范湘萍

摘 要：伊丽莎白·斯特劳特的《奥丽芙·基特里奇》是美国当代新现实主义小说的一部力作。本书作者和主人翁的性别身份，使得这部作品的女性主义叙事成为研究当代美国新现实主义小说的关注焦点。基于此，援引叙事学的相关理论，着力从三个方面来解读该作品：一是从叙事结构方面，考察作者以女性身份的独特叙述如何冲破“男性的欲望情节”；二是依托当代女性主义叙事学家罗宾·沃霍尔的“未叙述事件”原理和莫蒂默的“第二故事”的叙事概念，从《奥丽芙·基特里奇》中隐藏的第二故事探讨斯特劳特“不可叙述事件”的认知；三是从修辞性叙事视角，对小说进行的伦理判断，解读斯特劳特所关注的普世伦理主题。

关键词：《奥丽芙·基特里奇》；女性敘事；未叙述事件；伦理判断

中图分类号：I106.4 文献标志码：A 文章编号：1001-7836（2018）05-0109-04

经历了20世纪60年代后现代主义实验小说的狂飙，始于70年代的美国新现实主义小说融合了传统现实主义小说的写作手法以及现代主义和后现代主义小说的实验意识，以多样、丰富的文本形态日益吸引着文学评论家和读者的视线。进入新世纪，新现实主义作品势头更为强劲，多名新现实主义小说家在多个主流文学奖项中拔得头筹，如2001年凭借《纠正》 “The Corrections”获得普利策奖提名和美国国家图书奖的乔纳森·弗兰岑（Jonathan Franzen）；2009年荣获第60届美国国家图书奖的科伦·麦凯恩（Colum McCann）和他的小说《转吧，这伟大的世界》“Let the Great World Spin”；还有诺贝尔文学奖得主托尼·莫里森（Toni Morrison）2012年的新作《家园》“Home”；当然还有2009年普利策小说奖得主伊丽莎白·斯特劳特（Elizabeth Strout）和她的获奖小说《奥丽芙·基特里奇》 “Olive Kitteridge”。

《奥丽芙·基特里奇》是美国新现实主义小说代表女作家伊丽莎白·斯特劳特的第三部作品。小说于2008年一经出版，不仅占据《纽约时代》（New York Times）畅销书排行榜50周之久，更一举获得2009年美国文学最高荣誉普利策小说奖（the Pulitzer Prize for fiction）和2010年意大利五大最具影响力之一的班卡雷拉文学奖（the Italian PremioBancarella award）。西方主流媒体对它可谓广泛关注，给予了如潮好评。《纽约时报》发表评论说：“它成功结合了长篇小说持续、交缠的手法和短片小说灵光乍现的洞察力。”《华盛顿邮报》（Washington Post）认为，“斯特劳特对其笔下人物所给予的仁爱在悲痛欲绝和希望之间搭起了一座脆弱的桥梁，就似在绝望的雷区中一条隐约可见的小径。”鉴于小说作者和主人翁的性别身份，本文依托当代叙事学的相关理论，着力从三个方面来解读该作品：一是从叙事结构方面，考察作者以女性身份的独特叙述如何冲破“男性的欲望情节”；二是依托当代女性主义叙事学家罗宾·沃霍尔的“未叙述事件”原理和莫蒂默的“第二故事”的叙事概念，从《奥丽芙·基特里奇》中隐藏的第二故事探讨斯特劳特“不可叙述事件”的认知；三是从修辞性叙事视角，对小说进行的伦理判断，解读斯特劳特所关注的普世伦理主题。

一、性别的叙述：冲破“男性的欲望情节”

美国文评家彼得·布鲁克斯（Peter Brooks）在《阅读情节》“Reading for the Plot”中为传统“男性的欲望情节”（male plot of ambition）总结了如下三个特征：一是时间顺序清晰明了，不会打断对真实世界时间顺序的感知，从而使得主人公和读者都可以把握事件的过去、现在与未来；二是人物刻画始终聚焦于表达其欲望的男性主要人物；三是情节按照发展、高潮、结局的模式有目的地向前发展[1]。仿佛旨在冲破传统男性叙事的藩篱，斯特劳特的《奥丽芙·基特里奇》无论从故事的时间叙事安排、抑或主要人物的表现与刻画，还是故事情节的发展、整体结构的布局都凸显了女性主义叙事的与众不同。其中，最具特色的是其结构编排。《奥丽芙·基特里奇》由十三篇相互独立的短篇故事组成，是小说女主人公奥丽芙·基特里奇的存在把它们串联成为一部情节交织、具有内在连续性的长篇小说。这个在缅因州海边小镇克罗斯比初级中学担任数学教师的女人在有的故事中充当主人公，在有的故事中只是作为路人出场，她在故事中所充当的角色的性质俨然把这十三篇故事分割成两大部分。

小说以《药店》开始，用奥丽芙的丈夫亨利·基特里奇的一次未付诸于行动的婚外情把读者引入这个平凡的海边小镇。奥丽芙并不是小说第一个故事的女主人公，她在这里充其量只能算是个配角，用她的尖酸刻薄、性情暴躁来衬托小说第一段“婚外情”中安静、内向的女主角丹尼丝。奥丽芙第一次充当女主角已经是小说中第四个故事《小插曲》。女主人公的姗姗来迟不禁让人联想到列夫·托尔斯泰笔下的《安娜·卡列尼娜》。除了《小插曲》，在十三个短篇中以奥丽芙为女主人公的还有《殊途》《郁金香》《安检》和《河流》四个故事，其他八个故事讲述的都是和克罗斯比小镇有着各种各样关系的人：他们要么是祖祖辈辈一直居住在克罗斯比小镇，对小镇上的人或事了如指掌；要么小时候生活在克罗斯比，长大后搬走又由于各种不同的原因回来的；要么是来克罗斯比度假，或者退休后想找个安静的小地方安度晚年而来到克罗斯比的。除了奥丽芙·基特里奇和克罗斯比小镇这两个共同的叙事元素，可以说这八篇故事都是彼此独立、互不交集的。作者斯特劳特在安排这十三篇故事时，好似着意把这两大类故事互相穿插在一起，从而使奥丽芙的故事总是不断地被许多不同人的故事打断。这样的编排一方面使小说具有了后现代主义色彩的“拼贴”特征，另一方面使小说的女性叙述具有了独特的叙事效果：文本动力系统遭到破坏，叙事进程遭遇阻碍。

由于相互嵌入的叙事安排，《奥丽芙·基特里奇》中不少故事在文本动力层面和读者动力层面都受到了不同程度的干扰和破坏。比如《涨潮》中得了抑郁症、在真实的现实生活中找不到认同感和存在感而身心俱疲的凯文回到克罗斯比小镇本想实施安排好的自杀计划，却意外遇见自己初中时的数学老师奥丽芙·基特里奇。奥丽芙以一个“多年不见的熟人”的身份引领读者强行闯入凯文封闭的世界，想用自己父亲和儿子也都是抑郁症患者，其父还因此用枪了断了自己的事实，让凯文知道他那因抑郁症而最终走上绝路的母亲的死既不是她（凯文的母亲）的错，也不是他（凯文）的错。叙事情节发展到此，读者阅读期待指向同一个方向：凯文到底会不会自杀呢？然而故事却以凯文和奥丽芙一起营救溺水的（抑或是想投河自杀的）帕蒂戛然结束，小说的后续章节也再未提到凯文。这种独特的结构编排切断了故事的文本动力，同时也使读者无法对接下来的情节做出连续性的反应，进而丧失读者动力。小说的文本动力和读者动力随着每一个短篇故事的结束遭到一次又一次的破坏，叙事进程也随之搁浅。每一篇故事都仿佛变成了搁浅在海底暗礁中的运宝船，它运载了什么宝藏无人知晓，变成了永久的悬念。

二、隐藏的“第二故事”：讲出“未叙述事件”

叙事文本中存在着四种故事的叙述，已发生事件的叙述和未叙述、未发生事件的叙述和未叙述。当代女性主义叙事学家罗宾·沃霍尔（Robyn Warhol） 认为，“未叙述事件”（the unnarrated）是指那些可以从文字中看出来的显然没有被讲述、却被确认是已发生过的事件，其目的是更加显示出叙述者拒绝讲述[3]。进而追究叙述者拒绝讲述的根源，沃霍尔从性别文化立场出发对“未叙述事件”进行叙事意图分析，认为“未叙述事件”的内容反映并构成了受众关于政治、伦理、价值观的发展意识。其中对“不可叙述事件”叙述意愿的转变，如性、暴力、创伤等情节从传统现实主义文学作品的故意遮蔽、迂回叙述到当代新现实主义小说对这些主题的关注、聚焦，显示了不同历史时期承载的不同社会潜在规约对叙事主体叙事意图的巨大影响。

就“不可叙述事件”，莫蒂默（A.K.Mortimer）提出了“第二故事”[2]叙事概念。根据莫蒂默的定义，“第二故事”是叙述者没有讲述的一个“秘密”，是暗示主题意义的一股叙事暗流，读者需要推导出这个秘密来获取完整的情节发展，也只有看到了这股暗流，才能达到对作品较为全面和正确的理解[3]。“第二故事”一般具有以下几个特点：首先，第二故事往往位于情节中的某个局部位置，而不是贯彻于整个叙事；其次，构成第二故事的谋杀、婚外情、乱伦等事件是情节发展本身不可或缺的因素；再次，第二故事时情节中缺失的一环，读者会感受到这种缺失，从而积极去寻找。

《奥丽芙·基特里奇》中隐藏的“第二故事”非常多。有丈夫对妻子的不忠、妻子对丈夫的背叛；有母亲对孩子的摧残，虽然这种暴力总是打着“爱”的名义；有各种各样的创伤，有肉体上的，更多的是心灵上的；有小偷、有性交易者，甚至还有谋杀犯。这些“秘密”散落在小说中一个又一个的短篇故事里，成为作者不动声色地描述这个平凡小镇上平凡人的平凡生活时所暗藏的股股暗流，等待读者把它们找出来[4]。以奥丽芙的故事为例，小说中，以奥丽芙为主人公的五篇故事虽然松散地穿插在其他人的故事当中，串联起来也为读者勾勒出基特里奇家许多隐藏的“秘密”：丈夫亨利和妻子奥丽芙都有婚外情，他们俩唯一可以为自己的“出轨”行为进行辩解的借口也许是“我”和她/他没有发生肉体上的关系，虽然他俩都有要和那个她/他离家出走的意愿，但终因没有付诸实施而可以以此来自我安慰，并能标榜说自己的家庭生活是符合社会规约的。在一个父母之间没有爱情的家庭长大，克里斯托弗·基特里奇没有学会爱人的能力。为了成为这个“有副暴烈的坏脾气”“对着爸爸大吼大叫”“会让人感到害怕”的妈妈的有教养、学习好的乖儿子，克里斯托弗逐渐成了一个“从来都不和人交谈的”抑郁症患者。虽然两次婚姻中与克里斯托弗结合的女人都不是奥丽芙喜欢的儿媳妇，第一个女人也在结婚不到一年就离开了克里斯托弗，但两次婚姻无疑帮助克里斯托弗成长为一个独立的人。第一次婚姻帮助他“逃离”了妈妈奥丽芙的“控制”，第二次婚姻让他学会了怎样对奥丽芙说：“我不想再活在对你的恐惧中，妈妈。”也让他知道怎样告诉妈妈，“我邀请你来小住，是因为我想见你。”

除了夫妻之间的背叛、母子之间的伤害，《奥丽芙·基特里奇》中隐藏的“第二故事”还有《钢琴演奏者》中在家中卖淫的家庭主妇；《罪犯》中那个公理教会牧师家庭长大的女孩瑞贝卡，她不仅因为爸爸曾说“我憎恶偷东西的人”而去偷东西，还准备因为一本杂志把诊所烧了，当个纵火犯；《郁金香》在那个原本让人艳羡的富家子弟却可以像杀人恶魔一样连捅一个女人二十九次，让读者不由联想到现实生活中西安小伙药家鑫的悲剧。斯特劳特的新现实主义小说最终把在传统文学作品中视为“不可叙述事件”都讲述出来了，并且以一种隐秘的“第二故事”的形式来讲述。这种叙事形式和叙事内容都更强调叙事主体的控制力。正如沃霍尔认为，事件自身不存在真实或虚构的本质差异，都是叙事行为的产物，社会规约、叙事意图则支配叙事行为，造成文本类型的差异[5]。斯特劳特这样的叙事行为映射了当代美国对于“创伤”的认知：如果要疗好创伤，就必须把故事讲出来。

三、孤独与爱的二元对立：修辞性叙事学的核心概念伦理判断

伦理是詹姆斯·费伦修辞性叙事理论建构的一个核心理念。伦理判断作为叙事判断的重要组成部分伴随着整个叙事进程，进而影响读者对叙事的情感参与、伦理参与和审美参与。费伦认为，“叙事中的伦理判断不仅包括我们对人物和人物行为的判断，而且也包括我们对故事讲述行为本身的伦理的判断，尤其是隐含作者之于叙述者、人物、读者之间的关系所涉及的伦理。”[6]审视《奥丽芙·基特里奇》中人物、故事情节、叙述者和隐含作者的关系，这部小说的伦理关键词应该由什么来阐释呢？因为这部小说的作者和主人翁都是已经步入中老年阶段的女性，有些批评家把它解读为“凸显老人关怀”；有些批评家因为小说中数量众多的婚外情而从女性在婚恋中所遭遇的创伤谈起。笔者认为，《奥丽芙·基特里奇》虽然是由一位女性作家书写的一部主人公为女性的现实主义作品，但它所涉及的伦理话题不仅仅局限于女性的范围，而是一个适合于整个社会人群的普世主题：孤独与爱的二元对立。

因为奥丽芙一家的故事和其他不同人的故事之间相互嵌入的叙事结构，《奥丽芙·基特里奇》始终处于一种动态平衡的悖论状态：海边小镇克罗斯比平静、安逸的生活和居住在这里的人们令人震惊、引人深思的故事之间的对立；人物内心的孤独、惶恐不安和对爱的畸形、病态的渴盼、追寻之间的对立。这一系列叙事的悖论关系在作者斯特劳特所探寻的伦理话题——孤独与爱的二元对立中得到暂时的统一。

纵览小说全文，“孤独”可谓无处不在。首先奥丽芙一家三口每个人都是孤独的。奥丽芙的孤独感从小说开始就存在，受不了身边“这个虚有其表、哗众取宠的头号好好先生”亨利，性情暴躁让她在家里和学校都没有什么朋友。在儿子的婚宴上，奥丽芙却想到“孤独能杀人——以不同的方式要你的命”。随着儿子克里斯托弗搬到加利福尼亚然后离婚，丈夫亨利中风瘫痪，变成一个又聋又瞎的人，奥丽芙“发觉自己正被一种无法忍受的孤独感压得喘不过气来”[7]147。老好人亨利·基特里奇虽然面对外人微笑不离嘴角，但这微笑背后的他却很辛苦。奥丽芙不陪他上教堂，他就担心这就“是把家庭危机曝之于众”。奥丽芙对他喊“我受够了，完全受够了”时，亨利“身心像浸在了柏油里，喘不過气来”。儿子离开他们后，亨利喜欢对奥丽芙说，“没了我，你一天都活不下去，奥丽芙。要是明天我死了，你怎么办？”但事实的真相是他内心的孤独让他无法自己一个人生活，正如他对奥丽芙喊出的话，“你不会离开我，对吗？”儿子克里斯托弗的孤独在读者面前展现得最淋漓尽致。小时候，为了一项家庭作业或者一件未做的家务就受到妈妈过分的苛责。在令人惧怕的妈妈面前变成了一个“从来都不和人交谈的”抑郁症患者。除了奥丽芙一家，可以说小说中每一篇故事都充斥着灵魂无所寄托的寂寥之人。《涨潮》中的凯文是纽约一家医院的实习医生。女朋友克莱拉抛下他成为那最后一根稻草，让他准备回家乡了断自己的生命。在世人的眼中，凯文年纪轻轻，事业大有前途，就为了一次失恋产生轻生的念头实在令人费解。问题真正的症结是没有人留恋他，也没有一个地方愿意收留他，给他家的感觉。这种孤独感让他在这个世界上无处遁形。凯文想念他的妈妈，可他妈妈在他小时候就因为抑郁症在自家厨房开枪自杀。妈妈自杀后，爸爸带着他搬离这个令他们伤心的地方，走得越远越好，离熟人越远越好，后来他爸爸连儿子也不愿意见了。凯文“换了几所大学，每次拿到奖学金或取得学位，父亲都从未露面”。凯文频繁更换学校是因为他觉得没有一个地方适合他，没有一个地方可以成为他的家。这种“无家可归”的孤独感来自于没有朋友可以诉说，没有情人可以依靠的困境。

这种孤独感在快节奏的后现代社会成为了人们的一种通病。就像面对铺天盖地的沙尘暴，风沙的威力下谁都难以幸免，孤独覆盖了许许多多人的心灵。无论是那些因儿女们长大、结婚离家而感到孤寂的老人，还是那些置身于“像墓石一样封闭在信仰中”但爱情早已经枯竭的婚姻中的中年男女，或者是整天穿行在人流涌动的大都市、内心却像沙漠一样荒芜的年轻人。这种孤独感让人惶恐不安，八爪挠心。有的人承受不了这种重压，想结束自己的生命好一了百了；有的人四处寻找能让自己松弛下来的安全感。正如奥丽芙所说：“人们认为爱可以带来安全感。”[7]220于是各种以“寻找爱”为由头的婚外情充斥在整部小说中，《冬季音乐会》让读者看到一个瞒着妻子利用出差的机会去另一座城市约会相好的“模仿丈夫”；《钢琴演奏者》中未婚的酒吧钢琴女为了个已婚的市政管理委员浪费了自己的青春；《一筐旅程》里落魄的表妹和收留自己照顾自己的表姐的丈夫有苟且之情。作者斯特劳特在孤独与爱的二元角逐中，并没有像美国新现实主义小说作家罗伯特·斯通那样“让他的主人公们去寻找生活的意义，但总不让他们寻觅到人生的真谛”[8]。作为一位女性作家，斯特劳特在小说结尾阐释了自己对“孤独与爱”这一伦理主题的解读。就像小说最后一个故事《河流》的题目所象征的，人的一生就像一条奔流不息的河流，孤独则是途中一定会有的分叉、暗流。但不用怀疑，总有一个地方是“它”可以投奔的，无论是湖，还是海。这么一个 “地方”的存在也最终诠释了“它”活着的理由。《河流》中，已经年过七十的奥丽芙遇上了从大学教职退休后来小镇克罗斯比养老的杰克·肯尼森。一对上了年纪的老人，“他们都需要找个人倾诉，找个人来聆听，于是，他们就这么做了。聆听。倾诉。再聆听。”[7]274读者不能说孤独的奥丽芙在她人生的最后一个阶段因为杰克的出现就不再孤独了，但她找到了一个需要她的人，“而这给了她一个在人世间的位置。”[7]284这不正是这部小说中的人物们所企及的，不也正是现实中的我们所追寻的吗？

四、结束语

作为斯特劳特的第三部作品，《奥丽芙·基特里奇》在叙事方面表现出美国新现实主义小说中突出的女性意识。斯特劳特从女性作家的叙述视角出发，通过十三篇相对独立的短篇故事打破传统小说之情节构造必有发展、高潮、结局的男性叙事构架，并运用互相嵌入的叙事结构建构了女性叙事的独特书写模式。在这别具一格的文学样式下，一个又一个隐藏的第二故事彰显着作者斯特劳特的女性叙事策略，通过引领读者去体验阅读带来的感叹和不可思议，用故事中人物的话语和行为探讨孤独、创伤和爱的普世主题来实现女性的自我观照与自我认同。

参考文献：

[1]Brooks Peter. Reading for the Plot： Design and Intention in Narrative[M].Cambridge： Harvard University Press， 1984.

[2]Mortimer Armine Kotin. “Second Stories.” Short Story Theory at a Crossroads[M].Ed. Susan Lohafer and Jo Ellyn Clarey. Baton Rouge： Louisiana State UP， 1989：276—298.

[3]羅宾·沃霍尔.新叙事：现实主义小说和当代电影中怎样表达不可叙述之事[J].宁一中，译.语文学刊，2006（12）.

[4]申丹.何为叙事的“隐性进程”？如何发现这股叙事暗流？[J].外国文学研究，2013（10）.

[5]孙桂芝.叙事学与女性主义文学批评的联姻——论罗宾·沃霍尔的“未叙述事件”[J].文艺争鸣，2014（3）.

[6]尚必武.展示修辞性叙事理论的力量：评《体验小说：判断、进程及修辞性叙事理论》[J].外国文学，2008（4）.

[7]伊丽莎白·斯特劳特.奥丽芙·基特里奇[M].张芸，译.佛山：南海出版社，2011.

[8]朱世达.从十本书看美国人的精神境界[J].读书，1982（5）.

（责任编辑：陈 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