雷永强(河南科技大学 马克思主义学院，河南 洛阳 471023)

就乐教而言，春秋战国之际，整个思想界存在着一股影响极大的“非乐”思潮，道家、墨家、法家几乎无一例外地对儒家所推崇的先王乐教传统持批判甚至否定态度，使儒家乐教经受着前所未有的冲击。为了应对这一“非乐”思潮，荀子适逢其世，主张“君子必辩”(《荀子·非相》)，以儒家道统的继任者与担当精神，对当时并为显学的墨家“非乐”论进行了彻底地历史清算。这种“辩”实为维护孔子之儒家乐教正统地位而发。它建立在对先秦诸子学说“同情的了解”之基础上，既有对儒家内部的学术清理，也有对当时诸子学说的批判继承，成为先秦儒家乐教理论的集大成者。荀子在《乐论》篇中多次反诘墨子：“而墨子非之，奈何？”表现出极强的针对性。他注重于传统乐教的时代转化，强调“先王乐教”在化性起伪、德性人格培养以及乐和天下的教化功能，其“审一以定和”的和乐生成论反映出当时人心思定、渴望“大一统”的政治生态，亦彰显了儒家乐教的政治关怀。为整体呈现荀子的乐教观，本文从乐教“化性起伪”的陶冶功能、雅郑之辨的价值贞定以及“和”乐的审美接受与政治关照等三个方面略作申论，以就教于方家。

一、“化性起伪”——乐教何以可能

孟子“辟杨墨”，已经对墨家非乐论进行了回击，但由于墨家功利论影响深远，使得“天下之言，不归于杨，即归墨”(《孟子·滕文公下》)。面对墨家《非乐》的非难，荀子继孟子而起，作《乐论》进行回应，揭示出“墨子蔽于用而不知文”(《荀子·乐论》)的理论缺陷，使儒家乐教之“文”重新光倡于天地间。……