冯兴元

一个国家经济越发达，老百姓对处置私有财产的选择空间一般也越大，其资产的用途就越多，资本化程度也越高，老百姓借此生财、增进自身利益的机会就越多。而在我国，无论城市还是农村，都存在大量的非资本化、去资本化或低资本化问题，这些都是低资本化问题。

凡是可以用来生财的资产，均可以视为资本。比如住宅如果能够用来贷款抵押，住宅所有人因此能够获得信贷资金用于投资，住宅就成了资本。如果住宅只是用作为消费，那么就不是资本。

司马迁的《史记·货殖列传》就是专门记载一些企业家如何本着企业家精神利用资产、其他资源甚至能力实现“货殖”，也就是“财货增殖”，或者说“生财”，更准确地说，“货殖”是指谋求“滋生资货财利”以致富而言。这里，司马迁所指的“货殖”，还包括各种手工业经营，农、牧、渔业经营活动，以及采矿和冶炼等行业的经营。确实，这种利用资产、其他资源甚至个人能力，实现“货殖”的行动，何尝不是在利用广义的资产呢？甚至可以说，这种广义的资产已经变成了广义的资本。比如利用山上的竹子和自己的篾匠技能经营手工业，对于司马迁来说，也是一种“货殖”活动。这里的竹子和篾匠技能，均可以视为广义的资产或资本。这样看广义的资产或资本是有道理的。比如，世界银行在编制141个国家的国家财富资产负债表时，追踪了1995年至2014年间这些国家4种不同类型的资本：生产资本（如道路，机械和建筑物）、人力资本（基于对劳动力未来收入的现值的估计）、金融资本（海外净资产）以及自然资本（主要是地下能源资源、矿产、森林和农地），这里采用了广义资本的概念。世界银行的研究表明，亚洲人均财富自 1995 年以来平均年增长率达 3%以上，主要来自广义资本投资的驱动。而津巴布韦的财富急剧下降，主要原因是与国内失业率较高、数百万受教育程度最高的人口移民到南非和其他地区的相关的人力资本下降有关。

在这里，我们看到，无论是资产、其他资源或者个人能力，都是可以视为广义的资产或者资本，只要它们是用来实现“货殖”的。它们都是通过被运用到生产经营过程而获得回报，在这一点上，它们没有什么本质差别。

我们暂且不谈广义的资产或资本，回到正题，看看我们通常所谈的资产和资本。奥地利学派经济学的资本理论非常与时俱进。它认为，只有当资产纳入到生产经营计划当中，才能算资本；如果未纳入生产经营计划，被闲置不用，就不能算资本。如果我国的国有钢铁企业存在大量的过剩产能，提供这部分产能的对应资产就不会纳入到生产经营计划，就不是真正的资本。确实，这有点像一个人，如果成了废人，就不能叫劳动力。此外，资本存在异质性。同样一种资产，不同人将其用于不同的用途，就像上述住宅，有人将其用作资本，有人只将其用作消费品。这说明，同样一种资产，不同的人对其是否作为资本，其主观看法可能不一样。即便不同的人将同一种资产视为资本，其心目中的资本用途也不一样：有人将住宅作为贷款抵押品；有人将其用于出租；有人把它装修后用于商用，比如开个店铺；还有人将其作为“逆按揭”抵押品。“逆按揭”在西方国家比较流行，应特别值得关注，比如一位老人可以将其住宅抵押给银行，银行每月按约支付老人一定的生活费，比如8000元，一直到老人寿终。老人寿终之后，银行变卖房产，扣下约定的银行本息总额，余额可以按约转给老人指定的继承人；不足部分从某种参与运作按揭的中介公司获得补足。在香港，按揭证券公司就是此类中介公司。

在上述一些例子中，涉及资产变成可借以生财的资本，这种情况叫做资本化。比如住宅用于出租，就是这种情况。资本化这个概念非常重要。我们要区分四个相关的资本化概念：资本化，非资本化，低资本化以及去资本化。资产本来可以变成资本、但是不允许变成资本，这种情况就是资产的非资本化。比如农宅不允许出售给城里人，在这个意义上就是非资本化的情况。资产本来可以配置到获得最高的可能回报的地方、但只是配置到较低或没有回报率的地方，这种情况就是资产的低资本化。比如农宅只能首先在集体成员内部转让，同时不能转让给城里人，在这个意义上就是低资本化。资本本来已经配置到最高回报的地方，后来又被配置到较低或者没有回报的地方，这种情况就是去资本化。我国在民国时期农地可以自由转让，目前则限制很多，在这个意义上就是去资本化。可以看到，非资本化、低资本化和去资本化的概念有交错的地方，这与我们采取的视角有关。

很显然，非资本化，低资本化和去资本化均减少了老百姓借助資产的资本化实现自身利益、同时增进社会福祉的机会。而资本化是盘活资产的过程。著名经济学家德·索托在其著名书作《资本的秘密》中就说过，很多发展中国家存在着大量的资产，只是这些资产没有成为“活资本”。言外之意，这些资产属于“死资本”，或者“半死不活的资本”，而非“活资本”。所谓“活资本”，是指能够朝着回报率最高方向自由配置的资产。按照他的理论，我国农村地区“死资本”和“不死不活的资本”的规模是巨大的。这一点从绝大多数农宅和农户宅基地无法用于抵押即可看到。

在一个成熟经济体中，资本化最为充分的当数股市。股市上股票总市值的英文表述翻译成中文就叫“市场资本化”，它是流通股价格及其数量两者相乘之积。比如，阿里巴巴股票，2018年3月9日的收盘股价高达190.55美元一股，总市值达4896.14亿美元。阿里巴巴股票总市值基本上反映了股民对来自该公司的未来所有可能预期回报的折现。

一个国家经济越是发达，老百姓对处置私有财产的选择空间一般也越大，其资产的用途就越多，资本化程度也越高，老百姓借此生财、增进自身利益的机会就越多。而且老百姓利用其资产增进自利的过程，需要同时为他人创造价值，以此来增进自身的自利。资产的资本化背后也是交换过程。交换总是基于产权和合约，使得交换双方受益。因此，个人借助资产追逐自利，也是无形当中增进社会福祉的过程。这就是市场作为斯密所言“看不见的手”的魅力之所在。

无论是在我国城市还是农村，均存在大量的非资本化、去资本化或低资本化问题。从笼统角度看，这些都是低资本化问题。我国农宅和农村宅基地使用权大多没有权证化，不能用来抵押，不能用来生财，因而也不能用来提高农户收入。北京市近郊大量农宅没有权证化，有着很多转让和使用限制，但事实上很多用于出租给城里人，而按照现有的法规政策看，那是非法的。

权证化本来能够大大加快各种财产权利的转让和利用，促进资产的资本化。我国法律规定农村土地集体所有，城市土地国家所有。其实绝大多数村庄的那些老农宅和老宅基地，是历史上传承下来的祖产，本来就是私人财产。在中国众多村庄，绝大多数农宅是没有房产证的，宅基地也没有产权证书，再加上种种法规政策限制，无论新老农宅还是宅基地，在绝大多数地区无法用于贷款抵押，也不能自由转让。城里人不允许购买农宅，或者租赁农宅，更不能买入农村宅基地的所有权或者使用权。当然，现实中存在大量的农宅私下买卖，但私下买卖伴随着很大的产权不安全性：农户即便签约卖出了自己的农宅或者转让了宅基地使用权，但他随时可以反悔，说自己当时不清楚具体法律规定，现在想收回。多数诚实的农户不至于如此，少数顽劣的则会利用这种法规政策漏洞。

农村的农宅和宅基地属于资产，但是大多没有资本化，这使得我国农村的老百姓丧失了许多收益机会，守着自己的住宅和宅基地哭穷，就有点像是抱着金饭碗讨饭。当然，很多边远地区的农宅和农村宅基地使用权即便可以资本化，其售价也可能没有多高。但是认为所有边远地区的农宅和农村宅基地使用权必然会售价便宜，那又犯了认识论错误。在竞争性市场，买卖双方根据自己的主观评价出价和应价，不同的卖主，其心目中对农宅和农村宅基地使用权的用途有着不同的考虑，有着最高预期回报率的卖主，其叫价最高的动力最大。因此，部分农宅和农村宅基地使用权的售价很高，也是可能的。

各大城市都有大量的小产权房，也大多是没有权证化的资产。北京人比较死板，对小产权的权证创新不足，但深圳人比较聪明灵活。根据笔者几年前与刘业进教授在深圳进行的实地调查，深圳的小产权房在政府管理之外建立了可以自由转让的市场规则，同时为了保证买房人的利益，在小产权房的交易过程中，也开始引入律师作为见证。做律师见证书一般以套定价，500—1000元/套。这里需要注意，见证书不是公证书，但是买卖双方均认可它。如果小产权房主要卖房，那么买卖双方一同到“律师楼”注销原房主，重新登记新房主就可以了，这就保障买房人能将小产权房顺利出手。为了给买房人更多信心，一些小产权房的开发商开始绕开政府部门，自己发放房产证，在某社区开发商给当地居民发放的房产证上，记者看到，不仅有开发商编的房产证号，同时也标上了使用年限为50年，以此代替深圳国土资源和房产管理局的管理。

产权的不稳定影响资产的价值和资本化。比如我国的住房“逆按揭”市场的发展还远远滞后，存在着很多法规政策障碍，部分原因是产权的不稳定。房产土地使用权年限最长为70年，金融机构和有意购房者对使用权年限到期后如何续期有顾虑。目前政府开始注意解决这些问题，正在推行一些农宅和农地改革试点。国土部也在2016年底承诺对房产土地使用权续期推行“兩不一正常”的过渡办法，即：不需提出续期申请，不收取费用，正常办理交易和登记手续。

我国存在大量的资产，可以通过改革，完善产权制度，对各种资产（包括各种权益）进行权证化，然后放开相关的资产用途限制，实现巨量资产的资本化。近年来，这方面的改革势头良好。例如政府在一些地区试点农村耕地的“三权”分置，也即耕地所有权、承包权和经营权的分置，允许耕地经营权用于抵押、转让或其他更多用途。每一种资产均包含一束权利，叫“权利束”，包括所有权和使用权。而且还可以进一步细分权利。随着推行乡村振兴战略，各种农村资产，包括农宅、农村宅基地和耕地的相关权利束中的每一种权利均可以权证化。城市和乡村情况都一样，很多资产的权利束可以进行充分分解和逐项权证化，而且随着相应用途的进一步放开管制，资产的资本化将提高老百姓的小家庭收入，也造福整个社会。

总而言之，我国需要更多关注城乡个人资产的低资本化问题，要加快走出低资本化陷阱。这不仅适用于我们所讲的一般资产，也同样适用于一般资产之外的其他资源和个人能力。

（作者为中国社会科学院农村发展研究所研究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