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根进，魏正阔，晏大学，胡涛

湖北医药学院附属襄阳市第一人民医院甲状腺乳腺外科，湖北 襄阳441000

乳腺癌是中国女性发病率最高的恶性肿瘤，近年来发病率呈升高趋势。由于乳腺癌早期缺乏特异性的临床症状，B超和钼靶等筛查手段也难以发现较小的病灶，所以目前乳腺癌的早期诊断率仍较低，多数患者确诊时已为进展期乳腺癌并需要进行乳腺癌根治术，严重者甚至错过了手术切除的时机。新辅助化疗是临床治疗无法手术切除的晚期乳腺癌的主要辅助方法，该治疗方式不仅能够杀灭肿瘤细胞、缩小瘤体体积、降低肿瘤分级，还能够争取手术切除机会[1-2]。但是，化疗药物在杀伤肿瘤细胞的同时也会对正常的组织和脏器造成损伤，抑制免疫功能。因此，在晚期乳腺癌患者接受新辅助化疗的过程中，应当进行必要的支持治疗以保护脏器功能，改善免疫功能。脾多肽是从健康小牛脾脏组织中提取的混合制剂，含有多肽、氨基酸、核酸、总糖等成分，对免疫功能具有调节作用[3-4]。本研究分析了脾多肽辅助化疗对乳腺癌患者肿瘤负荷、免疫功能及不良反应的影响，现报道如下。

1 资料与方法

1.1 一般资料

选取2014年10月至2016年2月于湖北医药学院附属襄阳市第一人民医院确诊并治疗的94例局部晚期乳腺癌患者的临床资料，所有患者均经乳腺穿刺活检确诊为乳腺癌，TNM分期为Ⅱb～Ⅲ期，排除Ⅰ～Ⅱa期乳腺癌、炎性乳腺癌以及恶性肿瘤远处转移、合并心肝肾功能不全的患者。根据是否接受脾多肽辅助治疗分为观察组和对照组，每组47例。观察组患者接受多西紫杉醇+表柔比星+环磷酰胺方案（TAC）化疗联合脾多肽辅助治疗，年龄（49.5±6.9）岁；TNM分期：Ⅱb期22例，Ⅲ期25例；浸润性导管癌32例，浸润性小叶癌15例。对照组患者接受TAC方案化疗，年龄（49.1±6.5）岁；TNM分期：Ⅱb期20例，Ⅲ期27例；浸润性导管癌30例，浸润性小叶癌17例。两组患者年龄、肿瘤TNM分期及肿瘤分类比较，差异无统计学意义（P＞0.05），具有可比性。

1.2 治疗方法

两组患者均按照TAC方案进行化疗：多西紫杉醇75 mg/m2，静脉滴注，第1天，表柔比星65 mg/m2，静脉滴注，第1天，环磷酰胺500 mg/m2，静脉滴注，第1天，21天为一个周期；化疗期间给予地塞米松，每次4 mg，每天2次，粒细胞集落刺激因子支持治疗。观察组患者在进行上述化疗的同时给予脾多肽进行治疗：将脾多肽注射液10 ml加入500 ml 0.9%氯化钠溶液中，静脉滴注，每天1次，化疗周期第1～14天给药。两组化疗均进行4个周期。

1.3 血清指标检测方法

治疗9周后，采集两组患者的外周静脉血5 ml，离心得到血清。采用免疫化学发光试剂盒测定糖类抗原125（carbohydrate antigen 125，CA125）、糖类抗原153（carbohydrate antigen 153，CA153）、糖类抗原19-9（carbohydrate antigen 19-9，CA19-9）、肿瘤特异性生长因子（tumor supplied group of factor，TSGF）、组织多肽特异性抗原（tissue polypeptide-specific antigen，TPS）的含量，采用酶联免疫吸附试剂盒测定免疫球蛋白G（IgG）、IgM、IgA的含量，采用全自动生化分析仪测定谷丙转氨酶（alanine transaminase，ALT）、谷草转氨酶（aspartate transaminase，AST）、谷氨酰转肽酶（gamma-glutamyl transferase，GGT）、肌酐（creatinine，Cr）、血尿素氮（blood urea nitrogen，BUN）的含量。

1.4 免疫指标检测方法

治疗9周后，采集两组患者的外周静脉血5 ml，EDTA抗凝，在流式细胞反应管中加入CD4、CD25、CD127、CD45RA、CD45RO的荧光抗体10 μl，而后每管加入抗凝血50 μl，避光孵育20 min后加入溶血剂A 600 μl并充分混匀，加入溶血剂B 260 μl并再次混匀。充分溶血后，加入磷酸盐缓冲液（phosphate buffered saline，PBS）4 ml并离心，弃去上清并用500 μl PBS重悬细胞，在流式细胞仪上测定CD4+CD25highCD127lowTreg细胞、CD45RA+T细胞、CD45RO+T细胞的含量。

1.5 统计学方法

采用SPSS 22.0统计软件进行数据分析，计数资料组间比较采用χ2检验，计量资料以均数±标准差（±s）表示，组间比较采用t检验，以P＜0.05为差异有统计学意义。

2 结果

2.1 血清肿瘤标志物测定量的比较

治疗前两组患者血清肿瘤标志物CA125、CA153、CA19-9、TSGF、TPS水平比较，差异均无统计学意义（P＞0.05）；治疗9周后，观察组患者血清中CA125、CA153、CA19-9、TSGF、TPS水平均低于对照组，差异均有统计学意义（P＜0.05）。（表1）

表1 两组患者血清肿瘤标志物测定量的比较（U/L，±s）

表1 两组患者血清肿瘤标志物测定量的比较（U/L，±s）

2.2 体液免疫和细胞免疫相关指标的比较

治疗9周后，观察组患者血清中体液免疫分子IgG、IgM、IgA水平均高于对照组，观察组患者外周血中细胞免疫指标CD4+CD25highCD127lowTreg细胞、CD45RO+T细胞水平均低于对照组，CD45RA+T细胞水平高于对照组，差异均有统计学意义（P＜0.05）。（表 2）

2.3 肝肾功能相关指标的比较

治疗前后两组患者血清中ALT、AST、GGT、Cr、BUN水平比较，差异均无统计学意义（P＞0.05）。（表 3）

3 讨论

TAC方案是乳腺癌患者常用的新辅助化疗方案，能够杀灭肿瘤细胞、缩小瘤体体积、降低肿瘤分级并争取手术切除机会[5-6]。但是，化疗药物在杀伤肿瘤细胞的同时也会对正常的组织和脏器造成损伤，抑制免疫功能，因此需要联合使用必要的支持治疗药物。脾多肽是具有免疫调节作用的生物制剂，其有效成分是从健康小牛脾脏组织中提取得到的多肽、游离氨基酸、核酸、总糖等，能够增强机体的免疫功能，促进B淋巴细胞以及T淋巴细胞的成熟，激活未致敏的淋巴细胞。除了上述免疫调节功能外，脾多肽还能通过抑制细胞内糖酵解的方式来减少肿瘤的能量来源，阻碍细胞周期的进行，抑制细胞的增殖，进而起到抑癌作用[7]。在本研究中，在TAC方案化疗的基础上加用脾多肽注射液进行辅助治疗，旨在发挥脾多肽的免疫调节作用以及抑癌作用。首先，分析两组患者治疗后的肝肾功能指标发现：两组患者血清中ALT、AST、GGT、Cr、BUN水平比较，差异均无统计学意义，说明脾多肽注射液用于乳腺癌的治疗安全性理想，不会增加肝肾负担并造成功能不全。

表2 两组患者免疫相关指标的比较（±s）

表2 两组患者免疫相关指标的比较（±s）

表3 两组患者肝肾功能相关指标（±s）

表3 两组患者肝肾功能相关指标（±s）

血清肿瘤标志物检测是临床上评价肿瘤负荷程度的常用方法，肿瘤细胞增殖越活跃、肿瘤负荷越大，分泌进入血液循环的肿瘤标志物也越多。CA125、CA153、CA19-9、TSGF、TPS是诊断乳腺癌并评估病情的常用肿瘤标志物。CA125和CA19-9对乳腺癌诊断的特异性相对较低，在多种恶性肿瘤患者的血清中均会显著升高；CA153对乳腺癌的诊断具有较高特异性，在乳腺癌的发生和发展过程中，血清CA153的生成显著增多[8]；TSGF是由肿瘤细胞产生的一类较为特异的细胞因子，其主要作用在于干预肿瘤生长、浸润及血管新生的调节且与肿瘤负荷具有良好的一致性[9]；TPS是上皮肿瘤细胞的标志分子且与细胞增殖的活力直接相关[10]。为了明确脾多肽辅助治疗对乳腺癌生长的抑制作用，本研究分析了两组患者治疗后血清肿瘤标志物的含量，结果显示：治疗后观察组患者血清中CA125、CA153、CA19-9、TSGF、TPS水平均低于对照组，说明脾多肽辅助治疗能够改善TAC化疗方案对乳腺癌的杀伤效果，降低肿瘤负荷及血清肿瘤标志物含量。

脾多肽注射液不仅本身具有抑癌作用，还能够通过多肽、游离氨基酸、核酸等成分来调节免疫功能并通过抗肿瘤免疫来杀伤乳腺癌细胞[11-12]。免疫逃逸是恶性肿瘤发生的重要环节，体液免疫应答和细胞免疫应答是机体抗肿瘤免疫的重要组成部分[13]。化疗药物在杀伤癌细胞的同时也会影响机体的免疫功能，再加上恶性肿瘤长期对营养物质的消耗，乳腺癌患者接受化疗后会处于免疫抑制状态[14-15]。脾多肽注射液对免疫功能具有调节作用，所补充的氨基酸能够直接作用于免疫球蛋白合成的原料并改善机体的体液免疫功能。本研究结果显示，治疗后观察组患者血清IgG、IgM及IgA水平均高于对照组。Treg是具有免疫抑制效应的T淋巴细胞亚群，其表面标志分子是高表达的CD4、CD25以及低表达的CD127，恶性肿瘤患者体内Treg细胞功能增强是造成肿瘤细胞免疫逃逸的关键环节[16-17]。CD45RA+T细胞是初始T细胞，在肿瘤细胞的刺激下会分化为CD45RO+记忆T细胞，肿瘤负荷越大，CD45RO+T细胞含量越多、CD45RA+T细胞消耗越大[18]。本研究对两组患者T淋巴细胞亚群水平的分析证实：观察组患者外周血中CD4+CD25highCD127lowTreg细胞、CD45RO+T细胞水平低于对照组患者，而CD45RA+T细胞水平高于对照组（P＜0.05）。这表明脾多肽注射液对乳腺癌患者接受TAC化疗过程中的体液免疫和细胞免疫应答具有改善作用。

综上所述，脾多肽辅助TAC方案化疗能够有效降低乳腺癌的肿瘤负荷，增强体液免疫和细胞免疫应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