刘一楠 宋晓玲

一、引言与文献综述

2008年金融危机后，高杠杆逐渐成为我国经济中突出的问题，根据国际清算银行国际债务数据库，实体经济杠杆率 （债务占GDP比重）由2008年的141.30%上升至2017年上半年的255.90%，非金融企业部门杠杆由2008年的96.30%上升至2017年上半年的163.40%，已逼近发达国家杠杆水平，远超其他新兴市场国家。2016年国际货币基金组织发布的 《Global Financial Report》［1］认为目前沉重的企业债务负担是我国经济转型期内面临的重要挑战。

日益严重的高杠杆问题也引起了经济决策层的高度关注，2015年11月决策层首次提出以 “三去、一降、一补”为核心的供给侧结构性改革，去杠杆成为经济工作的重点。供给侧改革以 “三去、一降、一补”为核心，三者是一个有机统一的整体，对生产落后部门与产能过剩部门的去产能将导致实物层面的“去库存”与财务层面的 “去杠杆”，对企业债务的重组和整合也是去杠杆的关键，而去杠杆将降低企业的融资成本，实现企业 “降成本”，还将促进经济结构调整，从而实现经济 “补短板”。

在去杠杆进程中，第一个重要的问题是，需要去什么部门的杠杆？目前我国的高杠杆问题呈现显著的结构性特征，高杠杆主要集中于国有企业，钟宁桦等（2016）［2］利用工业企业数据库发现1998至2013年间我国高杠杆问题主要集中于大规模国有企业，同时发现国有企业的高杠杆无法被企业层面的微观特征所解释，证明国有企业的资产负债率中存在 “非市场化”成分。刘一楠 （2016）［3］也证明高杠杆对企业投资存在门限效应，超过一定阈值后高杠杆将抑制企业投资，高杠杆问题主要集中于国有企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