”。⑧洪武二十四年七月，又迁移“富民入居京师”，“工部徙天下富民至者凡五千三百户”。⑨永乐元年（1403年）八月，“简直隶苏州等十郡浙江等九布政司富民实北京”。⑩这些“富民”中不少人本是因商致富，或因富而商，因此此举倾毁了不少商人，限制了商业的发展。

明朝规定，商民出行，须申领得“路引”（通行证）方可。路引详细注明商民姓名、乡贯、去向、外出原因、日期与体貌特征等，以备查验。洪武年间颁布《大明律》规定：“凡无文引私度关津者，杖八十。若关不由门、津不由渡而越度者，杖九十”，“若军民出百里之外不给引者，军以逃军论，民以私度关津论”。{11}不仅如此，政府還限定路引发放数额，主管官员常借机收费乃至勒索，加大了商民申领路引的难度和成本。由于申领不便，一些人遂伪造路引，偷卖给商人使用。

对城镇商人，明朝政府强令他们登记户口，称为“占籍”，方许经营。如果没有占籍，则不能经营，即“非占商籍，不许坐市廛”。{12}对于占籍商人，官府加强控制，并且征收商税，派发各种差役、买办，恣意盘剥。

3.贱鄙商人社会地位。明太祖虽然宣扬士农工商为平等“四民”，但在传统思想观念影响下，他还是将“商”视为“四民”之末，予以贱鄙。洪武十四年，他“令农民之家许穿绸纱绢布，商贾之家止许穿绢布。如农民之家但有一人为商贾者，亦不许穿绸纱”。{13}显然，“商”被置于“农”之下，人称“国家于此，亦寓重本抑末之意”。{14}不久，明太祖“申明靴禁”，规定只有大小官吏、生员人等“许穿靴”，“其北平、山西、山东、陕西、河南并直隶徐州地寒，人民许穿牛皮直缝靴”，“其庶民、商贾、技艺、步军及军下余丁、管步军总小旗官下家人、火者、皂隶、伴当，在外医卜阴阳人，皆不许，止许穿皮扎革翁，违者罪之”。{15}即只有大小官吏、一般民众允许穿靴，而商贾和地位低下者则被禁止，“所以贱之如此”。{16}

其后，正德元年（1506年），“禁商贩、仆役、倡优、下贱不许服用貂裘”。①正德十六年，令“商贾、技艺家器皿不许用银，余与庶民同”。②可见，商人与仆役、倡优、下贱之人并列，商人地位低于“庶民”。明代统治者贱鄙商人社会地位的政策和做法，使一般商人难有身份优越感，抑制了他们的经营积极性。

4.重征商税。明初虽然奉行“抑商”政策，但经济发展、民众生活乃至王朝存续都离不开商业支持，加上历经战乱，经济凋敝，明太祖、明成祖因此对商人采取轻税政策，规定三十税一（详见后文），一定程度地扶持商业发展。

明代中期，随着商品经济的发展，以及国家和统治者用度攀升，政府开始不断加征商税。洪熙元年（1425年）正月，“增市肆门摊课钞”。③宣德四年（1429年）正月，“增北京顺天府、南京应天府，并直隶苏州等府州县镇市诸色店肆门摊课钞”，“令增五倍”。④同时，明朝在运河沿岸漷县、济宁、徐州、淮安、扬州、上新河、浒墅、九江、金沙洲、临清、北新等地设立“钞关”，收取“船料”“货税”等名目的商税。成化、弘治年间，又增京师九门税。《明史》称：“京城九门之税，弘治初，岁入钞六十六万余贯，钱二百八十八万余文。至末年，数大减。自正德七年以后，钞增四倍，钱增三十万。”⑤不仅如此，各地方也往往私设关卡，收取商税。

明代后期，国家财政危机加剧，而皇室仍奢靡无度，统治者恣意征取商税，税制混乱，商人税负最为沉重。明神宗在明代皇帝中最为贪财，征税无度。万历二十七年（1599年）左右，商税改为“量征什一”，⑥即税率从明初的三十税一改为什一税，提高了三倍。在国家常设的征税机构——税课司局、竹木抽分局、钞关等之外，明神宗又派出大批宦官到各地收税或作监督，有天津店租、广州珠榷、两淮余盐、京口供用、浙江市舶、成都盐茶、重庆名木、湖口长江船税、荆州店税、宝坻鱼苇，及门摊商税、油布杂税等名目，所收多归入宫廷使用。明神宗私自收税最为商民之害者，是所谓的矿监税使。万历二十四年开始，他再次派出大批宦官，以开矿、征税为名，到全国各地征敛搜刮，称矿监、税使。矿监、税使“务为劫夺，以应上求。矿不必穴，而税不必商，民间邱陇阡陌皆矿也，官吏农工皆入税之人也”，⑦大肆侵夺，为非作歹。至万历三十三年，明神宗“始诏罢采矿，以税务归有司，其税使不撤”。明光宗即位，“撤回税监”。⑧据估计，这些矿监、税使每年向宫廷内库进奉矿税银约171万两，即此一项已超过宫廷内库每年从户部提取应用的金花银额数（120万两）。而这还只是矿监、税使们所征敛搜刮的1/3，另外2/3则落入他们及其爪牙腰包。⑨

天启、崇祯年间，明朝国库极度空虚，而西北、东北战事越发不利，耗费军饷巨大，明熹宗、明思宗遂继续加征各项税收，千方百计地征敛搜刮。以商税而言。天启五年（1625年），户部尚书李起元“请复榷水陆冲要，依万历二十七八年例，量征什一”。明熹宗“允行之”。崇祯初，“关税每两增一钱，通八关增五万两”。崇祯三年（1630年），“复增二钱”。户部尚书毕自严议“税芜湖三万两，而（南京）宣课仍增一万”，为二万。九年，“复议增税课款项”。十三年，“增关税二十万两，而商民益困矣”。⑩重税征商，使商人纷纷破产。

5.实行海禁。明初，因东南沿海一带反叛未平，且倭寇横行，明太祖担心商民与敌勾结，遂下令除官方朝贡贸易以外，严禁出海贸易。洪武四年十二月，明太祖两次重申“仍禁濒海民不得私出海”，“朕以海道可通外邦，故尝禁其往来。近闻福建兴化卫指挥李兴、李春私遣人出海行贾，则滨海军卫岂无知彼所为者乎！苟不禁戒，则人皆惑利，而陷于刑宪矣。……有犯者，论如律”。{11}尽管三令五申，不少商民仍违禁从事海外贸易。洪武二十七年正月，明太祖“命礼部严禁绝之。敢有私下诸番互市者，必置之重法”。{12}《大明律》规定：“凡将马牛、军需、铁货、铜钱、段匹、绸绢、丝绵，私出外境货卖及下海者，杖一百。挑担驮载之人，減一等。物货船车，并入官。于内以十分为率，三分付告人充赏。若将人口、军器出境及下海者，绞”。①故有“明祖定制，片板不许入海”。②

永乐以后，民间海外贸易兴盛，沿海商民“往往嗜利忘禁”，“私通外夷贸易”。③各朝则不断重申海禁。如，宣德八年七月，“命行在都察院严私通番国之禁”。④嘉靖二年，发生了宁波“争贡之役”，时倭寇猖獗，并与东南沿海走私势豪集团相勾结，明朝政府遂关闭用于朝贡贸易的浙江、福建二处市舶司，只保留广东市舶司，实行更严厉海禁。嘉靖三年四月，明朝下令，“凡番夷贡船，官未报视，而先迎贩私货者”，“私代番夷收买禁物者”，“搅造违式海船私鬻番夷者”，“各论罪，怙恶不悛者并徙其家”。⑤嘉靖十二年九月，明世宗表示，倭寇为患，“皆由居民违禁贸易”，“其亟檄浙、福、两广各官，督兵防剿，一切违禁大船尽数毁之”。⑥嘉靖二十六年，浙江巡抚朱纨“革渡船，严保甲，搜捕奸民”。⑦严厉海禁严重阻遏东南沿海地区的海外贸易，不少沿海商民遂从事走私贸易，有的还投向并勾结倭寇，侵扰东南沿海，“海禁愈严，贼伙愈盛”。⑧

另外，明朝对盐、茶等实行官营等，也阻碍民间商业的发展，是其抑商政策的一部分。

明初以来，统治者奉行“抑商”政策，试图抑制商业发展。但是，他们也在一定程度上采取恤商、通商政策，发展商业。到了明代后期，恤商、通商取代了抑商，成为明代的商业政策。

1.明代初期的恤商、通商

明太祖、明成祖虽然贱鄙商人，但也把商人作为“四民”之一。明太祖说：“昔汉制，商贾、技艺毋得衣锦绣、乘马，朕审之久矣，未识汉君之本意如何。……况商贾之士，皆人民也，而乃贱之，汉君之制意，朕所不知也！”⑨他们一定程度地优恤商人，实行通商，以恢复和发展商业经济。

（1）轻征商税。建立江南政权之初，朱元璋因“四方战争，财用不足”，命“物货以十五分为率，税其一分”。⑩至正二十四年（1364年）四月，朱元璋宣布：“凡商税三十税一，过取者以违令论”，{11}将商税减轻一半。明初，沿用“三十税一”之制，所谓“洪武中，定税额随物价轻重，每三十分而取其一”。{12}对百姓日常所用商品，明初予以免税。明太祖明确规定，“军民嫁娶丧祭之物，舟车丝布之类，皆勿税”。永乐初，“定制：嫁娶丧祭时节礼物、自织布帛、农器食品，及买既税之物、车船运己货物、鱼蔬杂果，非市贩者，俱免税”。{13}其时，政府设立的征收商税的机构为税课司局，数量不多，商税名目也较少。因此，《明史》中称：“关市之征，宋、元颇繁琐。明初务简约。”{14}

（2）修建塌房。明初定都南京，实行国家配给制，军民人等的住房“皆官所给，比舍无隙地，商货或止于舟，或贮于城外”。商人无仓存货，一些牙人遂趁机操纵价格。明太祖因此下令，在南京三山门等各门外“濒水为屋，名塌房，以贮商货”。商人们只要缴纳商税，便可储存其货物于塌房，这样就不会再因无存货仓库而受牙人摆布和操纵价格，方便了商人的贸易。迁都北京后，明成祖“准南京例，置京城官店塌房”。{15}后来，各地大小城镇也照京城之例修建了塌房官舍，为商人经营提供便利。

（3）禁止“和雇”“和买”时盘剥商人。所谓“和雇”“和买”，就是官府向民间尤其是商家购买需用的物料，或将其直接派发商人办理（“买办”）。但是，官府“和雇”“和买”时，常少付乃至拖延不付物价，恣意盘剥。为了保护商民，明太祖、明成祖禁止“和雇”“和买”时少付、拖延不付物价。洪武二年，明太祖“令凡内外军民官司并不得指以和雇、和买扰害于民。如果官司缺用之物，照依时值，对物两平收买。或客商到来，中买物货，并仰随即给价”。①明太祖甚至规定，官府和买时要多付物价，施惠于商民。《明会典》即记载：光禄寺“供用牲口、果菜等物”，“洪武间，令本司买办，比与民间交易价钱每多一分”。永乐时，明成祖“差内官一员同本寺署官厨役，领钞于在京附近州县，依时价两平收买”。②这些，都体现了最高统治者的恤商之意。

（4）统一度量衡，加强对牙行的管理。为了给商人营商创造良好环境，“洪武初，命在京兵马指挥领市司，每三日一校勘街市度量权衡，稽牙侩物价，在外城门兵马亦令兼领市司”。③明朝政府推行统一度量衡、加强对牙行管理等措施，无疑为商人营商创造了良好的市场环境。

（5）实行通商。要发展商业，无疑须通商。明代初期，统治者强调通商。前述修建塌房、统一度量衡、加强对牙行管理等，无疑也是明朝政府的通商之策。尤其是，明朝政府对盐、茶实行官营，注重“通商”，使其得以运行，以获取商业利润。对此，明人称，“盐政大体所在，主于足边便民，而中间条理，不过通商、恤灶二者而已”。④明代的茶馬贸易，“斟酌繁简，陕以西，川以南，置茶马司各一”，“上以裕国，下以通商，允为经久之良法”，⑤茶法制度设计中也蕴含着通商意涵。

2.明代中后期的恤商、通商

明代中后期，随着商品经济的迅速发展，商业重要性和商人地位日益为统治者所认识和重视，抑商政策逐渐为恤商、通商政策取代。

第一，逐步确立恤商、通商政策。从明代中期开始，一些大臣对朝廷“抑商”、重征商税政策提出了批评，呼吁“恤商”。如弘治年间，担任吏部尚书的丘濬在进呈给明孝宗阅览的《大学衍义补》中指出：“臣按汉初去古未远，其行抑商之政犹有古意。夫市肆之所入，不以为经费;商贾之服用，不许其过侈，可也。然捐市税以予封君，重商税以致困辱，则过矣。”⑥至弘治十一年（1498年）十一月，礼部尚书倪岳等因上“弭灾”二十八事疏，其中也谈到：各处钞关原由本府通判等官征收商税，后“改委户部官员出理”，因此恣意征税，“客商惧怕征求，多至卖船弃业”;南京等地原设抽分竹木局，“近年工部奏准”，“遣差部官管理”，又“例有内官兼管”，“百法巧取”，“抽分重大，遂致客商阻绝”。他们要求明孝宗敕令各地如法征税，“务要公私两便，商民不亏”，“不必以克下奉上为能，但当以称物平施为务”。⑦嘉靖二十八年九月，户部覆议巡盐御史陈其学“疏陈盐法四事”，其中包括“筑海堤”“清关税”“减盐价”“禁私贩”等，“以恤商困”，明世宗“从之”。⑧

明代后期，先后执政的大学士高拱、张居正终将恤商见解转变为全国性的经济政策。隆庆四年（1570年）六月，高拱因见商人因承担“和买”多致破家，遂上疏明穆宗，“陈恤商事，言贫商困累，惟多给预支银，可以拯之”，明穆宗“诏可”。⑨高拱的奏疏全名《议处商人钱法以苏京邑民困疏》，可见其“以执政的地位，对有关商业问题正式提出兴革方案”，“推行‘厚农资商的政策”。⑩张居正认识到，“古之为国者，使商通有无。农力本穑，商不得通有无以利农，则农病;农不得力本穑以资商，则商病。故商、农之势，常若权衡。然至于病，乃无以济也”，即农、商互利，不可或缺。他指出，明初以来“抑商”政策是错误的，“余以为欲物力不屈，则莫若省征发，以厚农而资商;欲民用不困，则莫若轻关市，以厚商而利农”。{11}张居正主张，农商互利，资商厚商，即恤商，并在执政改革中贯彻执行。这些言论、行动表明，“明代自弘治以来断续出现，并逐渐高涨的重商恤商思想，历经六七十年的酝酿，是在隆庆中后期才被朝廷认可，并对原有的病商扼商政策作了较大幅度调整的”，①从此明朝以“恤商”政策代替了“抑商”政策。

除了持续整顿盐法、茶法以通商外，明代中期统治者也在涉及商业发展乃至国用民生等场合强调通商。如：景泰六年（1455年）六月，因传闻朝廷将减少京师宛平县商户“常供”，增加大兴县“新额”，“均平买办”，有官员要求皇帝“省用以裕民”，“量给官钱，均平买办”，“其余不急之务”等“悉宜暂且停省”，“将见国用既节，民财乃丰，商旅益通，生养自遂”。②正德九年正月，大学士杨廷和因灾上疏，其中提到“罢皇店之设，以通商贾”。③嘉靖四十三年四月，明世宗“仍禁各门税课额外重征诸弊，以通商货”。④到了明代后期，统治者强调通商更甚。有学者统计，“通商”一词在《明实录》中出现15次，其中洪武朝出现1次，正统朝出现1次，嘉靖朝出现7次，隆庆以后出现6次，这在“一定程度上可以反映出明朝商业政策重心的严重倾斜与走向”。⑤因此，隆庆、万历年间，随着朝廷“抑商”政策落下帷幕，“通商”与“恤商”成为了明代商业政策。

第二，大开捐纳和设立商籍。明代中期，商品经济迅速发展，大批商人因商致富，日常鲜衣肉食，居处豪宅大院，富足豪奢，让人艳羡。明王朝从商业发展繁荣中搜取大量商税，面对国家财政危机日益加剧，有求于商人捐助，因此统治者也不得不采取一些措施，提高商人社会地位。其一是大开捐纳，允许商人买官入仕。明初选官主要有科举、荐举、国子监生等途，皆选取儒士中读书有成、通过考试或为舆论称许者。明代中期，国势孔急，国库空虚，统治者被迫效仿前朝，开捐纳之例，以弥补财政匮乏。史载：“正统八年，大饥，召募义官出粟赈之。令富民出粟赈饥，因以冠带荣之，为义民官。”⑥这是明代捐纳之始。⑦包括商人在内的“富民”，通过捐纳可以买得“冠带”这种荣誉官衔和地位。景泰以后，大开捐纳之门，所鬻卖者不仅有此前的“冠带”，而且有散官、监生、杂职官员乃至县令等实职官员。嘉靖时，有人对此批评道：“正统以后，朝野多故，师旅数兴，权宜之制兴，而鬻爵之令开。于是乎有纳粟买马之例，盖甚不得已也。而入钱拜官者，不过处以杂流，固未始有偃然为令，得亲民者也。今天下泰宁，非有金革之事，甚不得已也，而数开此例。其就选也，入钱多者且得为大县令。名器之滥，流品之淆，未有如今日者也”。⑧另外，成化年间，还有不少商人因给皇帝、宦官等个人行贿而得为“传奉官”。这样，大批商人及其子弟通过捐纳、行贿进入仕途，客观上提高了社会地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