郑言

西医教育模式的直接移植，一方面加速了中国西医教育的体制化进程，另一方面这种原封不动的照搬与中国社会的实际情况存在着差距，一定程度上造成教育体制与国家政策的脱节。

中国西医学的发展源自于近代传教活动的扩展，随着传教事业的进展和需要，传教士对西方医学的输出从知识层面逐渐向体制层面转变。近代中国的西医教育体制化肇始于新教传教士在中国的医疗实践。

1807年，英国伦敦传教会传教士马礼逊（Robert Morrison）抵达广州，拉开了基督教新教在中国传教事业的序幕，马礼逊也因此成为进入中国的第一个新教传教士。新教脱胎于天主教，是16世纪欧洲宗教改革的产物。新教教义与天主教相比更重视其在社会变革中的作用，强调社会化和世俗化的观点。宗教改革后的社会化潮流使得新教各派积极从事社会文化活动，参与社会变革，把建立人道主义社会秩序作为教会的神圣职责。被派往海外的传教士们在传播教义的前提下，积极发挥医学人道主义精神。

教会西医教育的发端

早在英国医生皮尔逊（A.Pearson）向中国民众传播牛痘接种技术时他就意识到培养中国助手的重要性及必要性。在他看来，中国助手不仅是他与病人之间良好的媒介，还在一定程度上增加病人对西医技术和医院的信任感，相比于传教士，中国民众更容易接受来自本国人的服务。于是他挑选了几名中国学徒进行培养，邱熺从中脱颖而出，成为中国第一位种牛痘的专业医生，后来他根据自己的经验撰有《引痘略》一书于1817年刊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