陈 杰，黄博抒，周小军，许薷丹，李民浩

(1.南昌大学a.研究生院医学部2013级； b.公共卫生学院社会医学与卫生事业管理教研室； 2.江西省预防医学重点实验室，南昌 330006； 3.九江市第一人民医院质量控制科，江西 九江 332000)

随着我国医疗保健制度和医院改革的深入，医学模式的转变，医患关系也发生了变化，病人和社会对医疗服务质量的要求越来越高，医患关系日益紧张，医疗纠纷增多，医护人员面临的压力越来越大，心理健康问题也日益凸显[1-2]。开展医务人员心理健康研究，对构建和谐医患关系、改善其身心健康水平、提高工作效率和组织凝聚力具有重要的意义。笔者采用症状自评量表(SCL-90)对200名医务人员进行测试、分析，以期了解医疗纠纷对医务人员心理健康的影响，提出防范医疗纠纷及保护医务人员心理健康的对策与建议。

1 对象与方法

1.1 调查对象

2015年9月至2017年9月，以九江市第一人民医院的200名医务人员为调查对象，并以本院发生过医疗纠纷的在职医务人员作为纠纷组(n=100)，共有105人发生过医疗纠纷，其中有5人已经退休。以性别、年龄、工种一致、年龄相差不到5岁、未发生过医疗纠纷的在职医务人员作为对照组(n=100)。

1.2 调查方法与调查内容

1)调查方法：①采用普查法对2组心理健康状况进行问卷调查(对发生过医疗纠纷案的医务人员名单由医务科存档资料中查出)，同时与全国常模评分[3]进行比较。②采用现场流行病学调查方法，以面对面方式由调查员解释调查目的及问卷解释语，被调查人员在一个安静的环境中自填完成。2)调查内容与评定标准：医务人员的一般信息和心理健康状况。一般信息，内容包括性别、年龄、工种、学历和职称。心理健康状况采用SCL-90，内容包括躯体化、强迫症状、人际关系敏感、抑郁、焦虑、敌对、恐怖、偏执、精神病性、其他10个因子，其评分标准：1分=无，2分=轻度，3分=中度，4分=相当重，5分=严重。影响SCL-90评分的各相关因素赋值：性别(X1：女=0，男=1)，年龄[X2：按实际年龄(岁)]，工种(X3：按“医生=1，药师=2，护士=3”建立哑变量，以“医生”为参照)，学历(X4：博士=1，硕士=2，本科=3，专科及以下=4)，职称(X5：正高=1，副高=2，中级=3，初级及以下=4)，医疗纠纷(X6：无=0，有=1)。SCL-90阳性症状评定标准：总分≥160分计为有阳性症状，任何一因子评分≥2分则计为阳性症状。

1.3 统计学方法

2 结果

2.1 调查对象的基本情况

纠纷组，男57人，女43人，年龄(33.2±9.4)岁。工种：医生62人，药师12人，护士26人。学历：博士3人，硕士研究生29人，本科61人，专科及以下7人。职称：正高7人，副高16人，中级33人，初级及以下44人。对照组，男57人，女43人，年龄(33.8±9.6)岁。工种：医生62人，药师12人，护士26人。学历：博士3人，硕士研究生32人，本科58人，专科及以下7人。职称：正高7人，副高16人，中级34人，初级及以下43人。2组基线资料比较差异无统计学意义(P>0.05)。

2.2 2组SCL-90评分的比较

纠纷组SCL-90总分高于对照组(P<0.001)。纠纷组躯体化因子、迫症状因子、人际关系敏感因子、抑郁因子、敌对因子、恐怖因子、偏执因子、精神病性因子、其他因子评分均高于对照组，对照组焦虑因子评分高于纠纷组(均P<0.001)。见表1。

表1 2组SCL-90评分的比较 分

2.3 2组SCL-90评分与全国常模的比较

对照组强迫症状因子评分与全国常模比较差异无统计学意义(P>0.05)。2组SCL-90总分和躯体化因子、人际关系敏感因子、抑郁因子、焦虑因子、敌对因子、恐怖因子、精神病性因子评分均高于全国常模(即中国正常成年人)(均P<0.01)。纠纷组强迫症状因子、偏执因子评分均高于全国常模，对照组偏执因子评分低于全国常模(均P<0.01)。见表2。

表2 2组SCL-90评分与全国常模评分的比较 分

—：无此数据。

2.4 2组SCL-90症状阳性率的比较

2组躯体化因子、强迫症状因子、抑郁因子、焦虑因子、偏执因子的症状阳性率比较差异无统计学意义(P>0.05)。纠纷组人际关系敏感因子、敌对因子、恐怖因子、精神病性因子、其他因子的症状阳性率均高于对照组(均P<0.05)。见表3。

表3 2组SCL-90症状阳性率的比较

2.5 医疗纠纷影响因素的多元线性回归分析

本调查以SCL-90总分作为因变量，以性别、年龄、职称、学历、工作类型、近3年是否发生过医疗纠纷案为自变量进行多元线性回归分析。多元线性回归分析结果显示，女性、学历较低者、职称较低者、发生过医疗纠纷者均是医疗纠纷的影响因素。见表4。

表4 医疗纠纷影响因素的多元线性回归分析结果

3 讨论

本调查结果显示，对照组焦虑因子评分明显高于纠纷组，纠纷组躯体化因子、迫症状因子、人际关系敏感因子、抑郁因子、敌对因子、恐怖因子、偏执因子、精神病性因子、其他因子评分均明显高于对照组(均P<0.001)，其与钟菁芸等[4-5]研究的结果相符；纠纷组SCL-90总分和躯体化因子、人际关系敏感因子、抑郁因子、焦虑因子、敌对因子、恐怖因子、精神病性因子评分均明显高于全国常模(即中国正常成年人)(均P<0.01)，其与文献[4-5]研究的结果相符，并说明医疗纠纷对于医务人员的心理健康影响较中国正常成年人大；对照组偏执因子评分明显低于全国常模(均P<0.01)，其与邹志礼等[6-7]研究的结果相符，并说明医务人员的心理健康水平亦低于中国正常成年人；纠纷组人际关系敏感因子、敌对因子、恐怖因子、精神病性因子、其他因子的症状阳性率均明显高于对照组(均P<0.05)，其与文献[5]研究的结果不一致，出现此结论可能是本调查的医院类型、等级与已有结论的研究医院不同。另外，医疗纠纷发生后，医院的重视程度和针对纠纷采取的措施可能不同，对待纠纷组的医务人员态度亦不同，导致医务人员的心理健康状况不同。

多元线性回归分析结果显示，女性、学历较低者、职称较低者、发生过医疗纠纷者是医疗纠纷的影响因素，这可能与女性的生理学特点、心理承受能力有关[8-9]。学历较低者往往在专业知识、工作经验、职称、收入、社会地位上处于劣势，他们难以面对来自这些方面的压力，导致心理健康状况较差；职称较低往往是低年龄段、低学历者的体现，他们工龄短、工作经验缺乏、收入较低，面对岗位的高要求、职称晋升压力、经济压力，导致其压力倍增；发生过医疗纠纷者，不仅要承受来自患者家属的辱骂、殴打等不公正待遇，面对纠纷和院方的反复调查，还要不断被要求或者主动回忆在诊治过程中是否有过违规行为和医疗过失[10]；有些家属出于自身利益，无视医院的调查结果，对医院提出巨额的金钱赔偿，这些行为增加了医务人员的心理压力。

综上所述，医疗纠纷对医务人员的心理健康有消极的影响，应该重点关注女性、学历较低者、职称较低者、发生过医疗纠纷的医务人员，建议减轻女性医务人员工作强度，给她们提供心理咨询，以减轻女性医务人员的身心压力；给学历较低者、职称较低者提供业务培训，使其充分掌握专业基础知识和工作技能，以提高医务人员专业技术水平，将医疗差错降到最低[10]。另外，卫生管理者应建立医疗纠纷防范机制，医疗纠纷发生后的科学处理，为医务人员开展心理干预，以提高医务人员的心理素质，使其尽快恢复正常的工作和生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