崔 兵

（湖北工业大学 经济与管理学院，湖北 武汉 430079）

一、引言

2015年我国新《预算法》明确授予地方政府举债融资权，并随后对地方政府负债实施债务上限管理，由此构建了有制度保障的稳定的行政控制型地方政府债务治理模式。尽管对地方政府债务治理的行政控制模式存在褒贬不一的看法，但不可否认的事实是，按照国际通行的债务警戒指标，中国现阶段对地方政府债务的总体控制是有效的。而且Paolo Mauro（Paolo Mauro,2013）对工业化国家和新兴市场国家地方政府债务治理模式的研究发现[1]，1990以后选择行政控制型债务治理模式的国家数量处于递增的趋势。基于此，理论上需要正面回答为什么行政控制型地方政府债务治理模式是有效的？或者为什么一国会选择行政控制型地方政府债务治理模式？对该问题的回答将有助于厘清各国政府选择行政控制模式进行地方政府债务治理的内在原因，客观评价该模式的债务治理绩效，进而为地方政府债务治理模式的选择贡献合理化的对策建议。

现有研究地方政府债务治理模式选择及绩效的文献大多采用Minassian&Craig（Minassian&Craig,2007）的分类，将债务治理模式划分为行政控制（administrative control）、规则控制（rule-based control）、协商控制（cooperative approach）和市场控制（market discipline）四种模式[2]，并通过比较不同模式必须具备的外部政治、财政、金融等条件论证一国选择某类型债务治理模式的原因。虽然，地方政府债务治理模式实证研究的文献发现（Singh,R.&A.Plekhanov,2006），不存在一种债务治理模式在任何情况下都处于绝对占优地位，每种治理模式都存在各自的“比较优势”[3]。……