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理学兴起的时代背景及主要派别

理学是中国封建社会中、后期最重要的儒家学派，学者以“理”或“道”为哲学基本范畴，探讨性命义理，故称“理学”。自魏晋南北朝以来，社会动荡不安，政治上分封制遭到破坏，经济上原有的井田制遭到破坏，土地私有制出现，文化上三教并立，儒学信仰出现危机感，并且道教的天道，佛教的因果报应轮回思想迅速发展壮大，大有超越儒学之势。随着社会稳定和发展，三教相互渗透相互发展，彼此调和相互影响，趋于融合。理学起于北宋，盛于南宋宋理宗赵昀时，曾成为占据主导地位的官方哲学，后经金、元、至明末清初逐渐衰落。

宋代理学是以儒家经学为基础，兼收佛、道思想形成的新儒学，基本上可分为两派：一派是以程颢、程颐及朱熹为代表的客观唯心主义学派，称为“程朱理学”；一派是以南宋陆九渊为首的主观唯心主义学派，即“心学”。谈宋代理学的从来都把周敦颐列为首位，另外张载也备受理学家的赞赏。理学的奠基者则是：程颢、程颐，世称“二程”，两人观点基本一致，其著作后人辑为《二程全书》。他们提出“理”（又称“天理”）或“道”，作为世界万物的本体，常自称其学为“道学”，通常称为“理学”。他们认为“理”是永恒存在、无所不包的，先有“理”，然后产生万物，而又统辖万物。这显然是受佛教“真如”、“佛性”（意为最后的真理）说的影响。人性说等则有道家的影响。另外理学的集大成者：朱熹。二程创立的理学，经过朱熹的发展和阐述，成为更精致、更系统、更富哲理的新儒家学派，世称程朱理学或程朱学派。宋理宗时，程朱理学成为官方哲学。

二、理学受佛教的影响

佛学的发展为宋明理学的兴起起了推进作用。佛学在隋唐时期得到了空前的发展与繁荣，达到了前所未有的高度，而此时的儒学，则是侧重于古章古训，而疏漏于对心性问题的研究，故时人有所谓“儒门淡泊，收拾不住，皆归释氏”之叹。这种局面，一方面唤醒了宋明儒者“吾道自足”的民族文化的觉醒意识，一方面加剧了宋明儒者深沉的忧患意识，他们一面追本溯源，于先秦典籍《周易》、《中庸》、《论语》、《孟子》等寻找和挖掘资源，一面“出入佛老”，吸收佛学的丰富资粮，从而不仅加深了其思辨的程度，而且也加重了其理论的厚度；从这种意义上讲，可以说宋儒是接着佛教的一些重要问题，尤其是心性问题，继续讲下去并发展下去的。佛学的发展，一方面为理学的兴起提供了丰富的资粮，一方面给儒学带来了严峻的挑战。儒学若发展，必须对此有一创造性的回应。在自信精神和忧患意识的双重激发下，很大程度上促成了理学的产生，理学的产生势在必然。换句话说，佛学对理学的产生提供了一个推动的影响，起了催化剂的作用。我们决不能低估这种作用，如果没有这种外缘，不能唤起儒者“吾道自足”的觉醒意识与自信精神，如果没有这种危机，更不能豁醒儒者的忧患意识。面对佛学强大的挑战与危压，宋明儒者勇担道义的使命感和继绝学的责任感使他们担当起振兴文化的使命。从某种意义上而言，没有佛学的刺激与影响，儒学不可能完成开新的任务。毋庸置疑，在先秦哲学中，已含有丰富的本体论和宇宙论思想，但是由于中国哲学擅于一种境界的冥合与体悟，某种程度上疏于思辨论证，所以这部分内容在先秦时被悬置，至宋明时才被挖掘。之所以在宋明时期被挖掘，佛教起了至关重要的作用。儒学若发展，必须挖掘这一部分内容，否则便无法回应佛学的挑战，从这个意义上讲，是佛学促进了儒学的反本与开新，是佛学促进了儒学的发展与成长。值得注意的是，一方面开传统儒学所未发掘之资源，一方面是吸收了佛学与儒学相契之精神，故宋明理学较之传统儒学称之为“新儒学”。对人性关注的层面不同，所体现的价值取向就不同。儒学主要关注人性之正面，要求并期望人人都能成德成圣，成为圣人的途径是靠个人自觉地遵守道德，应当地履行道德职责。而佛学主要关注人性的负面，成佛的途径是通过对欲望的压制，这样的行为准则具有一定的被迫性和他律性，故以最低限度的道德约束个人。因此儒家的圣人与佛家的成佛走的是两条完全不同甚至是截然相反的路径，针对地狱而讲天堂，用彼岸世界观照此岸世界，目的是要人舍弃罪恶而选择道德。实际上佛教认为现实之现象皆是虚假，惟有佛性是真实的，所以要皈依我佛。儒学基于日用而讲道德，基于现实而讲成圣，在现实生活中炼就理想人格，从而成德成圣。所以，正是由于佛学对人性负面的关注，才使人性更加真实和完满；换言之，佛学对人性负面的关注很大程度上弥补了儒学论性之不足。

三、理学受道教的影响

两宋是理学产生并得到重要发展的时期。对于理学受道教的影响，一方面是其排斥异端而予以破除和批判的对象，另一方面又是其可资借鉴和利用的资源。从理学家对待道教思想既批判又吸收，并在吸收中加以改造，从而使之为其所用，批判与吸收兼而用之的状况上讲，这一概括又有其一定的依据。北宋时期理学家对待道教思想的态度和方式，表现为批判在先、吸收在后，在批判中有所吸收的特点。出于复兴儒学的需要，一方面不能不排斥异端来为恢复儒学的地位而清扫地盘，另一方面要“修其本而胜之”则又不能不在道教所己达到的宇宙论、心性论的理论层面上与其展开“对话”。

因理学的代表人物不同，道教对于理学的影响也不尽相同，因人物不同大致分为以下三方面：一是以孙绽、石介、胡瑗“宋初三先生”和李靓以及张载、二程等人为代表，对于佛道的批评比较多。虽然在他们看来道家道教之影响尚不及后者，但因其对儒家传统均构成危害和挑战，故其批判佛道似乎未加区别，即将二者均视为异端而加以排斥，而这又与对儒家内部固陋学风的批判和对儒学经传的大胆怀疑以及对华艳淫靡的辞章风习的排斥相结合，显示出一种为重建儒学道统而扫荡一切的雄风锐气。二是以王安石和苏氏父子所分别创立的新学和蜀学为代表，两派学者对待佛道学说的态度显然不同于上述诸人，他们虽然同样攘斥佛道和同样站在儒学立场上看待佛道学说，但处于救治时弊而建立政治论纲的需要，采取了引道入儒和兼容儒道的理路，公开地吸收道家老庄的学说來服务于复兴儒学、重建政治论纲的需要。三是以周敦颐和邵雍为代表的对待佛道的第三种态度，周、邵二人似乎由于相对远离政治旋涡和儒学复兴的中心，而埋头于构建自己的学说体系，加之于个人处境和人生追求的特殊性，他们一生与佛道人物在实际上和在内心中多有来往，这使得他们不仅谈不上将佛道学说视为异端加以排斥，相反是完全自由地吸收佛道思想，道家思想在他们所创立的学说体系中打下了深深的烙印。

四、总结

实际上，任何一个时代思想的出现，都有其前人出现的影子。宋明理学正因为出入佛道，才能真正体认到儒佛思想之异同，才能真正吸收和消化佛道思想，从而佛道思想尤其是佛学思想才能对其产生深刻之影响。一种理论学说的真正价值和意义不在于它利用了哪些概念、名相等资粮，而在于其对所用资粮是否作了新的诠释。宋明理学在继承传统儒学思想的基础上，吸收并改造了佛道的一些思想，使儒学思想得到进一步的充实和完善。是故，与其说宋明儒者内佛外儒，理学阴佛阳儒，勿宁说这是宋明儒者之气象和理学之精神。宋明儒者之所以是宋明儒者，新儒学之所以成为新儒学，更应该从这里去寻找原因。所以，我们在研究宋明理学的时候，决不能忽视佛道的影响及其作用。

参考文献：

[1]冯友兰，《中国哲学简史》北京大学出版社。

[2]张立文，《理学的演变与重建》。

[3]任继愈，《中国道教史》，上海人民出版社。

[4]王煜，“宋明理学与道教”，中华文化论坛。

[5]孔令红，《宋明道教思想研究》，北京宗教文化出版社。

作者简介：刘肖，女，团员，河南商丘人，安阳师范学院本科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