唐天红

摘要： 《美杜莎之筏》是德国剧作家乔治·凯泽写于1940年至1943年间的戏剧作品，经法国剧作导演托马斯·乔利准备13年，登上剧场。这一剧作讲述的中心事件是：1940年一艘船只载着13个逃难儿童从英国驶往加拿大，途中遭遇敌军轰炸，孩子们逃上了救生艇，而后在救生艇中等待救援的7天中發生的事情。文章从悲剧与悲剧精神的起源与概念出发，从人与世界的对立和人与人的对立这两个角度探讨《美杜莎之筏》中体现出的悲剧精神。

关键词：《美杜莎之筏》；悲剧；悲剧精神

凯泽的初衷是想描述一幅与传统认知相符的孩子天真无邪与成人丑恶世界对比鲜明的图景。然而在写作过程中他放弃了最初的想法，孩子在特殊的背景中变得和成人一样丑恶、面目狰狞。这一点通过戏剧表演的演员服饰与装扮也可以看出来，孩子的脸狰狞恐怖、与万圣节的鬼魂装扮如出一辙。剧中的救生艇载着13个儿童，其中只有3个有名有姓：12岁的艾伦和安妮以及9岁的小狐狸。安妮以13个人恰好凑成了耶稣与其12个门徒的人数，风暴来临，筏子必沉为借口，鼓动大家必须有一人做出牺牲，而不会说话的小狐狸被选做了替罪羊。而其真实目的不过是为了节省一点有限的口粮。与大家意见分歧而被蒙骗的艾伦，在最后营救的飞机到来时拒绝上船，最后饮弹身亡。

一、 悲剧与悲剧精神

阿兰·库普里在《论悲剧》中说道：“在亚里士多德之后，任何一个法国剧作家都没有足够的勇气再去给悲剧下定义。”亚里士多德在《诗学》中对悲剧的定义有完整的论述：“悲剧是对于一个值得认真关注的行为的描述，行为本身具有完整性，具有一定意义；在语言中，通过各种适当的艺术形式，使行为得到强化，成为剧中的各个部分；描述的方式是借助人物的动作来表达，而不是采用叙述法；通过引起怜悯和恐惧，来使这种感情得到净化。”

我们在这里将悲剧和悲剧精神作为两个相互联系而又相互区别的概念进行阐述。悲剧作为一种文学体裁，因其文学性的内在要求，在悲剧作品中经常会塑造出具有悲剧精神的人物，比如大家熟知的俄狄浦斯、哈姆雷特等。而悲剧精神的概念则更为深刻，与生命的本质紧密相连。狮身人面的怪兽斯芬克斯给俄狄浦斯出了一个谜语：“什么东西早晨四条腿、中午两条腿、晚上三条腿？”聪明的俄狄浦斯给出了正确的答案：“人。”这个隐喻说明了人的生命都要经历新生、青年、老年直至死亡这几个阶段。人类注定的死亡和要遭受的种种苦难注定了人类的悲剧性，而对这种悲剧清醒的认识，对死亡、苦难的抗争和超越在构成了人类生命本质的同时也构成了人类的悲剧精神。

悲剧作品《美杜莎之筏》正是通过合理的艺术形式，使这种悲剧精神得到了很好的体现，因此能够激起观众的怜悯。

二、 人与世界的对立

《美杜莎之筏》的情节构思精巧、具有极强的隐喻性，通过情节的巧妙设置，体现出了极强的悲剧精神。我们将从以下几个方面一一进行论述。

（一）故事场景设定体现的悲剧性

这个戏剧的故事灵感来源于真实的历史事件，1819年法国泰奥多尔·籍里柯也曾以此为题材创作了一幅著名的同名油画：在茫茫的大海上，遭受海难的人们与死神斗争、苦苦挣扎。残破的尸体、悲惨的场景暗示着一场场已经不可挽回的人伦惨剧。戏剧《美杜莎之筏》发生的场景仍然是大海中央，仍然是人类为了生存而抗争的故事。幕前的背景音明确告诉观众故事发生的背景是1940年，这一背景使故事的内涵变得更为丰富。两次世界大战是我们回顾20世纪时无法绕过的话题，也是各种文学作品中经常会涉及的题材，因为这两次大战是整个人类的悲剧。战争这个故事背景的设定已经给整个故事抹上了一层浓重的悲剧色彩。当整个人类世界都变得无序、残忍和血腥时，面对这样的场景设定，剧中的人物会做出如何的行动？这是戏剧的第一个巧妙之处。

戏剧场景设计的另一个突出特点是故事发生在大海中央的一只小木筏上，这构成了一个封闭的空间，使我们不禁联想到萨特著名的戏剧《禁闭》。故事情节的后续发展也让我们相信这也是以另外一种方式再现的“禁闭”——另外一个地狱。“大海”这个意象同时具有极强的隐喻性，是大自然力量的象征，与中外的神话中的各个相关场景形成一种互文性：尤利西斯的故事、精卫填海的故事。这样的场景设定同样具有悲剧色彩，因为它设定了人与自然界对抗求生存的极具隐喻的场景。

（二）情节宗教指向体现的悲剧精神

《美杜莎之筏》中的很多细节具有明显的宗教指向。而这些宗教指向的作用恰恰具有反宗教性，体现出了明显的悲剧性。基督教的原罪学说或是印度教的轮回转世认为人的悲剧根源在于罪，这就泯灭了人类的抗争意识，而我们上文提到的悲剧性恰恰是在于对人类苦难的抗争意识，因此这两者是相悖的。

《美杜莎之筏》的故事发生时间为7天，上帝用7天创造了这个世界，主人公安妮和艾伦这“世界上唯一的一对”影射着《创世纪》中的亚当和夏娃。而《美杜莎之筏》发生的人伦惨剧不是发生在人世，而是地狱。上帝用7天创造了世界，《美杜莎之筏》上的孩子用7天将世界变成了地狱。女孩安妮以13是宗教禁忌为借口，鼓动木筏的孩子将小狐狸做“替罪羊”，进行了一场集体犯罪。表面宗教狂实则伪善的安妮与真正具有人文关怀的艾伦形成了一对鲜明的对比。

通过对故事情节的分析，我们可以得出结论：《美杜莎之筏》宣扬的不是宗教，而是在与宗教的比对中，凸显人类的抗争意识，肯定的恰恰是一种悲剧精神。主人公艾伦在营救到达的一刻，拒绝上船，选择了死亡。这种选择是一种悖论，因为个体毁灭的同时肯定了人类整体的力量，显示了人类宝贵的抗争意识，体现了生的尊严。因此，艾伦肉体消亡引起观众极大的怜悯与同情的同时，也使人感到一种庄严的力量。

三、 人与人的对立

我们认为《美杜莎之筏》中另外能体现出极强的悲剧精神的一处在于人与人之间的冲突和对立。主要存在两种主要的对立关系。

（一）孩子与成人的对立

在世人眼中，孩子本来应该是天真无邪的，剧作家乔治·凯泽在谈到在进行剧本创作的时候也说过，他的本意是想描述一个孩童无邪的世界与成人丑恶世界对比的画面，然而随着写作的进展，他的想法发生了变化，孩子在他的笔下变得和成人一样丑恶。但是这种转变经历了一个过程。我们在仔细分析戏剧发展的时候，会发现这种转变的发生。在海难发生后，第一天最早醒过来的是安妮，她找到了木筏上储备的食物，并将食物分给了所有的人。而随着时间的流逝，救援无期，为了节省口粮，才以宗教13这个数字为借口，欺骗了不愿意进行集体犯罪的艾伦，伙同其他孩子害死了小狐狸。孩子犯罪对接受“人之初，性本善”儒家教育的中国观众来说产生的震惊效果更为强烈。我们在这里只谈论悲剧性，而不讨论政治、社会、伦理范畴的善恶，因此摒除了孩子是否天性善良的问题。孩子这个戏剧人物的设定比较巧妙，是因为孩子没有成人世界的后天影响，更能体现人类本性，更能体现出在这种环境下人的本能反应，而这种本能反应就是求生存。除了艾伦，其他孩子求生存的手段都是以损害小狐狸的生命为代价的。这样的选择在道理伦理范畴内并不能被人接受，但是同样可以引起人们的怜悯与同情，这恰恰是因為剧中特定的场景（战争、海难）和人物（孩子）设定，因此在这种对比与冲突中，悲剧本身体现出了极强的悲剧性。

（二）正面悲剧人物与负面悲剧人物的对立

我们在上文中肯定了安妮的悲剧精神，因为她面对苦难和死亡具有抗争意识，对个体的生命有自我存在的保护本能。但是她在进行自我个体保护的同时，是以其他人的生命为代价的，在道德范畴内无疑是一种恶。如果我们联系到戏剧中的战争背景，安妮表现出的人性中的恶又何尝不是战争产生的根源呢？因此我们说安妮是个负面的悲剧人物。与其产生强烈对比的则是另外一个主人公艾伦，剧中的二人是作为一对情侣的关系出现的——“善”与“恶”又何尝不是一个矛盾的组合体。

艾伦这个人物的塑造既符合戏剧对悲剧人物的要求，同时也体现出了正面的悲剧精神。首先对于悲剧人物的性格，亚里士多德在《诗学》中有过明确的论述：“第一点，性格该是善良的，这是最重要的一点。”艾伦的性格无疑是善良的，他相信爱情、相信希望，在木筏上和安妮举行了一场婚礼，可以说这场婚礼也是一种反抗，在面对无法掌控的境遇、在肉体可能面临毁灭的时候，他在精神上却没有被打败。可是这场婚礼是安妮对他的利用，是安妮加害小狐狸的契机。艾伦最后选择了自杀，使得这个人物和戏剧本身的悲剧性达到了顶点，因为没有比死亡更强烈的控诉，这是人物情感力度的高潮，是以死亡的方式对生命的肯定，是对人的尊严的维护。在肯定了人类生命的同时，艾伦作为正面悲剧人物的形象也被栩栩如生地塑造了出来。

综上所述，《美杜莎之筏》通过精巧的情节布局、合理的人物塑造，在人与世界和人与人这两大方面的冲突中体现出了悲剧作品中的悲剧精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