刘雷

提到曲艺作品，很多观众都熟悉相声、评书、二人转、河南坠子、快板、道情、评弹、琴書这些耳熟能详的南北方的大曲种，也有一些不太熟悉曲艺的观众会认为曲艺就是“笑”的艺术，殊不知曲艺中也有很多以悲为美的曲目。悲剧美学作为曲艺审美价值的一部分，有着独特的美学特质，那么，到底什么是曲艺的悲剧美学呢？

看到悲剧两个字，更容易联想到中国《窦娥冤》《赵氏孤儿》《琵琶记》《桃花扇》《雷雨》和西方经典戏剧作品《罗密欧与朱丽叶》《哈姆雷特》《麦克白》《李尔王》《俄狄浦斯王》等。所以，在探讨曲艺的悲剧美学之前，首先要明晰悲剧的含义。悲剧包涵两个层面的含义：一是指戏剧影视类型中的悲剧题材作品，这是一种浮于外层的悲剧概念，如上面提到的均属于悲剧作品。二是指美学范畴中的悲剧性，这是敛于内层的悲剧概念，简单说，这是一种带有悲剧性的悲剧元素。

从第一个层面来说，无论是戏剧还是曲艺，二者的文学样式存在着共性，其悲剧元素也都是以文学脚本为依托。戏剧是“现身中说法”，而曲艺作为一种与戏剧相区别的艺术类别，则是“说法中现身”，二者的区别在于其表现方式不同，戏剧是“剧”，是通过“现身中说法”，即通过多人分饰不同角色的表演，通过在舞台上演绎，向审美主体直观地传达某种中心情感，审美过程是通过具象的表达来实现的。而曲艺是“说法中现身”的“讲述”和“摹拟”，是通过“述评”的形式向审美主体传递情感信号，进而让审美主体在自我的主观意识中完成情感体验，审美过程是通过意象的表达来实现的。所以，曲艺艺术的悲剧并不等同于第一层面中戏剧的悲剧，而是指带有悲剧性元素的曲艺作品。

由此可见，要讨论曲艺艺术的悲剧美学建构，自然要从悲剧内涵层面进行分析，既要从美学层面厘清其审美价值中美的特质，又不能完全依赖于美学原理，同时还要根据曲艺艺术的独特性，具体问题具体分析，以此来探讨其悲剧美学的建构。

一、曲艺悲剧型作品的要素和类型

曲艺审美价值中的悲剧型作品，虽然不如其他审美类型作品的数量多，但也相当可观。曲艺悲剧作品要兼备几个要素：第一，作品内容中有特定的对象存在。这种存在可以只有一个人物，也可以具备多个人物，人物是完成曲艺悲剧的一个重要前提。如京韵大鼓《剑阁闻铃》只有唐玄宗一个主要人物出现，也可以完成曲艺悲剧的建构。又如《三国》中出现了一千多个人物，其中的许多“坨子”同样也构成了曲艺悲剧。但是，一些内容单纯以摹景状物为主的曲艺作品并不具备其悲剧属性。第二，悲剧性作品要能让审美主体获得审美情感体验。美是审美主体在感知客观世界时所反映出来的主观情感。这种主观情感不仅仅是指“美”这一字面含义，它包涵了更多的情感体验，如悲伤、忧思、愤怒、恐慌、怜悯、绝望等，从这里可以看出美的范畴很广。一部曲艺作品只有让审美主体产生此类的情感体验，才具备其悲剧属性。第三，作品可以不具备故事性，但是一定要存在矛盾冲突。矛盾包括了直接矛盾和间接矛盾、必然矛盾和偶然矛盾、内在矛盾和外在矛盾等，如内心矛盾、事件冲突、情感冲突、伦理冲突等。同时，矛盾一定要基于现实生活，具备必然的合理性，否则很难引发审美主体的共鸣。

根据作品中特定的悲剧对象可以分为两类：一是英雄式人物的悲剧。英雄人物的牺牲或者死亡式的悲剧大多出现在曲艺长篇作品中。作为艺术作品中英雄式的悲剧元素，由英雄生前的熠熠光辉与牺牲时惨烈情境的强烈反差来构成。如评书《大隋唐》里面“斩雄信”中的单雄信、“罗成叫关”中的罗成、“断密涧”中的王伯当；《岳飞传》里面“风波亭”中的岳飞；《三侠五义》里面“铜网阵”中的白玉堂；《杨家将》里面“碰碑”中的杨继业；《三国》里面“走麦城”中的关羽；《西楚霸王》中“十面埋伏”的项羽等。二是典型环境中特定人物的悲剧。与英雄人物不同，这些人物或为生活窘困所累、或为社会制度所迫，他们是在所处的典型环境中所折射出来的典型的悲剧形象。如民国时许多民间小曲小调《妓女自叹》《秦楼悲秋》等，选材于《红楼梦》中的曲艺作品《黛玉悲秋》《哭黛玉》《黛玉焚稿》等，京韵大鼓《红梅阁》中的李慧娘、《马鞍山》中的钟子期、《和氏璧》中的卞和、《孟姜女》中的孟姜等。

二、曲艺悲剧美学的意境建构

中国传统文化中的诗、词、歌、画都非常注重意境的构建，其美都是通过意境来表达的。应该说，意境是我国传统文化的一个重要表现方式，也是我国美学思想中的一个重要范畴。作为传统艺术，曲艺中的许多作品也是通过意境来表现艺术美。如陆机《文赋》中有“遵四时以叹逝，瞻万物而思纷。悲落叶于劲秋，喜柔条于芳春”的论述，便形象地阐明了意与境的关系。

京韵大鼓传统曲目《剑阁闻铃》，是根据子弟书《忆真妃》的书词编曲而成。这首《忆真妃》又是根据白居易的《长恨歌》、洪昇的《长生殿》等文学作品编写的。作品讲述了唐玄宗李隆基为避安史之乱入蜀，行至剑阁，宿于行宫。正值雨夜，风曳铃动，玄宗闻铃，触动心弦，情乱不寐。于是，在冷雨凄风的孤寂之夜想起已逝的杨贵妃，念及二人阴阳两隔，卿不能随君入梦，欲哭无泪；思及在马嵬坡下，被迫赐死杨玉环，愧悔万分；忆及二人种种缱绻恩爱，山盟海誓，肝肠寸断。不觉至晓，无奈再次登程。

这个作品形式是一个典型的曲艺样式，整个内容都是围绕唐玄宗李隆基的所思所想而构建的，剧情只有一个人物，并且这个人物没有过多的肢体动作表演，只有外部环境与心理活动描写之间的契合，来凸显作品的意境，从而为整个作品渲染上浓浓的悲剧色彩，再从这些悲剧元素中彰显出自身的“美”感。

该篇鼓词正是通过意境之美，运用情景交融、触景生情的手法，描绘了唐玄宗的心理活动。所谓“意”就是主观情感活动，“境”则是客观的外部环境。《剑阁闻铃》正是通过“意境”的表达来反映其悲剧美。如：“洒窗棂点点敲人心欲碎，摇落木声声使我梦难成，当啷啷惊魂响自檐前起，冰凉凉彻骨寒从背底生。”这里的“雨打、风摇、铃响、寒生” 层层递进，由景生情，情随景生，作者将情融入到“境”中，表达了悲“意”。

在曲艺艺术的悲剧建构中，作品会带领审美主体进入它所设置的意境之中，即代入感。讓人们的脑海中不禁会联想到这样一幅画面：一座简陋的宫殿，孤单地矗立着，宫殿的房檐下挂着铃铛，外面风雨交加，吹得树叶沙沙作响，雨点打在窗棂上，发出滴滴答答的声音，檐下的铃铛随风摇动，发出一声声叮叮当当的声音。宫殿内，烛影飘摇，一位身着龙袍的皇帝，坐在床上，面对孤灯残影，独自叹息，不时泪流满面，好不惨情。这个画面就是“境”，而“意”则是蕴藏在这个人物内心的独白，在他的内心世界中，思念、悔恨、愧疚、愤懑、孤独、无助等等情感紧密地交织在一起，与“境”遥相呼应。正是“意”与“境”，构成了作品的悲剧基调，其每一个细节都是悲剧元素的外化。其“美”的表达也是由内而外的，如果说戏剧是通过舞台、演员的展现从而达到“身临其境”的艺术效果，审美主体通过这种外部环境的感知，进行“心由境生”的审美过程，那么，曲艺就是通过演员的代入，直接达到“心境”的艺术美。面对演员，审美主体是在主观意识中构建起来的一种“境”，这就是“美”。比如相声演员所用的“铺平垫稳”等手法，就是对于“意境”的一种铺垫，让观众不自觉地进入这个环境中去，从中获取“美”的感受。同样，曲艺中的悲剧也是演员来设置“意境”，并把观众带入到这种意境中，进而获得审美体验。

审美主体进入到意境这个审美空间之后，便渐渐融入到了剧中人物的内心世界，产生共鸣，所获得的美感就是剧中人物所思所感所想所及。另外，《剑阁闻铃》多次运用排比、对偶句式，反复咏叹，反复渲染，将这种意境逐渐推向高潮，产生了悲剧美感。

三、曲艺悲剧美的价值建构

鲁迅先生说的“悲剧是将人生有价值的东西毁灭给人看”，这句话深刻揭示了悲剧通过价值建构所触发的审美体验。所谓价值建构，就是在社会整体对现实和历史普遍认知的价值观中，通过价值的颠覆所传递的审美体验。这种价值建构基于审美主体对某一价值观的共识，而艺术一旦触碰到价值观的底线甚至是击溃了这种价值观，那么必然引起审美群体在情绪上的波动。如果说意境建构是传统艺术本体属性，那么，价值建构则是传统艺术的社会属性。这种建构方式也是根据悲剧冲突的美学建构方法，通过正常的价值观在特定历史、社会、人文等条件下，与其他相悖的观念发生的冲突所引发的矛盾，以此来传递悲剧情感的认同。正如恩格斯所说的悲剧是“历史的必然要求与这个要求的实际上不可能实现之间的悲剧性的冲突。”

可见，价值建构的目的正是唤起审美主体对某种事物价值的认同与关注，由于正确的价值观是牢不可破的，一旦被其他观念占据，也就不能称之为价值观。虽然过程中往往充满了浓郁的悲剧色彩，但是结局总是完满的。

“悲”有很多种形态，如悲哀、悲痛、悲愤、悲凉、悲惨、悲伤、悲壮、悲情等等。在悲剧美学的价值建构中，曲艺悲剧美学作品大致可分为三类：

第一，悲壮的悲剧美学。这种美带给观众的是英雄壮烈牺牲时大义凛然的审美情感，能激发起对英雄崇高精神的敬仰。如：快板书《铸剑》讲述了干将、莫邪之子眉间尺为报父仇欲刺杀楚王，半途为侠士燕之敖所拦，随后眉间尺献出自己的人头，燕之敖冒充戏法艺人带人头进宫为楚王表演，将楚王人头和自己人头砍下，最终将楚王刺死。全篇充满了悲壮的仪式感，无论是干将的献剑身死、眉间尺报仇献头，还是燕之敖仗义牺牲，都充满了悲壮的悲剧元素。

第二，悲伤的悲剧美学。这种美带给观众的是对主人公悲惨境遇的同情与怜悯。如京韵大鼓《红梅阁》讲述了奸相贾似道和小妾李慧娘在游西湖时，李慧娘因对书生裴舜卿产生爱慕，忘情失语，乃招致杀身之祸。贾似道欲将裴生诓至相府谋害，李慧娘的鬼魂为救裴生，倾诉心肠，说明原委，将裴生救出相府。作品首先表现了作为姬妾的李慧娘在封建礼教和封建制度面前的无奈与卑微，同时，李慧娘对裴舜卿产生的一见钟情，这种情感在封建年代中，显得较为大胆，与封建的男尊女卑相违背，所以这种“有价值的东西”被陈旧的价值观念一旦毁灭，必然会引起悲剧性的矛盾冲突，进而建构起悲剧元素，激发起审美主体对李慧娘命运的怜惜与无限感慨。

第三，悲愤的悲剧美学。这种美带给观众的是对正面人物遭遇的同情的同时，激发了对敌对势力的无限愤慨的审美情感。如评书《岳飞传》的“风波亭”，民族英雄岳飞被大奸臣秦桧诬陷，以莫须有的罪名被杀害于风波亭。作品既表现了岳飞这个英雄人物的气节，更多地是对奸相秦桧丑恶嘴脸的揭露，通过对秦桧的憎恶也激起审美主体对大奸大恶人物的愤恨。至今，在人们的头脑中，秦桧也是以一个奸臣的形象出现。

曲艺艺术的悲剧美学建构中，意境和价值是曲艺悲剧美学两种重要建构方式。除此之外，曲艺音乐设计也是曲艺悲剧的构成要素之一，如一些音乐性较强的曲艺曲种，无论是板腔体还是曲牌联缀体的音乐结构，在根据曲艺文本安排设计唱腔时，都会根据不同的内容，设定不同的唱腔或曲牌，在有些特殊音乐处理上，还可能借鉴其他艺术形式来表现，利用强烈的音乐感染力来完成悲剧美学的建构。再有，演员的表演也是曲艺悲剧的构成要素之一，手、眼、身、步、表情、身段等表演手段都是完成曲艺悲剧的构成要素。由于音乐和表演更多地是属于技艺性质的专业范畴，故本文不作详述。

综上所述，曲艺作为一门综合类别的艺术形式，其悲剧美学仅仅是曲艺美学的一个组成部分，曲艺美学在曲艺理论体系建设中至今仍是一个空白，如何构建曲艺美学理论也是现今曲艺学科一个亟待解决的课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