董伦强

[摘要]经济发展是执政党的核心任务，当前却面临着速度与质量，公平与效率，民主与法制建设和社会现实，党领导改革与自身的建设，加强党的一元化领导和提高地方政府积极性，大国政治与韬光养晦等等矛盾.如何解决这些矛盾无疑对我党是一个严峻的考验.

[关键词]执政党 矛盾 问题

中国共产党作为执政党，从1949年新中国成立以来，已经带领全国人民走过了半个多世纪的建设和发展、改革和开放的道路。尽管在特定的历史时期，由于特定的历史环境，我们党也不可避免地出现过许多失误。但是，历史已经证明，我们党毕竟交了一份为世人高度评价、令人民非常满意的执政答卷。然而，“这只是万里长征走完了第一步”。进入二十一世纪以后，我们党面临着更加复杂的国内外形势，肩负着更多更繁重的经济社会发展使命，不言而喻，摆在我们面前的困难和挑战也越来越多、越来越大。给我们党的执政发展能力形成了极大的考验。对此。我们要认清实质、抓住关键并努力化解。当前，我们党面临的矛盾与问题有很多，这里，笔者就其中的几个方面加以探讨：

一、经济发展速度与经济发展质量之间的矛盾与问题

经济发展是一切国家、一切时代的社会、文化和其他各个方面发展的基础和前提，也是当前我国社会各项事业发展中的重中之重。改革开放以来，我国的经济发展连续保持着近10%的增长速度。这使得我国的生产总量和财富规模都得到了巨大地扩充。但是，这种增长是以“高投入、高消耗、高污染、低效益”为特征的粗放式的经济增长。它不仅让我们付出了极大

的资源能源消耗和环境代价，也使我国今后的发展面临着越来越严峻的资源能源和环境的瓶颈制约。因此，我们今后必须注重增长方式的转变和发展质量的提高，实现“又好又快”的发展。但是，说起来容易做起来难，就我国目前的现实状况来看，全面实施至少面临着以下几个方面的困难和制约：①过于侧重经济的发展质量，必然要严重制约经济的发展速度，而经济发展的速度在当前来说还是必要的甚至是极为重要的。当前，我国的经济总量尽管已经排在了世界前几位，但是，人均数量则仍然是比较落后的。有不少地方的经济发展水平还很低下，人民生活还相当贫困。因而，我们必要在今后相当长的一个时间内，继续保持经济的高速增长和资源能源的持续投入。②经济的低质量是解决当前我国劳动就业问题等社会问题所必须付出

的代价。纵观我国的经济发展结构，那些经济发展质量低下的企业，大都集中在规模小、技术装备差的个体私营企业和一部分对外出口和外贸加工企业。这些企业的特点就是劳动密集，能够安排大量的劳动就业，而对国家的利税贡献却不是主要的。因此，如果单纯从经济的发展质量的角度来看，对它们进行取缔的话，那么，就会有一大批工人下岗。例如在对外贸易中，我们每出口一万美元的纺织品，可以安排0.8纺织工人就业，

每出口一万美元的农产品，可以直接和间接安排20个农民就业。这就是问题的实质之所在。③经济发展方式的惯性制约问题。几十年来，我们经济的发展方式已经形成了一定的格局，无论是设备、技术、工艺，还是管理制度和人们的思维意识，都是按原来的模式运行的。而现在，即使对于那些有条件的部门、行业和企业，要进行运行模式的改变，也还牵涉到工艺调整、制度转换、观念更新等一系列環节的时延和适应问题，这个时延和适应过程在好多领域可能需要许多年。④最困难的是，衡量经济发展质量的许多标准难以量化，又由于涉及到的环节众多，执行人员的素质又参差不齐，还有些人政绩意识、任期意识、显效意识浓厚，因此，实施、监督、检查和控制都有一定的难度。所以，经济的发展速度和经济的发展质量的协调成为我们面对的两难选择。

二、社会主义公平与市场经济效率之间的矛盾与问题

我们当前正在进行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建设，这是社会主义根本制度和市场经济的结合。但是，市场经济作为一种配置资源的方式，与社会主义制度的基本原则和要求，毕竟有很多不合辙的地方甚至是相冲突的地方。比如，公平与效率的问题。社会主义是讲求公平的（当然不是绝对的公平），甚至可以说公平是社会主义的应有之意，而市场经济是讲效率的。关于二者之间的关系，我们为了迅速发展生产力而提出了：“效率优先，兼顾公平”的原则，但是，在现实的社会生活中，两者之间的冲突和矛盾及其所带来的社会问题是难以用兼顾方式来解决的。比如，近些年来出现的倒牛奶事件：一些地方的奶农生产出的牛奶卖不掉而不得不倒入臭水沟里。这种现象便引来一阵惊呼和争议：有人提出，这不公平，在一部分社会成员还没有完全解决温饱的情况下，社会财富不应该这样人为的浪费掉。——把牛奶倒进水沟里，把生猪扔进大海里，任棉花烂在田里……，这是资本主义经济危机爆发时的现象、是资本主义腐朽性的典型表现。我们是社会主义国家，我们不应该出现这种现象，政府应当解决这个问题。但是经济学家出来分析说，我们目前是在搞市场经济，而市场经济是讲求效率的。在牛奶已相对过剩（在某些地方和某些时间内）的情况下，对一个社会来说倒掉或许是成本最低的。因为，不论是政府出面收购，还是收购后的出路，其结果，投入成本可能要比牛奶本身的价值高得多。因而，对这种供求之间的具体事务，政府就不应当参与其中，而且越参与越麻烦——你政府今天收购了奶农的过剩牛奶，那么，明天也应当收购菜农的过剩蔬菜、后天也应当收购果农的过剩水果……，等等。这样，市场经济就没法搞了。其三，政府的钱也是有限的，也不是可以随便花的，也应当“好钢用到刀刃上”，等等。上述两种意见是算“政治帐”还是算“经济帐”之争。究竟应当如何，这是摆在我们执政党面前的一个两难选择。当然，在当前，诸如此类的现象很多，比如：一些暴富群体、一些所谓的大款，他们利用自己的财富能不能进行奢侈型、挥霍型消费，等等，这些都需要我们的执政党来面对。

三、民主法制建设与社会现实条件之间的矛盾与问题

我们要搞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我们要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要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必须进行社会主义民主和法制建设。否则，我们就不能建设成为真正意义上的现代化国家。——这是人类社会前进的规律，也是国内民众的广泛呼声和强烈愿望，更是我们经济社会发展的需要和前提条件。没有民主、特别是没有社会主义的民主，人民的意见、呼声就反映不出来、人民的智慧和积极性就调动不出来。国家的经济社会发展就缺乏持久的、深厚的动力；同样，没有社会主义法制，一个社会的秩序、尤其是市场经济条件下的经济社会秩序就得不到保障，广大人民群众的基本权利和人格也得不到保障，社会也就不能真正的稳定和发展。因此，我们无论从哪个方面来说，都必须搞社会主义的民主和法制。但是，民主和法制也是需要一定的社会前提条件的，什么样的国情、什么样的历史文化背景、什么样的社会民众土壤，需要搞什么程度、什么形式的民主，都需要人们因地制宜的来对待，而不能模仿套用、照抄照搬。如果搞不好，只会适得其反。高质量的民主，是以高素质的社会民众为前提的。否则，就会适得其反。当前，由于我们的社会条件还不成熟、社会民众素质整体水平还不够高且参差不齐，因而，在推行民主的过程中，往往出现人们之间相互推委扯皮、推卸责任；会成为不同政见者、不同派别之间相互攻击、发泄自己不正常情绪的一个途径。而且，民主形式也常常通过威逼利诱而被某些人利用和操纵，成为人们达到个人目的的堂而皇之的工具。这些，在我们这几年进行的村民自治选举中就表现得很典型、很充分。因而，我们现在根本没有条件实行所谓的“大民主”。更何况西方一些国家的“大民主”也有很多失败之处。而法制建设，一个最直接也是最大的不利因素，就是高成本问题。因为，法制是以原则、条文、程序为主要特色的。那么，这些方面的每一个环节就都牵涉到很大的成本投入。早在好多年以前，美国就有人告诉我们，中国搞法制建设可以，但是千万不要象美国那样被拖入“诉讼社会”。所谓“诉讼社会”，就是不管事大事小，都要进入“官司”程序，人们过分敏感于自己的人格、权利的维护和不容侵犯，整个社会为律师所左右和控制。目前美国三亿人，有律师1100万。我们中国十三亿人口，如果拥有象美国那样高密度的律师人员和高密度的诉讼率，那么，就我们目前的财力和精力，将是承受不了的。所以，正如邓小平同志所说的那样：中国的民主法制不是不搞，而是要一步一步来，要适合中国国情。但是，如何一步一步来，这是一个十分复杂的问题。

四、党领导改革与党的自身建设之间的矛盾与问题

中国的改革开放是由中国共产党领导的自上而下进行的。我们党的领导，不仅表现在制定改革开放的路线、方针和政策，还表现在许多地方党委政府及其领导干部全身心地投入到经济改革和对外开放每一个环节中去。例如，亲自带头洽谈项目、招商引资、制定规划、协调关系等。——这也是我们党“讲政治”的一个具体体现。然而，正是这种“零距离”的融入，使我们党面临着又一个两难的选择，那就是：领导改革的过程中我们党的领导干部的行为方式与党的宗旨原则之间的难以兼容问题。根据党的宗旨原则，我们党的每一个党员干部在工作、生活中都必须清正廉洁、坦诚无私、艰苦朴素。可在经济建设这个战场上，许多环节和过程显然是无法达到这一点的，例如，在招商引资过程中，他们为了能够为本地引进更多的项目和资金，许多地方的党政一把手亲自出马，往往要和投资商搞好关系、联络感情，有时是称兄道弟，甚至是觥筹交错、歌舞相邀。那么，这就牵涉到一个最敏感的问题，那就是，当我们的党政领导干部在这类活动中喝美酒、吃海鲜的时候，他们究竟是在为了一个地方或部门的经济发展“冲锋陷阵”呢？还是在花天酒地、奢靡挥霍地搞腐败呢？当他们由于长期和富翁大款频繁接触而逐渐受对方的思想观念、生活方式的影响而淡化了党的宗旨意识、甚至被对方的“糖衣炮弹”所击中的时候，我们是应当把它归结于环境的不好呢，还是应当责怨于他们自己的党性不强、立场不坚定呢？当好多人迷失方向、越陷越深，最后沦落为党和人民的罪人，而受到法律制裁的时候，我们是应当为法律伸张了正义而拍手称快呢？还是为这些曾经为党和人民的事业作出过很大的贡献、曾经非常优秀而且也非常有前途的干部“中箭落马”而感到痛惜呢？——不吃不喝，难办成事，一吃一喝，打开了缺口和闸门，就难以自我控制，因而就形成了一个“迷雾区”。除此之外，其它还有许多类似的情况：例如，好多地方都有奖励招商引资的规定。那么，作为党政领导，他们招商引资的成功，究竟是因为他们个人能力呢？还是他们的职务在起作用呢？对于奖金，他们是应当象普通人一样泰然受之呢，还是应当拒绝接受呢？现在，对农村党支部書记的要求，其中有一项就是：“个人不致富，不能当干部；不带大家富，不是好干部”，既然农村党支部书记可以合理合法地致富，甚至作为他们能否当干部的一个条件。那么，我们党更高层次的干部，能否合法致富呢？致富的途径是什么呢？我们党的领导干部，能否理直气壮地成为百万富翁、千万富翁呢？这个途径又是什么呢？——这些，都值得我们深入研究和思考。

五、加强统一领导与地方积极性发挥之间的矛盾与问题

我国是一个具有十三亿人口，三十多个省级行政区划和中央、省、市、县、乡五个行政层级所组成的一个大国，因而，我们的经济社会发展就涉及到中央和地方之间的关系问题。这也历来是我国发展中的一个重要的关系问题。经过50多年的发展，尤其是30年的改革开放，我国经济社会等各个方面的情况都发生了很大的变化，中央和地方这样一对矛盾中的两个方面的关系也变得更加复杂了，处理起来也非常棘手。首先，加强中央的统一领导，可能会大大限制地方积极性的充分发挥。而现实生活中，不充分重视地方积极性的发挥还不行。因为各地方经济社会发展的基础差距很大，各地的人力、资源、资金、市场、技术、环境等优势各不相同，如果大包大揽，捆地方手脚，改革开放政策的内在活力就根本无法体现。当前的现实也从反向的角度证明了这一点，凡是经济社会发展比较好、比较快的地方，都是当地的干部群众能够正确的领会和充分地运用党的各项方针政策并结合本地实际、充分发挥地方优势的结果。这些地方的发展，不仅给当地的人民群众带来了实惠，而且也给国家的经济和社会发展作出了很大的贡献，给落后地区的改革开放树立了榜样。没有这些地方的发展，我们党的“先富带后富、走共同富裕的道路”政策的实施就缺乏根本的前提条件。但是，如果我们因此而过分强调地方积极性的发挥、弱化中央权威、中央的统一领导和宏观管理力度，则也肯定是不行的。那样势必会导致各地方各自为政、“诸侯分割”、地方保护、非理性竞争等局面的出现。从而对我国各项发展战略的实施和各种宏伟目标的实现形成严峻挑战。这些方面在我国最近几年的发展中不但有大量的典型例子，甚至还表现的比较严重。比如，在开发区建设中，好多地方不顾当地的实际情况，把开发区搞的太多、太大、太滥；在项目建设中，没有全国一盘棋的观念和意识，进行庞大的项目投资和重复建设，造成大量产能过剩和社会资源的闲置和浪费；在招商引资过程中，各地进行恶性竞争，纷纷降低门槛，引进一些能耗物耗高、污染严重的项目，从而造成蚌蛎相争、渔翁得利的结果，而且还给国家和当地的生态环境造成很大的破坏。等等。

总之，世界是由矛盾构成的，我们的改革开放和建设事业也是在面对着矛盾和困难与解决着矛盾和困难中前进的。作为一个具有八十多年革命和建设经验的党，我们从来就没有回避着任何矛盾和困难，而且很好地解决了一个又一个矛盾和困难，使得我们党更加成熟和坚强，使我们的事业更加蓬勃和兴旺。因此，上述的一系列矛盾和问题，我们党一定能够很好的解决，并且好多方面我们已经开始解决并取得了初步的成效。

[参考文献]

[1]《经济日报》2007年1月20、21日

[2]《毛泽东选集》第五卷

[3]《邓小平文选》第三卷

[4]《国际了望》2007年1、2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