周立新

“我只想当一个好医生，事实证明，我做到了。”

“视而见，见则思，思而行，行必果，这是我行医一辈子，自然而然的总结。”

几次死里逃生，汪忠镐一度被诊断为“过敏性哮喘”，其实却是“胃食管反流”。这段从误诊到治愈的故事，汪忠镐讲了十多年。

从一次学术会议说起

2017年11月11日，北京汉华国际饭店三楼，中国医疗保健国际交流促进会胃食管反流多学科分会2017年年会暨第八届汪忠镐医学论坛——国际胃食管气道反流高峰论坛在这里举行。

医学类学术会议以人的名字命名，国内外不多见。汪忠镐医学论坛是他的学生们一再坚持的结果。

本次论坛的开幕式上，汪忠镐致辞：“书里没有的，要把它写进去；书里错的，要把它改过来。”这是他读书时就有的想法，也是长期以来对自己的要求，如今说出来，是希望大家共同努力。

这句话的背后，有一个汪忠镐讲了不知道多少遍的故事。

不明原因的“窒息”

2004年12月，汪忠镐到外地给一位布加综合征患者做手术。按照计划，头天晚上会诊，次日上午手术。会诊完毕回到宾馆已经很晚，夜里汪忠镐突发憋闷，被送进急诊室。在他记忆里，那是第一次与死亡擦肩而过。

其实，在此之前，汪忠镐也经常在夜里一两点钟被憋醒。不能平躺，他就索性坐起来工作，然后白天继续上班。在旁人看来，他并无异常。2005年，他又经历了4次致命的窒息，幸亏每次都能在第一时间被送到急诊室抢救，没有造成严重的后果，也未影响工作。其中有一次，在被抢救后的第二天，正在打点滴的汪忠镐接到电话说有患者在手术台上突然大出血，需要抢救，他挂断电话，拔下针头就冲出病房，抢救结束后，回到病房继续输液。

汪忠镐想找发病的原因，多次去看呼吸科医生，每次得到的诊断意见各不相同：过敏性鼻炎、过敏性支气管哮喘、呼吸暂停综合征……他用过很多药，经常一种新药刚出来就用上。医生常对他说的一句话是：“等下一种新药出来，你就有希望了。”但却常常是希望变成失望。当花花绿绿的药盒铺满茶几的时候，汪忠镐迟疑了：“这什么时候是个头呢？”

窒息就像一颗不定时炸弹，不知何时会引爆。那段时间，他常常需要通过咳嗽缓解咽喉不适。学术会议上，他不好意思当着大家的面咳嗽，只好频频往洗手间跑。

汪忠镐问自己：“人活一口气，我这口气怎么就这么难呢？”

医者自医

医不自医，但汪忠镐却是例外。

汪忠镐不认为自己得了哮喘，也不认可呼吸暂停综合征引发窒息的诊断。

在一次国际会议上，来自印度的Kotwal教授提醒他，有没有可能是胃食管反流呢？不过胃食管反流的典型症状是烧心、反酸、胸疼，汪忠镐一样也没有。回国后，汪忠镐找到消化科，给自己做了食管内24小时pH值监测。结果显示，有200多次反流，最长的一次持续42分钟，而这个时段恰好憋气最为严重。看到这个结果，他确信自己的憋气就是胃食管反流引起的。

汪忠镐提出的治疗方案是通过手术将贲门缩紧，但却碰到了另外一个难题：没有医生愿意给一位“哮喘”病人做胃部手术，因为没有人相信他给自己下的诊断。

又是一个工作日，汪忠镐再次窒息发作，硬生生地倒在了众人面前。

一定要手术，国内找不到医生，就到国外找。“做完手术，即使一点效果没有，我照样感谢你。”他恳请医生尽管放心，而且还要“矫枉过正”，让贲门比正常状态偏紧一些。虽然这样做很可能导致吃饭费力，但至少可以呼吸，可以活着。

2006年3月25日，汪忠镐在美国接受了胃底折叠手术，当晚即见效果，呼吸顺畅。不过，贲门确实有点紧，从此饭量少了很多。汪忠镐向医生表示感谢，却隐瞒了饭量减少的事实，作为一个病人，他认为这是自己需要恪守的“患德”。

看着自己的钡餐造影X光片，汪忠镐问自己：“我这么‘该死的病人，怎么就活了？”看着看着，他敏锐地发现了一个机理：咽部类似“鸟嘴”，一般情况下处于关合状态；食管反流上来的水和气经过咽部“鸟嘴”达到一种喷射状态，类似经过喷壶或者香水瓶，酸性气雾进入气道引发窒息，形成和过敏性哮喘一样的症状。继而，他提出胃食管反流的四个不同阶段，将胃食管反流从现象上升为理论。

将“重大发现”广而告之

“我是不是还应该做点什么，让跟我一样的病人早日得到治疗，脱离苦海？”他问自己。很快，汪忠镐在《科学时报》发表科普文章《胃食管反流不可忽视》。

2006年4月29日，国内首家胃食管反流病中心在二炮总医院（现更名为中国人民解放军火箭军总医院）成立。一间病房，算上主任汪忠镐，一共3个工作人员。中心成立当天，一位长期被误诊为哮喘的胃食管反流病患者接受了内镜射频技术手术。

看到门诊患者寥寥无几，汪忠镐心里起急，他为那些正在饱受胃食管反流折磨的病人急，他为病人不知道有病可医急。正确的诊断与及时合适的治疗，对患者至关重要，这也是医生的职责。他常说：要挽救所有被误诊的患者，让他们尽早脱离病痛折磨；要帮助所有医生，通过模糊的表象，尽早锁定胃食管反流的诊断。

没有想太多，汪忠镐带着同事去医院门口的街道义诊。为宣传胃食管反流，他开始频繁接受媒体采访，甚至上电视现身说法，讲述自己親身经历的这段“死里逃生”的故事。这些举动，让熟悉汪忠镐的人大为吃惊，早年已是血管外科的杰出医生，汪忠镐常常拒绝采访，可是出了名的低调。

《临床误诊误治》2006年第5期首篇刊登了汪忠镐的论文《胃食管反流病不容忽视——谈中老年胃食管反流病》，同时刊发了裘法祖院士为他写的推荐信，建议发表这篇文章。在二人近30年的交往中，裘院士在学术、事业、生活上都给予汪忠镐无微不至的关怀，“世有伯乐，然后有千里马。千里马常有，而伯乐不常有。”每每谈起裘法祖院士，汪忠镐总是感慨万千。

经过汪忠镐团队十多年的推广和帮助，人们对胃食管反流的认识程度大幅度提高。目前，全国很多医院都已开设胃食管反流诊疗中心。

关于汪忠镐和胃食管反流的故事，有人说“该着”，就该着汪忠镐得这个病，换了谁都不好使；也有人说“幸亏”，幸亏汪忠镐，才找到病因。他自己却说：“我把病人的疾苦放在心中，只有这样，才能有最大的动力，千方百计为病人想办法。”

汪忠镐遵从父亲的意见，走上从医的道路，开始了他悬壶济世的一生。在布加综合征领域，汪忠镐代表国际最高水平。

悬壶济世三代人

汪忠镐出生在1937年9月，正值日本侵华战争全面爆发。三岁的汪忠镐跟随父母开始了流亡的生活，三次险些命丧日本侵略者的屠刀。逃亡路上，遍地是同胞们的尸体，到处是烧黑的房屋。当时，父亲是军医，他亲眼目睹父亲为抢救病人奔忙，悉心照料每一位病人。对父亲的崇拜，使他在幼年时便对医生这个职业产生了深深的敬意。

1956年，汪忠镐参加高考。心想着“学好数理化，走遍天下都不怕”，他在志愿上填报了清华大学电机系。谁料父亲知道后震怒，要求儿子学医。汪忠镐理解父亲的苦心，遂改报医学。他想报考协和医学院，可偏巧那年协和没有招生计划，只好改报上海医科大学，并最终以高分录取。

读书期间，汪忠镐表现出超越他人的勤奋。实习期间，他自学英文，翻译了一本南非医生著的英文版《临床体征学》。俄语出身的他，通过查字典完成了嗜铬细胞瘤英文材料的查阅，写出满满10页的病人首日入院日志。

1961年毕业分配之际，按照当时的规矩，汪忠镐填写了5个分配志愿，都在长江以南，但最终却被挑选到协和医院，并且成为曾宪九教授的学生。当时的曾宪九，已经是我国外科学泰斗级人物，是中国现代基本外科学重要奠基人之一。汪忠镐的“协和”梦“意外”地圆了，悬壶济世的一生就此开始，并在孩子们的身上得到延续。如今，他的两个孩子均选择医生作为自己的职业。

協和医院好成长

协和医院充分满足了汪忠镐对于学习的渴望：从诊室到手术室，从患者到医生，从医学典籍到经典病例。“贪婪”并不足以描述此时的汪忠镐，他沉浸在知识的海洋里，无法自拔。

协和工作26年，汪忠镐靠常人难以企及的勤奋和钻研，从医生成长为医学大家。他要感谢的人很多，但最难以忘怀的，还是恩师曾宪九。

作为指导老师，曾宪九亲自动手给汪忠镐修改论文，大到句子结构，小到单词拼写错误。他们同台手术，汪忠镐是主刀医生，曾宪九做第一助手。曾宪九坚持“没有随访就没有文章”，并以此为理由“压”下了汪忠镐首次成功实施3例“布加综合征”手术的论文。在导师的指导下，汪忠镐开始对胃癌手术患者进行随访跟踪研究，25年，1250个病例，查阅资料、写信、采集信息、统计数据、分析材料，从来没有马虎过。直至今日，汪忠镐对胃食管反流诊疗的随访工作一直在进行。

曾宪九教授查房，是协和的一道风景，他总是在现场详细讲解如何认真细致地观察和检查患者，如何缜密地分析研究病症，如何提出正确的诊治方法和手段。此后几十年，汪忠镐一直遵循恩师的查房制度。

曾宪九说过这样一句话：外科是“Art and Science（艺术加科学）”，这也成为汪忠镐行医路上的座右铭。故事要从“6·26病房”说起。“6·26病房”是“文化大革命”期间设置的特殊病房，专门收纳贫下中农患者。在那个特殊时期，老教授们“靠边站”，还是青年医师的汪忠镐被迫“顶大梁”，担起了协和医院“6·26病房”的重任。身患疑难杂症的病人从全国各地涌入医院，汪忠镐感到自己面对着前所未有的挑战。无所适从之时，他悟到恩师关于外科的体会，外科可以在科学的原则上，发挥艺术性创造，解决遇到的实际问题。他大胆思考，在有限条件下，针对每一个病人的实际情况，别具匠心地提出治疗方案。

曾宪九高尚的医德、严谨的治学态度、科学的思维方式、无以伦比的医术，深刻影响了汪忠镐。

1985年5月，曾宪九教授离世。当遗体从太平间推出来做最后的告别时，由于气温变化，老人满脸是“汗”。汪忠镐饱含泪水，用手绢小心翼翼地将老师脸上的“汗”拭去。

攻克世界医学难题

汪忠镐有个习惯——写总结，不论每天的工作多忙，他都会抽空将思考变成文字。当年，家里生活再紧张，每个月2元钱的稿纸费从来没断过。如今，有数可查的文章超过1000篇。汪忠镐说：“不能说我文章有多高的质量，但甭管质量怎么样，每一篇起码都能解决一个问题。”这就是汪忠镐的初心。

多年以后，汪忠镐总结出自己一辈子的行医体会：视而见，见则思，思而行，行必果。

在协和，汪忠镐跑的最勤的地方是病案室、图书馆。发黄的病例伴着他度过了一年又一年。也是在这里，他第一次找到布加综合征的文献。

如今，布加综合征的起因和处理办法都已经非常清晰。它是由各种原因所致肝静脉和其开口以上段下腔静脉阻塞性病变引起的常伴有下腔静脉高压的一种肝后门脉高压症。由于发病原因复杂、症状多样，且不同地区的症状差异很大，因此处理方法非常多。但是在20世纪70年代的中国，布加综合征却鲜为人知。面对病人腹水、骨瘦如柴、发热的症状，没有人知道病因究竟何在。

在协和医院临床病例讨论会上，汪忠镐从张孝骞教授那里第一次听说“布加综合征”。会议结束后，他马上就去查阅资料，从《希氏内科学》中仅找到2/3页材料。此后几十年，汪忠镐根据上千例临床经验，总结出24个治疗方案，成就了他世界知名专家的国际地位。

在中国，血管外科尤其是布加综合征的研究，汪忠镐是一个代表性人物，是一个品牌。如果不是他自己坚决反对，中国血管外科很可能会被命名为“汪氏血管外科”。而《汪忠镐血管外科学》之所以在书名上署了名字，则在于裘法祖院士的坚持。全书共计1568页，重3千克。

总结一辈子的行医体会，汪忠镐说，我把病人的疾苦放在了心里。

病人需要的，他都给

生逢特殊年代，汪忠镐的行医经历异常丰富，很多手术是在简陋的乡镇卫生院进行的。1970年，汪忠镐所在的西北医疗队下乡服务，他作为主刀医生为一名消化道严重出血的患者进行胃大部分切除手术。病人术前大出血、休克，急需输血。得知患者血型和自己的一样，危急时刻，汪忠镐下了手术台，转身伸出手臂，献出200毫升血。众人见状，也纷纷效仿，病人很快转危为安。

十几年前，一位患者接受了复杂的手术，出院在即，打算乘火车从北京回温州。汪忠镐急了，好不容易治好了，坐火车时间太久对病情不利，那怎么能行！汪忠镐硬是塞给患者2000元钱，让他买飞机票。意外的是，时隔两年后患者将2000元又寄还回来。

在汪忠镐的内心深处，总是希望能给病人再多一点同情，再多一点关心，多一点认真。正是在这种心理的驱动下，他不断提高对自己的要求。

“我是穷人的大夫”

有一次，汪忠镐从报纸上看到汪辉祖的故事，便与父亲聊起来。他感动于此人的光明磊落、刚直不阿，虽历尽沧桑，依然保持真诚、坦诚，更感叹此人的性格与自己如此之相像。不料父亲听后哈哈大笑，说此人就是他的祖宗——龙庄公。此后，汪忠镐经常戏称自己的性格是“返祖现象”。

有人问汪忠镐，这么高强度的工作，靠什么“补药”支撑？汪忠镐说：“给别人治好，心里那种感觉，就是生命的补药。”如今，80岁的汪忠镐依然东奔西走，他很少去大城市医院，更多的是往小地方跑。他认为自己是穷人的大夫，基层更需要他。

汪忠镐说：“我只想当一个好医生，事实证明，我做到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