郝云宏，左雪莲

(浙江工商大学 工商管理学院,浙江 杭州 310018)

一、 引 言

自2005年上市公司高管薪酬公开披露以来，高管薪酬问题一直是公众关注的焦点，究其原因，主要是存在着“天价薪酬”与“零薪酬”等薪酬体系无序的现象，尤其是2007年平安银行的天价薪酬再一次把它推上了风口浪尖。尽管我国分别于2009年和2015年出台了针对央企和国有银行的“限薪令”，然而现实中效果并不明显[1]。据《中国公司治理分类指数报告》(2016)显示，我国国有企业高管平均薪酬由2012年的68.61万元增至2015年的142.69万元，年均增长27.64%；非国有企业高管平均薪酬从2012年的60.01万元增至2015年的485.15万元，年均增长100.70%[2]。然而，在此期间，大部分上市公司的业绩增速远远没有这么高，甚至是下滑的。如果说公司业绩不是影响高管薪酬的主要因素，那么到底是什么决定了高管薪酬，如何去解释这种薪酬和业绩背离的现象？

很显然，传统的最优契约理论已无法解释以上异常现象，因为根据最优契约理论，高管薪酬作为一种解决代理问题的机制，应该与企业业绩正向挂钩，以实现股东和高管的激励相容[3]。伴随着高管薪酬与业绩背离现象的日益明显，管理层权力理论逐渐开始被关注，该理论认为当管理层权力足够大时，便可以在很大程度上影响董事会对高管薪酬的制定与执行，甚至凌驾于董事会之上，从而达到自定薪酬的目的[4]。那么，根植于中国特有的经济背景和制度环境，管理层权力对高管薪酬有怎样的影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