毕苗苗

近些年，在涉及国家治理的主题论述上，许多专家学者立足当代、面向未来，着力探讨中国共产党自十八大以来，在“四个全面”背景下如何推进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国家治理问题研究的制度化、规范化和本土化。北京大学苏力教授一直在思考中国在遭遇“现代性”之前的国家构成和国家治理问题，也就是古代中国治理的“宪制”问题。在这个问题意识的导向下，苏力教授于2018年初出版了新作《大国宪制：历史中国的制度构成》（以下简称《大国宪制》），对这一问题进行系统的思考和总结。

美国联邦最高法院大法官霍姆斯曾经说过：“应当想事儿而不是想词儿。”苏力教授的思维方式也是如此，在《大国宪制》中，他不是从习惯的宪制/法的定义或其他一些“高大上”的概念切入，“侃侃而谈联邦制、三权分立、司法审查、表达自由、同等保护、正当程序等，而是紧扣引论题记的两句老话，即‘一方水土养一方人以及‘多难兴邦（‘多难以固其国，启其疆土），基于有记录的中国历史片段”，来“努力展示中国这个政治文明体发生、发展和构成的独特性及其道理”。

苏力教授开篇立论明确，认为从传统儒家经典《礼记》推崇的“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以及《管子》提出的“以家为家……以国为国，以天下为天下”的论述中可知，在古代要处理好中国问题，必定会涉及三个方面，即“家·国·天下”。其中，“家”是类似村庄的生活共同体，“家”的问题是基础；村庄是对个人生活、事业和幸福有重大关联的人际圈，这部分交往更容易涉及平等、自由等主题。“家”的问题之所以十分重要，是因为在古代中国，国家权力只管理到县一级，县以下是处于皇权不管的地带，于是就有“天高皇帝远”的说法。这样一来，生活在村庄中的几十户甚至几百户人家，是否也需要一些制度来维持正常的生产、生活秩序？这些制度包含哪些规则？为此，苏力教授尝试对这些问题的背后考量予以深入揭示。

在“家”的问题上，古代并没有写入法律，但在日常生活中人们必须遵守的父子关系、兄弟关系和男女关系，正是村庄日常社会交往中非常重要的三对基本关系。详言之，父子关系重视父慈子孝，父亲要关爱、培养和引导孩子，必要时将自己的关系网延展给自己的孩子，而孩子要孝敬父亲，保证父亲的养老无忧。兄弟关系强调平辈协同，共同守护家庭关系网，并与父子关系一道成为村庄地方自治的基本构成结构，而不需要国家政权通过选举等方式组织村庄秩序，大大节省了村庄管理中的人力，最终形成中国传统社会的“自治”。然而，父子关系自身无法续展，兄弟关系也不能自动发生，不限于夫妻关系的男女关系就承担起延续父子关系、兄弟关系的重要使命。

那么，在揭示了“家”（村庄）的问题实质后，更为广阔的国家治理该如何展开？放眼世界，许多小农经济占主导的国家或地区并不需要国家治理。例如，印度的统一从来没有通过国家治理实现过，都是外部势力或外国人如雅利安人、突厥人、蒙古人以及后来的英国人促成的。但在古代中国，统治者由于种种原因都努力推进大一统、大融合。其中，最重要的原因就是要治理黄河，因为单凭某个村庄或某几个村庄根本无法胜任这项巨大任务，必须在整个中原地区形成强有力的中央政权才能完成。这也解释了为何从大禹时期开始，每个朝代政府最为重要的任务就是治水。

紧接着，苏力教授从历史地理角度指出，中国疆域的大国范围存在着两种文明体系：农耕文明和游牧文明。受制于气候、地理环境、水文条件等因素，两种文明的生活方式、文明类型和程度有很大差异。农耕文明处于长城以南的中原地区，自然环境优越，适合耕种谷物、蔬菜、经济作物，世代常驻，以不流动为特征；游牧文明处于太行山、燕山以北，自然环境比较恶劣，世代逐水草而生，流动性较强。北方游牧民族出于对生存的渴望，常常越过长城南下进入中原地区，而农耕地区的人们不得不长期抵御游牧民族的入侵，保护自身的生存安全，两种文明由此产生多次冲突。历史上从西周起，五胡十六国、蒙古崛起等几次大的变化，都是北方游牧民族大规模进入中原的结果。在这个过程中，中原地區为了保证农耕生产有序稳定，必须成立一个强有力的政府来组织抵抗北方游牧民族。自此，西周以来的历朝历代都建立了制度化的疆域管理体制。虽然疆域几经变化，但基本上逐渐形成了古代中国宪制上的“一国两制”。“一国”即一个中央集权国家，“两制”即郡县制和少数地区自治制度；而中原地区则成为“天下”的制度架构承载地，中原农耕地区和北部游牧地区成为大国疆域的基本范围。

与此同时，为保证“天下”的稳定，最重要的是加强国家治理的制度建设，形成强大的军力和足够的税收，并通过实行察举制、科举制等考试选拔制度，从全国各地选拔精英充实国家治理的人才队伍。其中，为了保证中央政令在地方推行畅通无阻，防止地方保护和腐败，中央政府推行的统一文字和度量衡及官话制度等都是整合各项资源的关键。更为重要的是，少数自治地区（尤其是游牧地区）在感受到中央集权国家各项治理制度带来的经济发达、文化昌盛等繁荣气象后，更愿意服从中央政府管理，可以说，古代中央集权国家治理以追求多民族融合、大一统格局的方式，以农耕地区郡县制为基本管理模式，巩固天下以应对周边威胁，促进了中华文明长久延续。

抚今追昔，当今中国不再是传统农耕文明主导的社会，而是不断推进以工商文明、城市文明、科技文明、法治文明为主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社会的建设和发展。新中国成立以来，历届中央政府推行的“人民公社”“包产到户”“社会主义新农村建设”“新型城镇化建设”“大学生三支一扶”等治理措施，归根到底都是要解决“家”的问题。特别是针对当下农村的衰落现象，如大量精英离开农村进入城市导致农村结构“空心化”，在国家治理层面就提出了要“精准扶贫”，目的在于恢复农村的经济活力、文化活力和生态活力。正因如此，“家”的问题是“走不出的风景”，影响面甚至能够广泛辐射到民族区域自治制度、普通话制度等国家制度层面存在的弱点。由此可见，至今国家治理需要面对的各种问题，最基本的结构问题仍然是“家·国·天下”。

值得一提的是，正如苏力教授一直以来的作品，读者可以不同意他的观点，却无法不被书中展现的语言魅力和智慧火花所吸引。《大国宪制》一书，集精微与宏大于一体，叙事融贯，分析精道，堪称佳作。本书既拓宽了国家治理问题研究的视域，将中国国家治理秩序再造的问题嵌入到了工业化时代大国复兴的大语境之中，同时又更加聚焦，也就是以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的探索经历和发展思路为视角来观察古代中国大变局时刻的“家·国·天下”。

（作者为北京大学出版社编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