陈昌业

《我不是药神》在票房火爆的同时也不可避免地受到了不少舆论非议，其中对人物原型进行的身份改编，以及将批判矛头“单纯地”指向原研药背后的药商是争议较大的两个焦点。当然，这两项均非《我不是药神》独享的“特殊关照”。

第一个争议焦点在2014年《亲爱的》上映后就曾出现过，影片中对主人公为寻孩子“陪睡”的虚构处理引来了非议，人物原型一度欲起诉片方。简单地说，如果电影、小说等文艺创作在基于真实人物或真实事件的创作过程中因为忌惮被“对号入座”而小心翼翼甚至不敢越真实“雷池”半步，那就或令艺术创作远离真实生活，或令编剧们创作力枯竭，或令故事陷入与生活同样的寡淡。这在某种程度上与电影在改编原著时常常遭遇原著党的非议有着相似的原理基础——当面对故事片的创作时，因为媒介的变化以及随之而来的受众经验的变化，“故事”就必须进行与新闻报道、文学小说的阅听习惯、审美经验迥然的适应性处理，这是难题，也是必然。

第二个争议焦点可以归结为艺术创作是否也必须像新闻媒体的调查报道、公安的刑事侦查档案、司法的裁判文书、科研的学术论文那样严谨精确、客观全面呢？不妨先看看与《我不是药神》在题材上有些相似的《达拉斯买家俱乐部》（2013），该片在“反派”的选择上与《我不是药神》相似，《达拉斯买家俱乐部》“针对”的是药物AZT（一种抗艾滋药物）以及FDA（美国食品药品监督管理局），该片同样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