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赵树凯

我参加了那场高考，成为1978级学生。

那是一场改变命运的考试。若干年后全班聚会，有同学感叹，那种改变命运的感觉，胜过马克·吐温小说中那个捡了百万英镑的穷小子。

对我来说，追溯这场高考带来的命运转变，不能仅从那场考试说起。

一

我的小学时光堪称“漫长”。学制五年，我读了七年半。

我并不记得哪一年入学读书，只记得第一天上学是在春节后，刚刚闹过元宵。长大后向母亲求证，才知道是1967年。

学校在破旧的赵氏祠堂里。赵姓是我村大姓，占人口七八成。我入学时，学校里有四个年级，百把学生，由一个二十岁左右的小伙子掌管。听说，学校里原来有三个老师，刚刚都被赶走。

此时，“文革”烽火在村子里开始燃烧。从高层看，“文革”开始于1966年5月，从农村看，则滞后半年。在1966年5月中央发出“五一六通知”之后，当年12月，又发出《关于农村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指示》，村庄迅速开始躁动。近年我曾多次向村里老人请教：当年村民怎样理解“文化大革命”，或者说，来自高层的政治运动信号，是怎样被村里人们接受并行动起来的？从具体杂乱的故事讲述中，我领会出：开始，村里人根本不知“文革”何为，不解“走资派”何意，但是，当人们意识到这些口号可以用来表达不满、获得权力和好处时，村里长期以来，特别是土改、合作化和公社化期间积累的各种矛盾，很快就被激活了。文件说重点是“整党内一小撮走资本主义道路当权派”，什么是“走资本主义道路”并不重要，人们原本不明白，也不想弄明白，但是其实原则很简单，干部中谁与自己有仇，谁就是“走资派”，就要“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