刘婧

摘要：酒作为一种文化符号，成为中国古代文人墨客展现审美观念和时代气息的主线，而魏晋南北朝是一个拥有特殊时代背景的时期，孕育出文人群饮酒和嗜酒的社会风尚，文人雅好和名士风度与酒真正结缘开始于魏晋南北朝，文人群既是文学家也是政治家，将这双重身份的悲与喜，通过酒这一文化符号展现的淋漓尽致，将文人与酒的佳话不断传承和升华。本文将从酒与文人关系的产生原因、表现以及审美态度三个方面解读魏晋南北朝文人群与酒的关系及其所产生艺术效果和人生体验。

关键词：魏晋南北朝；酒；诗文；文人情怀；审美态度

这一特殊时期，使酒开始从先秦两汉的君臣、亲朋好友欢聚宴亨为主表达喜悦欢愉的媒介逐步转变为表达理想情怀与心绪意志的个人行为，无论政治生活，还是交游宴筵，不管富贵贫贱、通达潦倒，还是欢喜哀愁，抒怀怨刺，文人身处何时何地，何种身份，何种心境，都离不开酒。这一时期的文人爱喝酒、品酒、赞酒，一切都是用酒来宣泄自己，触及人生，感怀时代。

魏晋南北朝是一个动乱纷争、朝不保夕的时期，文人志士集团与社会政治集团联系紧密，他们既是文学家，也是政治家，最大的身份就是各自统治阶级和王公贵胄的幕僚，他们选择依附党羽，或被迫，或自愿，踏上这条万劫不复的道路，其命运就不会是普通文人那么简单了，他们历经叛乱、谋逆、弑君、夺嫡等凶险之事，一方获胜或败露，那么生死存亡就由不得他们了。苍白无奈的入仕心境，民不聊生和水深火热的平民百姓，黑暗血腥的官场斗争，令人畏惧的党争泥潭……基于这样血迹斑斑的残酷现实，文人们选择用醉酒麻木自己，或借酒发泄，潇洒于人间，寄情山水，及时行乐，自甘寂寞。向往隐居隐士的生活，潇潇洒洒浪迹天涯，过着物我两相忘、与世无争的生活，表达自负有才而无人欣赏的悲恸。以上种种都给予了文人和酒这个话题丰富的土壤，去发掘和建构，文人与酒这个由来已久的佳话登上历史舞台，成为诗词创作的力量源泉。

一、文人诗酒情怀产生的原因

魏晋南北朝，大到时代背景，小到人物具体生存的环境和自身的原因，使得酒逐渐成为文人志士消遣的自我情态，宣泄个人与时代愤懑的理想表达，把酒畅饮，享受生活，跳脱人生，放飞自我，消极避世。

（一）独特的时代背景

这是客观原因，朝局更迭，战乱纷纷，制度腐败，民不聊生，疫情连年，虽有短暂繁盛，但整个政局依旧动荡，文人都是朝廷命官和地方要员，深處其中，那一时期的文人孕育出智慧与理性的光辉，他们是睿智的和激情的，他们把酒作为文化传播交流的桥梁纽带，将现实的时代背景给予文人与酒更大的生命体验，极具真实感和历史感，使得借酒赋诗题词更加具有深刻的社会内涵和时代风貌。

社会制度的黑暗腐败是根本原因，腐朽没落的制度酿成统治阶级和上层社会对下层人民的压迫剥削，王公贵胄、宗亲大臣和官宦世家把控着科举考试和各种官僚机构的中枢，把握着朝野上下，这样的管理制度和选官机制就不允许贫寒学子，无靠山和背景的文人入仕，也不允许他们改变生存法则，文人们无法施展才华和抱负，无人赏识与重用，始终怀才不遇和报国无门。许多文人既是文学巨匠，也是政坛幕僚，各大统治集团的明争暗斗和利益分赃加大了文人在官场的难度和立场，想退出又谈何容易，时代与命运的交织把他们推向了末路。

昭明太子萧统组织文人共同编选的《昭明文选》，在成编后，涉及在萧统身边的要臣相继被杀害。孔融、陈琳、向秀、嵇康、阮籍皆被司马氏杀害。他们本以为司马氏集团可以重整山河，没想到和曹氏统治没有差别，反观同是“竹林七贤”的山涛为了明哲保身，投靠了司马氏。

文人入仕时，都保有济世报国、光宗耀祖的志向，但面对朝堂和官场的污浊气象，朝廷中沉溺于权欲争斗之流，光明正直的文人作为纯臣，不愿依附党羽，随波逐流，同流合污，他们不忘初心，忠于良知，不与苟且的个性是与当局世道所不容的，因此受到奸佞之人的猜忌排斥和构陷谗毁，直至迫害致死。嵇康、阮籍，刘伶、陆机、潘岳、左思、刘琨、孔融、谢灵运都参与党争，党争就像一场噩梦，他们的丧命是混乱的时代造成的悲剧，也是他们热衷功名的后果，更是踏入党政朝局之中的自我迷失。

（二）文人自身原因

这是主观原因。文人们并非都以文学本体作为精神寄托，其他们都怀有“兼济天下，匡扶正义”的志向，当现实一次次摧毁内心的堡垒，他们用喝酒与现世痛苦抗争，纵情畅饮，借酒消愁，以酒泄愤，用酒麻醉，这种方法不仅看到他们灵魂深处的痛楚与无助，更体悟到他们在困境荆棘中的挣扎与绝望。

魏晋时期的文人，买醉而归，忘我之情溢于言表，展现了现实的荒谬，自我纯真的本性被打破的悲哀，自我挣扎的徒劳。“酒圣”刘伶，一辈子离不开酒，酒也离不开他。殊不知这样做是一种洒脱，而不是解脱，治标不治本，借酒来浇灭胸中愤恨，只会“举杯消愁愁更愁”，当梦回现实，理想与现实的巨大错愕，从酒后的狂傲放肆到又回到了酒前的落魄悲凉。

“不为五斗米折腰”的陶渊明一生不图名利，不慕虚荣，也没有什么建树，早早隐居乡野，生活潦倒，十分拮据。面对窘境，用《归去来兮辞》中“引壶觞以自酌，眄庭柯以怡颜”形容再不为过了，这种怡然自得的心境很是难得的，他和以上的文人放纵又有所区别，“五柳先生”也是用酒麻醉，但他做到了一种洒脱，而不是解脱，其中一句“若复不快饮，空负头上巾。”，充分展现了深处乱世的他，追求的是饮酒所形成的物我两相忘的高超境界——“采菊东篱下，悠然见南山。此中有真意，欲辨已忘言。”阮籍的《咏怀诗》写游仙和隐居，赞美各方的隐士神仙逸然，嘲讽苏秦、李斯等人因贪恋功名利禄而导致杀身之祸，联想到自己的处境，看作是排遣苦闷的方式。嵇康的《幽愤诗》写在他蒙冤入狱时，写下这首诀别诗，发出了对自由理想的憧憬和构建：“采薇山阿，散发岩岫，永啸长吟，颐性养寿。”，这是阮籍最后的绝命自白，也是一部人生的忏悔录，他的悲剧结局令人悲哀惋惜，如果早早看清政治斗争的真面目，早日跳脱，也不会深陷泥潭，无法自拔。

二、酒与文人创作的关系

本节将解读文人创作与酒的融合下所生发的文人的心性变化，在酒的作用下，文人创作由于各种主、客观原因的推动产生了不同的创作态度，酒与文人的心性变化是相互作用的，产生的化学反应也是多种多样的。

（一）酒影响文人的情感意志

文学作为一种艺术的表现形式，文学创作结合饮酒的直接目的并不是表达自己的某种情绪，因为酒属热性烈性，杯中之物入口即化的感觉可以强化内心情绪与主体意志，淡化现实生活及外部世界对自我的干扰，把饮酒作为放松自我、解除约束、卸下心防，缓解疲惫的身躯，压力的包袱，文人们在极端放松的情况下，自然而然的用擅长的文字书写诗词歌赋，恬逸自在，颇有情趣。

嵇康喜爱酒，人尽皆知，从酒中品味到他狂放任性、鄙视权贵和仗义执言的情感意志，和他是政治上的好伙伴，也是生活中的好酒友向秀，说他整日以酒为生，嗜酒如命，这种喝酒的方式是有原因的，当时曹氏和司马氏两集团斗争的你死我活，拥护曹氏集团的嵇康惨遭司马氏迫害，他的满腔热血、仕途理想，自由生活化为乌有，酒只是暂时缓解内心创伤，但自己终究还是因为政治斗争而断送性命，并写下与好友山涛的绝交书《与山巨源绝交书》，山涛原本和“竹林七贤”的其他人都志同道合，但最后改变心志，背叛入仕初衷，苟从了司马氏集团，嵇康则宁死不屈，借用饮酒意象抒发了自己的不满，没想到多年的政坛好友成为动辄言厉，眼中没有天性和良知的的小人，随后写下一段感动心志的话语：“今但愿守陋巷，教养子孙，时与亲旧叙离阔，陈说平生，浊酒一杯，弹琴一曲，志愿毕矣。”

（二）酒影响文人的创作态度

魏晋南北朝文人群深受司马氏集团、曹氏集团的残酷迫害，给他们的生理和心理留下了难以弥合的创伤，人们苟且偷生，明哲保身，隐姓埋名，改变心志，残酷的现实生活和官场政务已经将他们的灵魂挤扁了，无力继续为自己曾经的理想而奋斗，只有在醉生梦死中实现曾经的年少轻狂、意气风发。谁记昔年，十载倏忽过，几回魂梦旧游，遥想青砖黛瓦，朱墙宫深，故景依旧，青山如故，草木无情，提缰回首，万千愁绪烙印在心头，他们想要做为这个世道所不容的事，他们的心性变化成为魏晋南北朝思想体验的主流。

嵇康道出“浊酒一杯，弹琴一曲，志愿毕矣。”（《与山巨源绝交书》）的潇洒不羁；他的《九日闲居》表现饮酒人的“酒能祛百虑，菊解制颓龄。”的逍遥自在；《已酉岁九月九日》；“何以称我情，浊酒且自陶。”阮籍《咏怀诗》：“临觞多哀楚，思我故时人。对酒不能言，凄怆怀酸辛。”阮籍一生就只创作了《咏怀诗》这一系列的饮酒诗，这一系列在醇酒中抒发乐有苦难言的悟解和哀愁。陶渊明也写过《拟挽歌辞》（其一）“得失不复知，是非安能觉。千秋万岁后，谁知荣与辱。但恨在世时，饮酒不得足。”《饮酒》系列寄托更多寓意：“悠悠迷所留，酒中有深味。”、“未言心相醉，不在接杯酒。”古代文人们借取杯中之物，感受入口即化的浓烈与苦涩，悲歌唱彻，宣泄烦忧，离别之感，思乡之情，失志之痛，迁世之悲，酒中的抑郁与愤慨，惆怅与伤感油然而生。

三、酒杯中文人的审美态度

酒给予文人丰富的灵感和扎实的硕土，在饮酒时他们才能真正卸下心防，喝酒的意义和功能不是那么纯粹，夹杂了许多人为的审美态度，从公共行为的助兴转变为私人作为的感怀，高兴愉悦之时，把酒言欢，极具酣畅淋漓之态；潦倒落魄之际，借酒消愁，蕴含柔婉性情，诗酒风尚成为社会生活的记录，是认知的伴侣，也把握时代气息的钥匙，他们水乳交融，形成了独具魅力的文酒审美态度。

（一）慷慨悲凉的真性情

这一审美态度的展现挥洒着建安风骨的豪情壮，增添了一抹激情与惆怅相交织。那时的建安文人深受诸侯割据，混乱动荡，疫情连年的痛苦，迸发出渴望建功立业、流芳百世的豪情壮志，但也弥漫着浓郁的悲剧色彩。

1.豪放与激昂

“乱世造英雄”的曹操，既是一代奸雄，也是当世枭雄，经过混战，成为北方实际的统治者，他的诗歌展现了一代政治家和军事家的雄心抱负，有着高扬的政治理想，青梅煮酒，作诗《短歌行》：“对酒当歌，人生几何？譬如朝露，去日苦多。慨当以慷，忧思难忘。何以解忧？唯有杜康”他借酒写出一阵阵时代的雄风，代表了那一时期的文人慷慨悲凉的鲜明的时代特征。“挟天子以令诸侯”的霸气说明他的雄心，“宁教我负天下人，休教天下人负我”更是展露无与伦比的野心，《步出厦门行·观沧海》描绘出曹孟德了“东临碣石，以观沧海。水何澹澹，山岛竦峙。树木丛生，百草丰茂。秋风萧瑟，洪波涌起。”的盛况。借酒唱出了“老骥伏枥，志在千里，烈士暮年，壮心不已”的万丈豪情和澄清天下、建功立业的理想，他渴望沖破定命的限制，实现更高的人生理想，一统霸业。“三曹”、“七子”的诗歌都是钟情于酒、如痴如醉的诗人、开拓了新的抒情天地。

2.悲苦与惆怅

建安时期不是每个人都有曹操般慷慨激昂的风骨，那一时期的文人处在个人与时代悲剧的交汇点上，都敢于正视苦难的社会与人生，探索生命的未来与前途，默默的挣扎着，无法逃脱，最后遭遇天灾人祸双重打击，直至人生泯灭，没有希望。他们纷纷整日整夜喝酒，灌醉自己，慢慢的人生祸兮中体会着悲凉与愁苦。“三曹”其中的曹丕颇有“救民涂炭”之理想，曹植拥有“戮力上国，流惠下民”的雄心，于是曹丕作诗《燕歌行》：“北风凄厉秋气寒”，作诗《野田黄雀行》：“高树多悲风。”具有着属于建安风骨的时代特征。“建安七子”和三国时期谋士文臣和杨修、丁仪和丁生则遭遇了十分悲剧的人祸，皆被曹操和曹植所杀，政治迫害更加严重，酒后作过许多诗赋，如“良时忽一过，身体为土灰。”（阮瑀《七哀诗》“天地无期竟，民生甚局促。”（刘桢《诗》）“人生一世间，忽若暮春草。”（徐幹《室思诗》）。

（二）“饮士”到“隐士”的转变

魏晋时期，酒与诗文的心灵契合和情感共鸣把文人与酒的关系推向中国古代文学史的一个新的顶峰。这里的文人群体众多，把诗酒文化传播开来。建安七子、“竹林七贤”，其中更有东晋的陶潜等等，均有大量表述纵酒寻乐和怡然自得的心情。

“竹林七贤”美誉的嵇康，阮籍，刘伶，还有元嘉三大家：谢灵运、鲍照和颜延年、陶渊明他们个个都是酒中豪杰“酒圣”刘伶创作《酒德颂》一首：“有大人先生者，以天地为一朝，万朝为须臾，日月为扃牖，八荒为庭衢。行无辙迹，居无室庐，幕天席地，纵意所如。止则操卮执觚，动则挈榼提壶，唯酒是务，焉知其余？……”有酒就是生活，有酒生命就可延续，暂时放下苦难的时代与世间的消磨，无牵无挂，悠然快乐，憧憬自己可以提着酒壶过着以天为盖地为庐丛林野人般的生活。《挽歌诗》“但恨在世时，饮酒不得足。”表现出他对酒的痴迷，人生在世没有喝上酒，人生就不完整。陶渊明归隐后作诗《归去来兮辞》：“携幼入室，有酒盈樽。”自传《五柳先生传》中记载：“性嗜酒，家贫不能常得。亲旧知其如此，或置酒而招之。造饮辄尽，期在必醉；既醉而退，曾不吝情去留。”《止酒》道尽饮酒之趣：“平生不止酒，止酒情无喜。”无论他每天交游，还是登高，亦或是读书，还是团聚，都会酌酒、饮酒、品酒、写酒，忘记为官的痛苦感伤，借酒言政，韬光养晦，每首诗文都具有独特强烈的审美趣味。《庚戌岁九月中于西田获早稻》写出了人生的理念：“盥濯息檐下，斗酒散襟颜。”《杂诗》中写道：“欲言无予和，挥杯劝孤影。”

魏晋文人群都经历过官场政务的黑暗和功名利禄的困扰，成为牺牲品，有的侥幸存活，有的改变心志，有的愤世嫉俗，桀骜不驯的，亦或是放浪形骸之外，以旁观者客观姿态徜徉于山川水木，隐居后，每天烂醉，自以为可以放下过去，却感到及时行乐就是个权宜之计。

四、结语

魏晋南北朝成为文人与酒真正结缘的源头，酒与魏晋士人心态互容互通，本文选取有关魏晋南北朝时期文人的作品，浅显的说明文人与酒的关系，去解读文人因酒的关系彰显出的思想共鸣和人生体验，给大众见证了酒之于魏晋时期的永恒独特的文人情怀。

参考文献：

[1]袁行霈总，袁行霈，罗宗强.中国文学史[M].高等教育出版社，1999.

[2]朱东润.中国历代文学作品选.中编.第一册[M].上海古籍出版社，2002.

[4]周喜智.竹林七贤与酒[D].山西师范大学，2010.

[5]王文成.論魏晋酒风影响下的酒诗意蕴[D].江西师范大学，2012.

[6]王传军.陶渊明饮酒诗研究[D].山东大学，2012.

[7]闫丽培.饮士·狂士·隐士——酒与魏晋审美观念生成之关系研究[D].河北师范大学，2011.

[9]梁怀超.阮籍、陶渊明与酒[J].延安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03，25（6）.

[10]高建新.中国古代文人与酒之关系略论[J].内蒙古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00（1）.

（作者单位：内蒙古大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